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纬昆明20年之“老友记”丨孙可：越大的事，需要考虑的时间越短

我自诩自己是一个理性的人，但其实是一个任性的人。

2004年下半年，由于办所理念的不同，老东家“一分为二”的局面逐渐明朗。何去何从？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记得有一天，李主任（李俊华）带着我出去办事，在回所的路上他问我是怎么考虑的，我只说了一句话：“越大的事，需要考虑的时间越短。”然后就没有再说什么。李主任笑了笑，也没有再问。

就这样，2004年底2005年初，李主任、戴律师（戴鑫）带着我们7名律师或助理、2名市场财务人员创立了建纬昆明所，创立之初为11人。

这么多年过去，许多事情都模糊了，但是与“焦虑”有关的这几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专业是建纬的立所之本，我们虽然以前也是干建工的，但是专业底子还是单薄。陈教授（陈磊，他当时还在高校当老师，兼职律师）好几次说我们加入建纬大家庭是“穷人进了富人俱乐部”。

专业薄弱怎么办？恶补呗。

我可以证实，建纬昆明每周业务学习的传统是从立所之初就形成的。最开始是每周四晚上进行业务学习，每次都有计划、有主题、有主讲人，还会有疑难案件讨论等等。陶国亮和杨芳这一对伉俪无疑是“班上的尖子生”，科班出身的他们法律功底深厚，写的文章常常刊登在《建纬律师》内刊上。李主任多次说总舵主朱老板（朱树英）夸他们的文章写得好，陶杨当然就成了我们学习的榜样。

最开始学习的内容以建工领域的专业知识为主，后来根据实际需要不断扩张到其他知识。有一次李主任提出大家要学习英语，对，要study English。对于英语一直心有余悸的我当时头皮一麻，心想，这不是逼着哑巴开口吗？

果然，英语学习很快就由背背900个单词进化到要两两对话。我感觉自己再也混不下去，但还是硬撑着。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万能对话法则：如果基本听懂了对方在讲什么，那就跟着重复几句，然后让对方多说；如果实在听不懂对方在讲什么，就一脸真诚地看着对方的眼睛用先抑后扬的语调说：“Really(真的)？”

这个万能法则确实好用，我好象拿来与周凤清律师对话过二三个回合。现在想来周律师当时真是给足了我面子。

由于业务学习是周四晚上进行，所以大家通常先一起吃晚饭。那时还不兴吃盒饭，也没有外卖，就是十来个人正好一桌，先吃饭再学习。

刚开始的吃饭比较简单，叫几个菜几口吃完就开始学习，直到有一天，陈教授问大家：“要不要来点酒？”陈教授真是深谙人性的大师！

最夸张的一次是晚餐喝得不够尽兴，又有人提议干脆换个地方开始下半场，于是大家集体转战到了卡拉OK厅。也不知道是喝高了还是唱嗨了，反正认赌服输的我趴在地上开始做俯卧撑，何大壮（何雪峰，他那时身体结实到可以和狗熊打架）很不地道地一屁股坐到我背上帮我数数：“1，2，3，4……”

……

反正吧，建纬昆明很快形成了“人人爱学习”的风气，我们的专业水准短时间之内都有了飞速提升，同时提升的当然还有酒量。

除专业焦虑外，业绩焦虑也是从建纬昆明创立之初就特别严重。

首先是整个律所的业绩焦虑。

从2005年开始，建纬在全国陆续开了好几家分所，我记得很快发展到了7家。每次建纬总所召集开会欢聚之际，就是各家分所亮出业绩进行比较之时，所以建纬昆明的压力其实蛮大的。

当然，事务所业绩这件事主要是“肉食者谋之”，李主任、戴律师、陈磊他们几个创始合伙人重点考虑。

李主任很快带着大家与云南省建筑业协会搞活动，到企业去讲课，向《建纬律师》投稿。戴律师则是带着老佘（佘映廷）等一票人马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深入到村民小组田间地头去讲土地那些事儿，还帮助司法所和村里做一些宣传的小册子。

