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国军：检察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工作践行“三个善于”的基本要求和实现路径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为国家检察官学院2024年春季学期首批调训班次授课时强调，要善于从纷繁复杂的法律事实中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善于从具体法律条文中深刻领悟法治精神，善于在法理情的有机统一中实现公平正义。“三个善于”为检察机关高质效办案提供了重要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检察法律文书释法说理，是检察机关在制作检察法律文书时，或者应有关人员请求，对文书所载的处理决定依据的事实、证据、法律、政策等进行分析阐述、解释说明的活动。检察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工作践行“三个善于”，是提高释法说理质效的治本之策，更是新时代新征程检察机关“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应有之义。

一、检察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工作践行“三个善于”的必要性

司法工作是通过说理解决纠纷的活动。释法说理不仅是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阐释说明，更是对当事人权益的尊重和保障，有利于实现案结事了人和、提升司法公信力。法律文书是释法说理的重要载体。目前，检察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迫切需要以“三个善于”为指导，全面提升说理质效。

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在我国古代就已经存在，主要体现为判词。判词不仅讲事实讲法律，更侧重劝解和说理，更体现天理国法人情，这与“三个善于”的要求是一致的。学术界普遍认为判词正式出现于西汉，如董仲舒的《春秋决狱》、应劭的《春秋断狱》等。《春秋决狱》现存6则判词，从内容来看，都是先简要阐述案情，再对案情进行分析，最后作出判决。宋代的判词重视对案件事实的分析和认定，说理性和逻辑性更强，如《名公书判清明集》。明清时期的判词更加注重证据分析，讲究说理方法，文字更为精炼，如《折狱新语》《清朝名吏判牍》等。中国古代判案的官员多由科举考试产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释法说理的终极目标是“息讼止争”。判词的形式和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完备，既有对事实和证据的分析，也有对国法和人情的阐述。可以说，统筹法理情的统一，是我国法律文书释法说理的鲜明特征。“三个善于”要求检察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于法有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将天理、国法、人情统一于公平正义，这与我国释法说理优良传统相契合，需要认真贯彻并不断深化。

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从创设之初就形成向当事人释法说理的作风，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1931年11月颁布的《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第8条规定，检察结束之后，应向该机关或国家生产事业的全体工作人员报告检察的结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形成马锡五审判方式，走向田间地头，走到群众身边，入情入理解决纠纷。2017年，最高检先后印发《关于实行检察官以案释法制度的规定》《关于加强检察法律文书说理工作的意见》等，为新时期释法说理工作提供了遵循。“三个善于”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价值论，要求办案人员克服“就案办案”的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主要矛盾，践行群众路线，从根本上解决争议纠纷，是弘扬释法说理优良作风的必然要求。

释法说理是现代诉讼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大陆法系实行成文法制度，大陆法系裁判文书通常局限于对法律条款的分析，法国的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想方设法使判决书的内容缜密而紧凑，附带性论述一概排除，并且也不涉及案件的背景、法律史、法律政策或比较法。相对而言，英美法系实行判例法制度，这就要求法官在撰写裁判文书时，不仅要考虑解决法律纠纷，还要顾及此次判决可能作为法律对未来一系列案件产生的影响。因此，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裁判文书制作规范，论证严谨，很多判决书甚至就是一篇说理充分的论文。我国总体上实行成文法制度，但也发布了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等，建立了案例检索机制，在释法说理方面有自己的特色。“三个善于”要求在事实认定方面注重实质法律关系，在法律适用方面注重法治精神，在办理效果方面注重法理情的有机统一，这就要求吸收借鉴其他国家释法说理的做法，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提升释法说理的效果。

当前，检察法律文书释法说理总体良好，但也存在不愿说理、不会说理、不敢说理等问题。特别是个别办案人员重案件办理轻案件说理，文书重判断轻论述，说理重结果轻过程，案件虽然没有问题，但人民群众感受不到公平正义，不相信司法，无效控告、申诉等高发，影响了司法公信力。有学者认为，法律的权威、司法的权威与人们的内在认同、内心确信密切相关，而这种内在认同、内心确信又以蕴含其中的“理”作为基石。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共审查结案刑事申诉案件1万余件，而同期检察机关撤销原决定、指令下级检察院纠正、向法院提出抗诉、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共计200余件，反映出绝大部分案件处理结果并没有问题，但当事人却认为不公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释法说理不到位，导致当事人不服气、多次上访申诉。解决释法说理中的这些突出问题，需要认真贯彻落实“三个善于”，着力克服“就案办案”“机械司法”等问题，把释法说理作为办案的重要内容，不仅在实体上实现公平正义，在程序上更好更快实现公平正义，而且通过高质量的释法说理，让人民群众可感受、能感受、感受到公平正义。

