理论 | 团结和民主的同构：统一战线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逻辑

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建立和实行统一战线、在和平年代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基本目的之一就是实现团结和民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也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团结和民主是其两大主题。从统一战线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历史实践来看，团结和民主是同构在一起的：一方面，团结和民主互为内涵，团结意味着民主，民主也意味着团结；另一方面，团结和民主互为条件，只有在团结的基础上才能实行民主，同样只有实行民主才能实现团结，民主是达成团结的重要机制。团结和民主的同构不仅证明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探索实践人民民主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意味着在中国共产党将人民民主提升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中统一战线仍将发挥关键作用。

民主的本质是人民主权，而人民则是民主的根本主体。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主的探索实践是以将绝大多数民众凝聚成人民开始的，人民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同广大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产物，人民在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从大多数到绝大多数的发展过程，统一战线是将人民的规模从大多数提升到绝大多数的关键所在。从大多数到绝大多数，不是单纯的政治规模上的变化，而是有着内在的政治逻辑上的质变。具体而言，统一战线在将人民从大多数发展到绝大多数时也将团结逻辑带到民主政治中。

统一战线的立论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具体认识。在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之前，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手工业发达的、由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构成的“四民社会”。近代中国社会在“欧风美雨”的渗透下，传统的“四民社会”开始发生缓慢且影响深远的变化，其中“中等社会”的出现是此种变化的重要结果。“中等社会”主要是新出现的社会力量，从事工商业者和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学生是其中的主干；同“中等社会”相对应的社会力量则是“上等社会”和“下等社会”，“上等社会”是指统治集团，而“下等社会”则指底层劳动大众。“下等社会”在规模上具有优势，是中国社会中的大多数，而“上等社会”和“中等社会”都是少数，中国的权力结构及其变迁取决于“多数”和“少数”的具体关系。

作为新生的社会力量，“中等社会”的出现改变了时人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传统意义上的士、农、工、商共同组成的“四民社会”开始解体，这同时也说明中国社会进入新陈代谢的历史时期。陈旭麓发现，“中等社会”承担着“破坏上等社会”和“提携下等社会”的责任，并且必须依靠“下等社会”才能“破坏上等社会”，因而“中等社会”体现了“中国近代各种社会实力的消长，并很快成为推进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决定性力量”。虽然“中等社会”在中国社会新陈代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中等社会”在规模上毕竟是少数，只有通过“提携下等社会”才能达成“破坏上等社会”进而完成旧邦新命的历史任务。由此可见，从清季开始，中国的前途就同能否将中国社会中的大多数民众联合起来并密切联系在一起。

尽管“中等社会”肩负着领导责任，但是“中等社会”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如果仅仅依靠“中等社会”在中国社会中的结构性位置以及新社会力量的性质，是不可能达到提携“下等社会”从而同“下等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目的的。只有在“中等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从其中分化出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在此基础上组成先锋队政党的情况下，中国才找到将大多数人团结起来的道路。毛泽东就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就是由少数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政党，通过其发达的组织体系、有效的动员机制、合理的纲领和政策，少数先进分子如同一颗颗革命种子一样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从而同劳动大众密切结合在一起。少数先进分子和劳动大众的密切结合，使得中国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组织起来，并且构成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基本支撑。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不再受“上等社会”“中等社会”“下等社会”组成的概念框架的限制，而是提出阶级社会这一新的剖析社会力量的认知框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理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近代社会结构进行分析，得出中国是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等组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当然，对社会结构进行分析并不是最终目的，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界定清楚革命阵营的构成才是阶级分析的最终目的。毛泽东指出：“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通过对各社会阶级在革命中的利益考量，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社会的革命力量主要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组成，其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规模最大的阶级故而是革命的主力军，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工人阶级在中国社会中都是少数，因此要革命就必须首先和农民阶级建立工农联盟。中国共产党通过动员、组织、教育工农群众，形成以党为领导核心、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支持中国革命的大多数。大多数诚然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但是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仅仅依靠大多数还是不够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大多数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革命阵营的规模从而达到绝大多数。归结起来看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革命不是单纯的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同时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因此，要成功地推进社会革命就必须广泛深入地动员群众，在最大程度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终形成一支强大的足以战胜敌人的革命力量。二是中国革命的目标是建立现代国家，而现代国家的核心特征是将统治直接建立在民众同意或者默认的基础之上从而确立人民主权，人民是由绝大多数人共同组成的政治实体。三是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但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持续入侵下，多民族共同体陷入四分五裂的危险境地；为了能够将多民族共同体保存下来整体带入现代化轨道，就只能从多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入手，通过将多民族共同体的绝大多数成员团结起来，从而实现巩固和发展多民族共同体的目的。

