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榴花开籽同心 松潘建设者的故事】南征北战平匪乱 马放南山建家园——记原松潘县大队队员马友权

马友权，男，回族，1939年12月生，四川松潘人，中共党员。1956年6月加入松潘县大队；1963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63年转业到若尔盖北河军马场任指导员；1977年调回松潘县，先后担任镇江区公安特派 员、县人民法院民事庭副庭长。1991年退休。

“风萧萧，雨淋淋，战士卧身山林里。手足僵，腹中饥，雨雪湿身钢枪寒。待到冲锋号角起，奋勇向前把匪歼，不计性命去平叛，换来和谐好今天。”

时间回到1958年7月，在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执行剿匪任务的成都军区步兵某团某营九连为先头部队，奉命追击潜藏在这一带的土匪武装。由于九连是轻装出发，除了武器弹药，每人只携带了一袋炒面，在迭部县与土匪武装激战多天后，后勤保障陷入困境。土匪截断了九连与后方部队联络的唯一一条道路，让生活物资送不进来，企图将九连困死。土匪熟悉当地状况，在对面山林里设下埋伏，火力覆盖水源地，九连一名战士在找水时被打死。双方对峙三天三夜，战士们饿了就吃地里的嫩麦苗充饥，渴了就吸取草皮和树叶上的露珠。第四天天刚亮，九连副连长周济善命令马友权等三名战士收集战士们的水壶下山打水。其余战士集中迫击炮和机枪朝对面山林猛轰，掩护三人下山取水，土匪则用机枪朝三人疯狂射击。“子弹在身边嗖嗖地响，我们三个连滚带爬到了山下，取完水后拼命往山上跑，衣服裤子全被灌木林扯烂了，浑身全是刮痕，好在安全完成了任务。”回忆起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马友权老人说能在枪林弹雨中全身而退，和自己过硬的军事素质是分不开的。

第四天下午，迭部县大队送来了面粉和罐头。战士们补充了体能后，打死打伤多名土匪，缴获了不少生活物资。和后方部队取得联系后，他们合兵一处继续向前追击。这是马友权参军后参加的第一次战斗，因为表现出色被部队授予“先进标兵”和“五好战士”荣誉称号。

马友权是1956年6月加入松潘县大队的。当时毛儿盖地区发生土 匪武装叛乱，县大队在毛儿盖冬帐篷、达盖（现属黑水县）等地进行清剿。

马友权老人对这段经历没有过多地叙述，细细讲了一位藏族老阿妈的故事，他对老阿妈佩服不已。“当时镇江区工作队到毛儿盖支援，在腊子山遇上了土匪，交上了火，工作队的一位藏族女干部（红土乡人）被土匪打死了。她的母亲是积极分子，将自己的大儿子送去当兵，大儿子在训练时不幸牺牲了。她又把小儿子送去当兵。老阿妈想让儿女为国家做贡献，正是老阿妈这种做法让我坚定了去当兵的想法。”

1957年12月冬季招兵时，马友权在县大队的推荐下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独立三营的一名战士。部队驻防黄胜关，担负松潘、红原、若尔盖一带的剿匪任务。1958年4月部队调防若尔盖，与另一支部队合并为成都军区步兵某团，马友权是回族，和其他回族士兵被分在了九连。一直到1963年，他都在参加剿匪战斗。

在1958年7月至8月的这次剿匪战斗中，步兵某团派出的战士和西北剿匪部队两面夹击，将盘踞在若尔盖、迭部、玛曲、碌曲、卓里一带的土匪武装击溃，残匪四散溃逃。该团在战斗中负伤和牺牲了二十多人。

回忆起这次剿匪经历，马友权老人的眼眶里闪烁着泪光。“当时达赖叛逃出国后，西藏一乱，四川的一些地方也跟着乱了，还有国民党潜伏的特务、马步芳残余势力，土匪的构成太复杂了。这次剿匪战斗后，残余土匪躲进了原始森林，要挟寨子里的男女老幼都跟着跑，寨子都空了。部队晚上去找他们时，不能开电筒，只能前脚跟着后脚走，我的两个战友摔下山崖，掉进了大河里。但部队只能继续前进，剿匪战斗结束后，才在下游几十公里的地方找到了一个战友的遗体。另一个战友兰忠富，在这次战斗中一只耳朵被震聋了，后来退伍回到了农村。我们出发时都只穿了一身军装，四十多天后回来还是这身衣服，衣服都是破的。每个人的脸都晒脱皮了， 一个个都瘦得脱形了，头发又长又脏，简直是太艰苦了。”

那个时候的松潘草地，交通不便， 一无公路，二无汽车，大部分时间，部队出行靠两条腿，后勤保障靠人背。当时部队里流行一句话：“是兵不是兵，背上几十斤，白天黑夜都要急行军。”通常是土匪骑马在前面跑，部队跑步在后面追，有些战士的脚后跟肿胀，连鞋子都拉不上去。草地人烟稀少，常常茫茫几十里无人烟，他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安营。御寒用品就是一件雨衣，大家挨在一起相互取暖。为了战略隐蔽，不能生火做饭，夏天时，炒面伴着沼泽水就是一餐；冬天，渴了就咽冰雪。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马友权所在的部队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剿匪战果。