二、检察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工作践行“三个善于”的基本要求

“三个善于”源于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领悟和践行，是对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更是做好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工作的实践指引。在法律文书释法说理中坚持“三个善于”，就要以“实质法律关系”为基础，以“法治精神”为关键，以“法理情的有机统一”为目标，把“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这一检察履职的基本价值追求贯彻到法律文书释法说理的全过程。

善于从纷繁复杂的法律事实中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是“三个善于”的基础。实质法律关系就是案件所涉众多法律关系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对案件定性处理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法律关系。在检察法律文书释法说理中把握实质法律关系，要求在释法说理中抓住案件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讲清楚最为关键的事实，讲清楚当事人最为关心的事实，而不是“蜻蜓点水”、浮于表面。

一是讲清关键情节。对案件基本事实以及涉及罪与非罪、案件定性、量刑轻重等方面的关键情节，叙述要全面具体，不能用概念化、抽象化的术语来代表。比如，不能用“因琐事引发口角”表述案件起因，不能用“双方进而引发肢体冲突”表述事件经过，不能用“逞强好胜”“目无法纪”“肆无忌惮”等词描述动机目的等等。这些词虚无空洞，没有把关键事实说清楚。

二是讲清争议热点。对存在分歧、被告人可能翻供、前后供述不一致、供证有矛盾的问题，不能回避，要充分说理，印证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防止被告人翻供。对案件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有分歧的情况，如果认定犯罪，要有更加充分的论证。

三是讲清关注焦点。针对当事人的不满或者疑虑，充分阐明案件处理结果的合法性、合理性，消除当事人对案件处理的疑虑和误解。特别是在办理申诉案件过程中，要充分了解当事人提出异议的部分，重点予以释法说理，而不是面面俱到。

善于从具体法律条文中深刻领悟法治精神是“三个善于”的关键。概括来讲，法治精神是统率法律条文的法理内核，为法律条文的运用和实施提供价值引领。在检察法律文书释法说理中讲透法治精神，要求在释法说理中不但要讲清楚司法办案所依据的法律、司法解释条文，更要阐述条文背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障人权、公平正义、公序良俗等价值导向，体现处理结果的正当性。

一是讲透案件定性的法律依据。法律文书既要给出案件的定性，又要给出定性的法律依据和理由，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进行适度辨析，在法律适用方面予以明确。

二是讲透不同条文的选择适用。可以通过对比不同法条之间的关联和差异，阐明法律体系的内在逻辑和层次结构，更加精确界定法条适用的范围和界限。特别是法律规定不甚明确、存在多种理解的情况下，要根据具体案情结合法治精神开展详细说理，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三是讲透法理依据和司法政策。对一些新型犯罪案件，法律规定并不明确，实践中很难认定，就要从立法本意、法理等角度作详细解释说明。比如杭州自诉转公诉案件，就重点对属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符合诽谤罪公诉的情形深入释明法理，并从法理角度阐述该案引发的社会关注与思考。

善于在法理情的有机统一中实现公平正义是“三个善于”的目标。通过释法说理充分讲明案件处理结果所考量的情理，实现法理情有机统一于公平正义，是法律文书释法说理的最终目标。司法中的情理，是基于对事实的准确认识和评价而产生情感之理，要求检察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释法说理的过程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人文关怀。

一是准确分析案件背景及相关情况。在释法说理中，要通过对案件事实的梳理，结合案件发生的背景、当事人的行为动机以及案件的具体经过等，分析当事人在案件中的利益关切和情感诉求，准确把握情理要素。明确阐述当事人的情感、道德观念和社会习俗等因素对案件的具体影响，以及它们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关系等，关注公众对于案件的普遍看法。

二是运用社会主流价值观开展说理。情理是基于人的情感、道德观念和社会习俗而形成的，侧重于主观感受和道德判断，更易于被社会公众所接受。在说理中针对性引入社会主流价值观和相关道德观念，证明检察机关所作出的决定不仅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标准，使决定的价值取向更加符合社会的需求和期待，提高法律文书的可接受性和社会效果。

三是在法理情的有机统一中实现公平正义。法的刚性是公平正义的基石。释法说理中，要坚持法律至上，严格按照法律规定阐明法律适用的依据、过程和结果，确保法律的公正实施。理的平衡是公平正义的关键。释法说理不仅要考虑法律规定，还要兼顾社会公德和公共利益，消除法律适用中的偏见，提高法律文书的公正性。情的考量是公平正义的补充。释法说理要充分考虑当事人的感受和诉求，让公平正义真正可感受、能感受、感受到。

作者： 申国军，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主任、一级高级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