从大多数到绝大多数的关键是同资产阶级中的左翼和中间力量建立统一战线。资产阶级的左翼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则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中最需要注重的阶层，“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就是从这个群体中分化出来的、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少数人同工人阶级结合而成的新型政党，因此将党外的左翼知识青年带入正确的革命道路、充分发挥他们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是统一战线的一个重点工作。资产阶级的中间力量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来说，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如何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共产党推行统一战线的一个难点，但是中国共产党要将大多数发展成绝大多数又必须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

能否同资产阶级建立巩固的统一战线，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革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能否将大多数提升为绝大多数的关键，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特点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后退一步”。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是通过协商实现的，通过协商取得最大共识，以共识凝聚各种力量从而达成最大范围内的团结。

团结是统一战线的政治逻辑，其要义在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参与政治、依靠政治创造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将工农大众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实现革命力量从大多数到绝大多数的发展，内在取得的重要成就则是将团结植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之中，从而使中国的民主具有根源于现代国家建构过程的特质。在团结的基础上实行民主，通过民主巩固和发展团结，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个基本实践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民主，团结构成中国共产党理解民主内涵的重要维度和实践民主的重要资源；更明确地说，根源于统一战线的团结逻辑对民主进行了重构。在团结逻辑的塑造下，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在中国具体实践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以由绝大多数人构成的整体性质的人民作为根本主体，人民内部的团结是实行民主的基础，民主也必须巩固和发展人民内部的团结，民主是促进团结的重要机制，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质量更依赖协商而非选举、更注重合作而非竞争。

人民主权是现代国家的根本原则，现代国家的权力及其统治的正当性来源于人民的支持，因此人民主权必然要求在现代国家实行民主。如何实行民主呢？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经验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代议制，另一个是竞争性选举。代议制是资本主义国家在民主政治上的重要发明，它通过人民的代表来掌握权力和实行统治，从而间接地实现人民主权。很多意见倾向于认为，在现代国家实行民主受制于人口多、地域广，代议制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其实不然。普通民众在革命中展现出的巨大能量让政治精英心生忌惮，才是资本主义国家用代议制实行民主的深层原因。民主政治离不开普通民众，但是在完成授权之后“完全排除作为集体身份存在的人民”，则是代议制的要义。竞争性选举是同代议制高度契合的政治技术，人民的代表必须从竞争性选举中获得多数选票的候选人中产生，其内涵是竞争越充分则选举越有效、代表越是能够体现民意。熊彼特就认为：“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在熊彼特的影响下，竞争性选举就从本来是实行民主的一种政治技术提升为民主本身，从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形成了将民主等同于竞争性选举的思潮。

其实，竞争性选举诚然是同资本主义相适应的政治技术，但是在实行民主上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具体言之，竞争性选举的基本规则实际上是多数决定，候选人能否成为人民的代表端赖能否在竞争性选举中获得多数选票的支持。从形式上看，候选人由于得到民众多数支持故而成为人民的代表，但是人民的代表究竟是代表支持他的多数选民还是代表包括支持他的多数在内的人民则是一个未解之谜；并且所谓的多数选民其实只具有微弱优势，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微弱优势使候选人胜出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即使候选人以比较大的优势胜选，他所获得多数支持也只是参加投票的多数而非人民中的多数。围绕着多数决定进行的竞争选举只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环节，如果将其作为普遍规则贯穿到民主政治的全过程之中，就会将民主政治扭曲为精英政治，特别是在民众除了参加投票以外不再有多种途径广泛参与政治的情况下，人民主权其实就沦落为一句空话。

