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约6000字，阅读大致需要15分钟。
我国两千年的封建史似乎是一个轮回，大一统的秦汉、隋唐生产力发达，人口众多，武德充沛，文化昌盛，在世界史中威名赫赫。
但都逃不过300年大限的帝国魔咒，盛极而衰，天下分裂，异族入侵，生灵涂炭，户口十不存一，每每让人扼腕。
不止如此，从宋元开始，中国文明逐步被西方赶上，并在明清时期反超，然后洋人西来，神州陆沉。
反观西欧，虽然是地中海次生文明，起点很低，也长期分裂，但科技和文化水平一直稳步发展，千年王朝比比皆是，波及全社会的动乱也不多，最终量变到质变，科技文化水平全面反超东方。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搞清楚古代王朝的社会结构，本文将从地缘层面慢慢揭示中国历史兴衰密码。
中央集权帝国的桎梏
在中国大一统之谜一文中，我们阐述了中国能长期统一的地理密码：东亚季风塑造的统一生产和生活方式奠定了社会基础，雨热同期赋予的农业生产力奠定了物质基础，平原河川格局奠定了政治基础，再加上源远流长的组织经验（治水文明）和早熟的政体（对抗游牧民族）锻造的民族性。总之，天时、地利和人和之下，中国实现了长期的统一，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翻阅。
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统一的秦制集权帝国存在一个明显的社会短板，让中国文明在面临动荡时变得十分的脆弱。
这个短板是：强干弱枝，基层碎片化。
中央集权制度是一种国家政权的制度，以国家职权统一于中央政府，削弱地方政府力量为标志的政治制度。它的典型标志是强中央，弱地方，把权力统一管理，架构扁平化。
军事上，军队只能由中央调动，地方和民间私藏刀剑铠甲是重罪，极端情况下菜刀农具都要备案；政治上，官是官，吏是吏，地方各级官员要由中央任命，且各部分离，各司其职；经济上，税收由国家统一收取调度使用。非特殊情况，极力避免地方出现军、政、财权集中在一人。
集权的优点是能够把中央的意志贯彻到基层，关键时刻能够集中全社会的人力物力，也即是经常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的皇权几乎为所欲为，可以广发徭役兴建巨型宫殿，可以开凿连绵千里的运河，可以组织大规模骑兵远征，只要不达到人力、物力承受极限，帝国都不至于崩盘。
对统治阶级来说，核心要诀就是“驭民”，如何掌握和使用“民力”是关键，过度使用民力会让天下凋敝，容易激起民变；用民力太少又会因为人口增长过快更早达到社会承载极限，一有天灾人祸流民遍地，更难收拾，所以民力不可不用，又不能滥用，统治密码就是这么残酷。
皇权要最大限度控制“民力”，就需要千方百计砍掉中间商，绝不允许地方组织和中央争权，所以帝国体制的管理是十分扁平的，基层社会是十分碎片化的。
碎片化的基层社会，有凝聚力最大的组织单位不过是一个宗族，武装力量几乎没有。其缺点也很明显，一旦中央政权崩坏不能正常运转，整个社会立刻群龙无首，地方上连各自为政都很难做到，对叛乱、异族入侵、天灾失去抵抗能力。如果一个地方社会失序，溢出的战争、饥荒、瘟疫等风险很快向另一个地区传播，由于地方上不能迅速整合军政、民政组织抵抗，很可能祸乱大片州郡，甚至天下崩盘。
举个栗子，安史之乱前夕，唐朝共有9个节度使和1个经略史，都分布在边疆，本是抵御异族之用，这是集军政、民政、财政为一体的单位，战斗力很强，还不需要朝廷养着。而内地仍是碎片化的社会。
公元755年，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十一月初九发动叛乱，内地碎片化的社会毫无抵抗能力，河北望风而降，十二月二十即攻陷洛阳，进逼潼关，前后仅40天的时间，崩溃速度之快能与二战中的法国比肩。
同样的例子，辽国攻打北宋，金国攻打北宋，蒙元攻打金国，清军入关，边疆被突破之后，中原都是迅速崩溃。有大量豪族存在的东汉王朝反而苟延残喘到曹魏代汉，集权度越高的王朝崩溃得越快。
其核心原因不是平原无险可守，而是社会碎片化，短期内不能组织起来抵抗力量。
而分封制度就不一样了，分封制是“分封诸侯，番屏王室”，下设封国，封国下设大夫（领主），之下再分封中小领主，东方最底层是庶民，有少量奴隶，西方最底层则是大量的农奴。
诸侯、领主、卿大夫等大小封建主在自己的封地内几乎享有一切权力，只向上级承担缴纳贡物，军事保卫，服从命令等有限责任，领地内就是国中之国，拥有武装力量，弱干强枝。
缺点是显而易见的，自己的领地，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我下属的下属不是我的下属，中央能够直接调动的力量很少，无力执行大的国家战略，很难大规模调动军队开展军事征服。在中原王朝调动几十万军队发动灭国之战的时候，西欧还在领着几百人的骑士玩骑马和砍杀，组织能力完全不在一个层面。
但优点也很明显，假如我隔壁的领主被异族入侵了，我有城堡有弓弩有长枪，可以马上带着骑士组织抵抗，即使打不过也可以联合周边的领主，就算奥地利公国被干掉了，还有我巴伐利亚公国在抵抗，局势不至于迅速糜烂到无法收拾。
分封下的社会是单元化的，集权制度下的社会是碎片化的。虽然中央集权帝国的上限非常高，但是其下限则非常低，每次改朝换代都要打烂重来，格式化重启。
于是一个问题就出现了：中原王朝为何要施行这么高的集权度？
草原外患和技术扩散