不过，我总感觉李主任和戴律师并没有满足于此，他们一直想“干票大的”。

2008年，机会果然来了。

我有一天突然看到昆明要修地铁了，就兴冲冲地去跟李主任讲或许我们可以搞搞轨道交通。李主任则胸有成竹地说：“少校（我当律师之前在部队做到了少校，所以这个就成了我在建纬昆明的外号），我们要介入城中村改造！”

李主任确立了主攻方向后，立即组织人马光速出版了700多页的《昆明城中村改造实务指引与风险控制》一书，从策划、联系出版社、写作、校对到正式出版发行，好像只用了短短几个月。

建纬昆明又联合政府土地房建等部门、云南省著名的咨询机构等搞了好几次大型“城中村”改造宣传活动，同时拿下了好几个“城中村”改造法律服务的大单。大家一时忙得不可开交。

其次是合伙人的业绩焦虑。

我记得2006年前后晋升为合伙人之后，每个月小伍（伍汉霞）都会拿着财务汇总表来找我签字确认。在财务汇总表上，每个合伙人当前到账多少钱赫然在列，数据精确到分。

刚入伙时我的业绩在合伙人当中垫底，我就盯着前一位到账多少，心想一定要赶上他（盯着前面人追赶的习惯我一直保持至今，觉得很有乐趣）。有一次还跑去向陈教授请教，问怎么才能做到100万。陈教授随口回答：“那你首先要做到80万。如果做到了80万，你自然就知道怎么做到100万。”

我一想也对，要做到100万，首先要做到80万。要做到80万，首先要做到60万。陈教授其实是说饭要一口一口吃，到了某个台阶再迈上新的台阶。确实是这个道理！

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个4S店客户问我有没有做过尽职调查，我想都没想就说做过，客户就约我见面谈。我连忙找到李主任请他帮忙一起谈，李主任二话没说就发给我一个尽职调查的规范文本，然后开车带着我一起到世博园附近客户的4S店去谈专项法律服务合同，最后帮我团队顺利拿下第一单尽职调查业务。以此为起步，后来我团队又陆续做了几单尽职调查业务，把这项当时的“高端”业务发展成了一项团队人人都会做的常规业务。

汶川大地震之后，我谈了一个全过程法律服务地产项目，项目地点在四川省绵阳市擂鼓镇，客户要求律师团必须有人在项目现场提供不间断法律服务。这个项目显然单枪匹马是无法完成的，我就与泽山、丁敏合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3人穿梭往返于昆明与绵阳之间，实现了人员驻场的无缝对接，兑现了我们的承诺。

操盘绵阳擂鼓镇项目的老总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四川老板，第一次在绵阳见到他时，他就请我涮火锅，涮完后再去歌厅唱歌喝酒，一直要喝到啤酒空瓶在卡拉OK电视大屏幕下排成一排才尽兴而归。不过让人不太适应的是，第二天一大早他就会问我昨晚（在酒桌上）讨论的文件做好了没有……

泽山和丁敏也有同样的困惑，他们问我怎么办。我说丁敏好办，下半场就别参加了，老板不会勉强女律师的；至于泽山，我说你自己看着办，反正我会一大早把文件给到他。

泽山挠了挠头，不过从此与客户也相安无事，直到那一次他胳膊上缠着绷带回来。

我见状大吃一惊，忙问泽山这是怎么了。泽山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前天签订了一份重要的协议，晚上老总带着大家庆祝一下，喝得很开心，就开始玩“跳山羊”（一种游戏，一个人当“山羊”，另一个人助跑一段后，撑住“山羊”的背，双腿分开从“山羊”身上越过），他们拿来几个草墩当“山羊”，手撑着草墩跳过去。轮到泽山跳时，泽山助跑一段起跳后手一滑……右手就直接“戳”到了地上。