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实践民主政治是以人民为根基的，人民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主体力量。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构现代国家的历史过程中由绝大多数民众构成的整体性质的政治力量，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社会契约论想象而成的抽象整体的人民。在中国现代政治中，人民不是自然形成的，更不可能通过想象而成，它是中国共产党同广大民众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结果，阶级划分、政治整合、政党领导共同构成的政治过程是将绝大多数民众塑造成人民的过程。人民作为一种整体性质的政治实体出现在中国现代政治中，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和具体实践；进而论之，人民不仅是主权者从而以整体身份掌握国家权力、赋予国家权力正当性，而且是行权者从而以公民身份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的管理。

更进一步地说，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将人民主权具体落实为人民治权，人民要全过程地出现在中国现代政治生活中。毛泽东在论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时就指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同时，毛泽东认为那种将民主局限在代议制范围内的制度同社会主义是完全不相适应的，“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人民治权就是普通民众作为公民能够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的管理，只有人民能够行使治权，人民才是始终存在于政治生活中的实体；反过来，人民只有全过程地参与政治生活，才是在行使治权。由此可见，人民的性质内在地要求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进一步落实人民治权，而落实人民治权则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民主只能是以人民为根本主体力量的全过程民主，即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探索将人民主权具体落实为人民治权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认识到“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换言之，只有始终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够将人民主权具体落实为人民治权。为在政治生活中始终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一方面，从总体战略上必须“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另一方面，在具体工作上必须“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全新的重大理念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践深入发展以及经验积累日益丰富的结果；同样，全过程人民民主又为我们深入理解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内涵提供了新的维度。

这个新的维度就是团结。人民当家作主是保障人民全过程参与政治生活的具体实践，人民始终是政治生活中的根本主体，而且是由绝大多数人构成的整体性质的政治实体，然而构成人民的绝大多数人不是由法律界定的公民。虽然绝大多数人在形成人民之后作为人民一分子而成为公民，但是就绝大多数人的原初状态来说，他们都是处在不同社会阶层、有着不同利益关系的现实的个人；而要将千差万别的现实的个人凝聚成整体性质的人民，就必须遵循团结逻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实现团结的目的。

团结逻辑的要义在于，人民内部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但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质的矛盾，只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的矛盾，因此人民内部的矛盾是能够通过民主的方法加以正确解决的；并且，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实现更好更大范围内的团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能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团结，进而使人民始终是整体性质的政治实体和有活力的全过程地参与政治生活的根本主体。

要言之，团结是人民的品格。

不仅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主体的人民必须由团结来巩固和发展，而且作为人民构成一分子的公民个人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的过程也始终贯彻着团结逻辑。人民当家作主意味着每一位公民都有权利参与政治生活，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发表意见，积极表达自身的利益关切、追求自己的正当利益。但是，由于社会地位、利益认知、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异，公民之间在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分歧，此时就必须寻找最大公约数，否则政治将难以产生有效成果。寻找最大公约数的过程，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用团结来软化分歧和转化矛盾，从而取得最大共识并达到新的团结，是人民能够当家作主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人民当家作主能够取得积极效果、依靠民主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条件。

无论是人民作为整体性质的政治实体始终存在于政治生活中，还是作为人民一分子的公民直接参与政治生活，都证明团结逻辑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进行着强有力的塑造，其集大成者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偏重协商和合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人民内部商量好怎么办，不商量或者商量不够，要想把事情办成办好是很难的。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更明确地说，有事好商量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谛是团结逻辑塑造民主的结果。因为有事好商量是团结的深层结构，或者说有事好商量是决定能否团结、在多大范围内团结、团结的效果怎样的关键因素，所以在团结基础上实行民主、以民主巩固和发展团结就自然使有事好商量成为民主的真谛。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团结逻辑能够塑造民主，在根本上是由于团结逻辑和民主逻辑是高度契合的。团结逻辑的根本遵循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使绝大多数人能够凝聚成人民。团结是统一战线带给民主的，既为民主创造根本主体，又为巩固和发展人民创造基础。民主的本质是人民主权，人民是民主政治的根本主体，而人民则是由绝大多数人构成的；没有团结逻辑发挥作用，是不可能将绝大多数人凝聚成人民的。由此可见，团结就是民主，民主也是团结；两者互为内涵，并且以人民为纽带同构在一起。在团结逻辑的塑造下，人民全过程地在民主政治中发挥作用时，社会主义民主在中国的实践就自然从人民民主提升为全过程人民民主。

