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著
從「功課單」到家政學—《聶氏重編家政學》所見晚清閨秀的家政論述
周叙琪（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學者）
本文關注「家政學」在 20 世紀初文化劇變中的移植轉譯過程。1903 年出版曾紀芬的《聶氏重編家政學》，乃「和製漢語」輸入中國時，最早的翻譯家政教科書之一。她對「家政學」的理解（或誤解），立基於家庭遺產及女學論辯的時代潮流，背後有其特定的立場和觀點，凸顯出中日「家政學」轉譯過程中的交涉與磨合。另一方面，此一個案研究，有助於我們發掘作為「家庭主婦」的晚清閨秀在近代中國社會改革中的能動性，此與過去學者從研究晚清「才女」轉型的取徑，也應有所區別。《聶氏重編家政學》以下田歌子《新選家政學》為底本，所主張「適應中國國情」的重新編輯，不只是客觀上中日氣候環境和生活習俗的差異，更重要的是，由於「主婦」概念蘊含著對理想家庭價值的期待，因此「家政學」便成為體現不同文化觀念和經濟生活的論述場域。書中所描繪的「內政總理」，乃是一種將傳統儒家婚姻觀、三從四德與西方女性新角色結合起來的中西文化雜揉體，並且強調主內政者的家內權威與道德人格之追求，全然不同於下田氏強調科學治家的「專業主婦」，由此重新塑造對「家政學」的新詮釋。
徐玉英告狀：一樁「誘姦案」中的現代中國轉型困局（1933-1935）
李世鵬（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1933 年，寧波少女徐玉英在上海狀告滬上富豪姬覺彌對其施行「誘姦」。案件的原被告雙方分別是籍籍無名的「弱女子」與威震上海的大富豪，從而引發社會廣泛關注。該案審理過程未曾公開，但媒體全程跟蹤報導，成為喧騰一時的話題。法庭在重重疑點中潦草結案，認定姬覺彌無罪，由此引起社會輿論的普遍質疑。不但如此，原告徐玉英之律師、徐玉英後援會及一眾質疑司法不公的媒體反被法院偵查與處分，這更導致新聞媒體和一般民眾的極大憤慨。國民黨上海黨部也在此時介入其中，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案件引發聲勢浩大的集體請願行動，使輿論與司法陷入不可調和的對峙局面。最終該案被上呈至蔣介石處裁決。除卻徐玉英與姬覺彌兩位當事人，媒體、法院、公眾、國民黨上海黨部、蔣介石等主體在這一案件中分別扮演了不同角色，共同推動著案件的後續發展。該案雖小，卻如同一部「奏鳴曲」，展演出 1930 年代走向現代化的中國社會內部司法與媒體、公眾等的多重矛盾，亦揭示出南京國民政府社會治理與中國現代轉型的諸多困局。
戰後公共衛生發展的婦女參與：以臺北市婦女會與臺北基督教女青年會為中心的討論
吳雅琪（銘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過去的公共衛生討論主要聚焦於疾病預防和國家控制，然而，若將公共衛生界定為社會集體行動以促進大眾健康，則彰顯出成功的公共衛生體系需仰賴社會動員和行動。婦女團體如何以婦女力量參與和推動公共衛生行動成為本文研究的重心。本文旨在探討戰後初期至 1970 年代，作為非政府機關又非醫療專業的婦女團體，參與公共衛生行動的模式及動態實況。以臺北市婦女會和臺北基督教女青年會為例，究明兩者在公共衛生的理念和目標，及其如何透過舉辦多元活動和執行計畫，推廣公共衛生範疇下的環境衛生和衛生教育，同時結合婦女工作和公共衛生行動，實現社會力量參與公共衛生的目的。從婦女組織的角度評估公共衛生的影響與意義，同時反思民間參與建構公共衛生網絡的可行性和面臨的挑戰。
書 評
評介 《裰織仙名：何仙姑信仰與廣東增江流域地方社會（960-1864）》
曾双秀（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