呃，想想都痛！我当时也不知道该咋安慰泽山，就说这应该算工伤吧。泽山忙说老板派人把他送到了医院并且承担了全部医疗费。

……

就这样，靠事务所几位大佬以及兄弟姐妹的支持，我拾阶而上，一个一个赶，一个一个超，到离开建纬昆明时总创收已经比较靠前了。这是后话，先按下不表。

我觉得建纬昆明唯一没有业绩焦虑的人就是戴律师。

戴律师身材高大威猛，双目精光四射炯炯有神，擅长讲各种方言，包括但不限于江苏话、版纳话、玉溪话、红河话以及昆明马普（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马街街道办事处的地方方言，全称为“马街普通话”）。有一次，一个对方当事人到事务所来找茬，对于丁敏律师纠缠不休。一开始李主任和戴律师还有话好好说，但对方当事人却是得寸进尺不依不饶。最后，忍无可忍的戴律师站起来把这个老表直接拧起来提到电梯口，又把他塞进电梯，再瞪着眼睛目送一脸死灰的闹事者离开事务所。从此，这个老表再也没有来事务所找事。

不扯远了，回到业绩。每年年初合伙人都要自己认领业绩任务，戴律师有一年给自己认领了100多万的业绩任务，结果他元月7号就完成了，朱老板知道后对李主任说：“你们昆明所今年的指标定低了。”

就这样，建纬昆明在业绩焦虑中渡过了一年又一年。好像有一年除北上广深外，建纬昆明的业绩排到了前列。李主任还是一如既往的低调，只是在当年年终总结时提了一下，并且鼓励大家继续保持。

随着业务的发展，事务所很快就人手不够了，建纬昆明开始大量招兵买马。2009年底，事务所一次性招了10多名律师助理，2010年元旦过后将马上到岗。

这些人员怎么培训？怎么匹配给合伙人？怎么用人？

招聘大量新员工后，这些问题一个一个摆到了合伙人面前。

天性“好为人师”的我拿出来一个集中培训计划，然后就张罗着协调老师对新人进行全方位培训。老师其实就是建纬昆明的合伙人或者资深律师，由李主任讲第一课，其他合伙人个个有任务，人人要讲课。

我当时安排的是集中培训两个月，培训结束后律师助理再匹配到合伙人。不过计划不如变化，有些“事多人少”的合伙人等不及，偶而会从培训现场把人叫去做事；人员匹配嘛，当然大家都喜欢优秀的。

我后来就把两个月的培训计划压缩成了一个半月，结束时进行了考评，然后把律师助理完成的过程文件和考评成绩都给到合伙人，请合伙人确定如何匹配律师助理。

半年过后，我又牵头组织了一次“律师助理技能大赛”，设了几个小项和总冠军，每个小项都有一二三名。优胜者以荣誉为主，有一点点奖金（100元至300元不等）。

刚从部队到昆明时，我给一家杂志社做过编外编辑，几年下来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只要看文字材料，材料当中的错别字最后会自己跳出来找我。就这样，建纬昆明对外宣传组稿、审稿的事就自然拿过来开始做。但是对外交往并非我的长处，所以宣传的主要阵地就是事务所公众号。

现在回想起来，律师做业务通常都是一把好手，但是在管理方面往往不太擅长，所以合伙人在一起吐槽最多的就是如何管人，如何管律师助理。

我当时也是无知者无畏，钱没挣到几个钱，但是带了好几个助理，有活干时干活，没活干时鼓励大家学习。有时一个案子确定了主办人后，其他人都一起旁站练习。

从2013年春天开始，为了解决团队的“业绩焦虑”，我抽空看了几本管理方面的书，就学着把书上的知识运用到业务开拓和团队管理上，一意孤行地做了不少事。例如：搞了一些团队分配和福利制度、在团队内部讨论形成“核心价值观”等等。自己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些有什么不妥。当时就是这么任性。

时间又过了3年，2016年，事务所从“三合商利”搬到了“红星财富中心”，但是奇怪的是我对于“红星财富中心”新办公室却感到很陌生，总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

2016年8月1日，我径直走进李主任办公室，毅然决然提出离所申请。我在建纬昆明的职业生涯就此戛然而止。

“越大的事，需要考虑的时间越短。”在进李主任办公室之前，我回想起了12年前自己讲过的这句话，但是这次我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