团结对民主的塑造使有事好商量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谛，这就意味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不可能通过竞争性选举，而只能通过集中体现有事好商量这一精神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协商。换言之，当团结逻辑完成对民主的塑造从而使团结和民主互为内涵时，团结逻辑内在的协商资源就成为实行民主的基本条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依赖于对协商资源的充分利用，只有将协商资源发展成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协商技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质量才能达到高水平。广泛多层制度化协商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依靠的政治技术。

民主对团结的倚重在统一战线中就已经开始形成。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既认识到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又发现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挑战，因此为了将绝大多数人凝聚起来组成强大的民主力量，就必须注重团结逻辑的实际效能。中国共产党肩负着统一战线的领导责任，在依靠团结争取民主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共产党员应和党外一切先进分子协同一致，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而努力。必须懂得，共产党员不过是全民族中的一小部分，党外存在着广大的先进分子和积极分子，我们必须和他们协同工作。那种以为只有自己好、别人都不行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走向胜利从而实现民主，就必须依靠绝大多数人，然而共产党员只是少数，因此共产党员必须团结多数，才能形成绝大多数人，从而形成巩固的有力量的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团结逻辑的集中体现，而团结逻辑的运行机制就是协商即商量。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商量就是要从全局出发，在政治生活中照顾到多数人和同盟者的意见。毛泽东就说：“共产党员在领导群众同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必须有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的观点。”更具体地说，“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就是照顾多数的观点。在一切有意愿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那种独断专行，把同盟者置之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必须善于照顾全局，善于照顾多数，并善于和同盟者一道工作”。不难发现，与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政治力量、不同的观点充分协商，取得最大共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得民主时倚重的至为关键的政治技术。

正是由于协商在凝聚革命力量争得民主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行都将协商作为根本性的政治程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规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以协商为根本性程序的政治，自然以协商作为实行民主的政治技术，从而使民主政治具有新的特点。周恩来在分析民主的具体过程时就指出：“到开会的时候才把只有少数人了解的东西或者是临时提出的意见拿出来让大家来讨论决定，这是旧民主主义议会中议事的办法。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协商议事不仅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而且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技术，在这种政治技术的支持下，社会主义民主能够不断发展和持续积累成效，进而为更进一步的发展奠定基础。

民主对团结的倚重集中落脚于对协商、商量办事的倚重，其所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协商民主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协商民主深深嵌入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必须更高质量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键是要增强和扩大我们的优势和特点，而不是要削弱和缩小我们的优势和特点”。这就是说，协商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从人民民主升级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时，协商的作用仍然是至为关键的。高质量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取决于协商这种政治技术的发展成熟。

能够支撑并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倚重的成熟的政治技术必须是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协商。首先，协商必须是广泛的。择其要者，包括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同时“建立健全提案、会议、座谈、论证、听证、公示、评估、咨询、网络等多种协商方式”，将协商从统一战线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拓展到整个全过程人民民主之中。其次，协商必须是多层次的。协商是全国各个层级都必须要做的，“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最后，协商必须是制度化的。协商纳入决策程序，从而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程序性环节，非经协商不决策，协商于决策之前、决策之中、决策之后，在形成协商技术体系的基础上将其法制化，“确保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

广泛多层制度化协商充分遵循着广泛商量、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这种民主精神和民主方法。协商从精神、方法向成熟的政治技术体系的转变，使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越来越倚重协商、越来越倚重团结。进而论之，团结逻辑的实践效能以及协商的技术体系化，是决定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质量高低的关键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民内部各方面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由此可见，如果说社会主义民主在中国的实践是在团结的基础上从协商开始的，那么社会主义民主在中国的成熟同样离不开团结和协商。可以说，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民主和团结的同构自革命年代生根开花以来结出的最重要的果实。

总结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对团结逻辑的倚重突显了统一战线在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统一战线孕育的团结逻辑对民主内涵进行重构从而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倚重协商；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化形式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对协商的实践以及协商从方法向技术的发展，则进一步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从人民民主升级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键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在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和追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高质量实践的新时代，统一战线是发展和检验协商技术体系的核心领域，它能够以成熟的协商技术体系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关键支撑。当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高质量发展也将积极回馈统一战线的发展，从而使两者相得益彰。毫无疑问，统一战线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键作用，是社会主义民主在中国实践的重要特点和显著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