1958年12月，若尔盖嫩哇乡马鞍山，土匪头子尕尔玛带着六十多个土匪，准备逃窜至甘南州。九连守住“黑河”渡口，结果土匪从另外一个渡口过去了。天刚亮，位于山顶的土匪和半山腰的另外一支伏击部队 撞上了，双方交上了火。听见枪声后，马友权和战友们立即两人骑一匹马赶去支援。我方这支伏击部队人数较少，土匪居高临下，占据地理优势，打死了我方八名战士，打伤了三名战士。参谋长十分愤怒，又做了一次战前动员。马友权老人至今仍清晰记得参谋长的话：“战友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是需要我们的时候了。大家亮出刺刀，拿起手榴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带头跟着我往前冲！”九连的战士们冒着弹雨强攻土匪的阵地，当场打死了十二个土匪，余下的土匪骑马跑了。大部队追到辖幔乡，得知这股土匪已经逃窜至甘南州玛曲县，后协同西北 剿匪部队前后夹击，将这股土匪彻底消灭了。

马友权参加中共四川省茂县军分区第五届代表大会时的合影

1959年4月20日，西北骑兵部队将一百多名土匪从玛曲县赶到若尔盖辖幔乡境内，九连埋伏在辖幔乡黄河边上一个叫“独山坡”的渡口处。骑兵部队在后面追赶，空中有飞机上的机枪扫射，土匪边跑边放火，意图用烟雾遮住飞机上的战士的视线。当土匪逃到渡口时，九连的轻重武器一起射向土匪，打死打伤了冲在前面的土匪。一些土匪慌不择路，连人带马冲进了黄河，大部分土匪投降。

经历多次剿匪战斗后，马友权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标兵”和“五好战士”，他在1960年10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3年下半年，马友权转业到成都军区北河军马场，任党支部书记、指导员。当时军马场的干部都是转业老兵，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多次协同作战部队剿匪。“1968年8月，军马场接到命令，配合剿匪部队伏击一股从阿坝县逃窜过来的土匪。这股土匪主要是以前阿坝 县的土官和头人。我们立即赶到麦尔玛乡的一处伏击地点，占据有利地形，等待这股土匪过来。当这股土匪过来时，我发现其中一个人像是土匪头子，当即下达作战命令，狙击手将这个人一枪毙命，其他人 从三面包围了这股土匪，大喊缴枪不杀。土匪以为遇上了大部队，立即投降，清点了一下，投降二十一个。当剿匪部队赶到时，我们已经清理了战场，将土匪和缴获的物资移交给了部队。后来有一次，几个战友发现了几个可疑的人，很快就将他们缴了械，询问后发现是班佑土官携带家眷准备进山当土匪，战友们将他们押到军马场，后面移交给了县人武部。”

从1963年到1977年，马友权在北河军马场工作。按照规定，北河军马场每年要向部队输送五十匹三岁以上的战马，军马场年年超额完 成任务。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马友权从军马场调到了松潘县公安局，担任镇江区公安特派员，负责社会治安、民事调解、治安拘留等工作。那时候，公安局集后来成立的派出所、法庭的职权于一体，工作难度和压力很大。当时的办案条件不好，没有先进的交通工具，也没有多少经费，工作人员也很少。马友权经常带着书记员巡回办案，步行到大姓乡、白羊乡等边远乡村去调解民事纠纷。他召集村干部一同开展民事调解，这是松潘公安系统的创新工作方法。“到白羊乡去巡回办案，翻越桦子岭要走上两天时间，一去一来加做事，差不多十天时间就过去了。那时候每天的办案经费是八毛钱，到县公安局去报还不一定有经费。大家的觉悟都高，没人因为报不了经费怠慢工作。”

在工作中，马友权对治安拘留权的运用一直很慎重，能通过批评 教育让人改正的就不拘留。他始终秉持的一个理念就是：“这个人触犯了国法，对他进行处理是国法规定。但是他和我个人没有恩怨，该处理处理，该教育教育，该关心还是要关心。”

解放村的一个人被治安拘留期间，家属无人送吃的过来。马友 权每个月只有三十斤粮票，做好饭后要舀一碗给他，自己只能吃个半 饱。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让马友权哭笑不得的是镇江乡的一个惯偷，这人是个单身汉，几次被拘留都是马友权供他吃饭，后来他对马友权说：“在你这里才能吃上饱饭。”马友权只担任了镇江区公安特派员五年，但体恤民众的口碑至今在镇江一带的老年人中流传。

1982年，松潘县各地设立了派出所，县里也没了人民法院，公安特 派员这一职务退出了历史舞台，马友权被调到了县人民法院，任民事庭副庭长。在法院工作期间，马友权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91年，马友权办理了退休手续，为他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退休后，他积极参加松潘县金坑坝社区的志愿活动，为社区的发展建言献策——老兵不老，精神尚存。

采访接近尾声时，马老取出自己珍藏半生的老照片，有参加部 队集体活动的照片，有参加茂县军分区党代会的照片……这些照片，是他个人一生奋斗的真实写照，也是阿坝州剿匪平叛历史的缩影。对于今天的幸福生活，马老感叹良久。“我是旧社会出生的人。在旧社会，我们这些穷苦老百姓没有出头之日，是共产党带领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从此中国人民站了起来。松潘过去是个‘死角’，现在交通四通八达，每个村、每户人门口都铺上了水泥路。以前住的是杉板房 和石板房，现在家家户户都住上了楼房。汽车也普及了。我们的日子从来没有这样幸福过。我希望现在的人懂得感恩， 一要感恩共产党的领导，二要记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换来的，三要 感恩老一辈人的艰苦奋斗。”

作为一个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的老一辈革命工作者，马友权老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恩之情从没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