在亚欧大陆内部，一条绵延8000公里的欧亚草原横亘东西，东起大兴安岭西到黑海之滨，距离中国核心区最近则是黄河以南的鄂尔多斯草原，距离长安和太原不过几百里路程。
这条草原带是游牧民族的大本营，千百年来就像养蛊一样不断诞生强大游牧民族，对所有能触及到的农耕地区发起劫掠和征服，中国是距离最近的那个，也是烈度最大的那个。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等，一旦整合了蒙古高原，下一个就要南下打秋风。
原本，中原王朝可以凭借比游牧民族更先进的科技手段获得军事优势，比如，西汉时期打击匈奴，凭借具装骑兵可以做到“一汉抵五胡”，草原民族根本不是对手。
但技术是会扩散的，游牧是会学习的，“师汉长技以制汉”，到了东汉末年，中原武装对草原优势就没那么大了，但一个地方军阀仍然可以吊打游牧，所以汉末大乱的时候中原并没有受到游牧威胁。
除了科技手段，中原王朝的组织度也是超过游牧民族的，游牧是部落联盟，中原是国家机构，组织度上游牧也不占优势。
但制度就像技术一样，是可以被学习的，当游牧民族学会了中原的组织形式，从部落向国家体制进化之后，甚至学会了汉人擅长的“以夷制夷”，组织度、武器装备都没有了代差，甚至后来居上的时候，游牧民族天生的“产战合一”优势就发挥出来了，中原王朝再想征服游牧民族就非常棘手了，渔猎民族同理。
其中的集大成者是契丹游牧建立起来的辽朝，施行国家体制，汉地行汉法，草原用草原法，一国两制。所以，大宋之所以被称为“大怂”，除了本身比较菜之外，另一个原因是游牧民族变强了，已经从部落联盟进化到国家体制了，连弹丸之地西夏国都是国家体制，自然没那么好打了。
在唐朝和以前，鲜卑、突厥之类的都是部落联盟，自然好打一些，只有一个硬茬子高句丽，接收了“汉四郡”和辽东的文化成果，完成了国家体制的转变，结果享国900年，中原王朝打了好几代，直到唐高宗时期才灭掉高句丽，隋朝还把自己耗崩了。
总之，游牧民族越来越不好打。不好打怎么办？只有两个办法：升级科技、提高组织度。
但问题是，农业时代哪有那么多科技能够提升，划时代的科技都是几百年才诞生一个。但游牧的威胁却迫在眉睫，那就只剩下一个途径了：提升组织度。
所以你经常看到一些王朝把科技看作“奇技淫巧”，而专注于对人的治理。
于是中原王朝的集权度越来越高，基层越来越碎片化，把有限的社会资源用以集中力量对抗北方的威胁，高度集权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被压力逼出来的。
于是又诞生了一个问题：集权度已经这么高了，为什么还会被游牧突破防线？
农牧分界线与黄土高原的衰落
中国的农牧分界线整体上东西走势，从黄土高原向东北沿着燕山一线分布。得益于河套平原和黄河灌溉之利，传统军事防御前线能够推到阴山-燕山一线，南北泾渭分明。
阴山-燕山以南降水量超过400毫米，其中华北平原北端降水在600毫米，能够满足农业生产；但翻过燕山，不过200公里的地方，降水量就在200毫米以下了，典型的荒漠干草原。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农耕核心区和游牧核心区太近了，仅仅一个分水岭的距离，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对抗烈度就像互相把枪顶在对方脑门上。
通常，农耕民族对付游牧民族有两个手段：文明同化和军事打击。
先说文明同化，用先进的文化做吸引，让游牧民族接受定居生活也变成农耕民族，作为自己的北方屏障无疑是非常好的手段，唐宋以前的统治者都尝试过。
但中国燕山南北的地理差距实在过大，燕山以北完全不具备农耕条件，即使是燕山以南的过渡地带也不适宜农耕，随便一个小灾害就是农作物绝收，定居下来的游牧只能继续干老本行，骑上战马打秋风。
这一点，欧洲非常有优势：欧洲的气候是东西向差异，从大西洋沿岸向东欧平原过渡，降水量虽然逐渐减少，但减少的比较平缓，大西洋沿岸1000毫米，到东欧还有400毫米，而且纬度基本不变，东西热量条件相当。
在法兰克王国时代，德国东部和匈牙利盆地是蛮族和游牧的地盘，西欧通过宗教传播和文明同化，把波德平原南部和匈牙利盆地的蛮子变成了定居民族，搞农耕+畜牧，从敌人变成了友军，波兰和匈牙利因此成了“欧洲之盾”。
再到后来，东欧平原上的斯拉夫人也逐渐向农耕过渡，结果游牧被慢慢挤出了欧洲。我在“欧洲在乌克兰的胜利”一文中提到了这种同化过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翻阅。
反观中国这种南北差异就无法同化了，华北平原向北200公里就是不毛之地，哪来的空间让游牧定居。
文明同化走不通，那就只能军事对抗了。
北方一共有两个板块，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地缘上，黄土高原对华北平原有全面压制之势，关中的势力往往在军事上对华北平原形成碾压。
在唐宋及以前，黄土高原生态良好，全球均温较高，北方降水丰富，黄土高原的人口承载力较高，关中平原和汾河谷地还是北方的人口和经济重心，长安、太原分别是关中和河东的核心城市，周边群山环绕，山河互为表里，具备天然的防御优势。
当游牧入侵的时候，北中国依靠黄土高原的人力物力和有利的防护地形就能阻击游牧骑兵，等中原王朝各地支援到位就能展开反击，所以当时游牧很难打穿北中国。
但唐宋之后，全球均温下降，中国北方降水减少，黄土高原人口承载力大幅下降，人口和经济重心被迫集中到华北平原，北方的防线也从阴山撤退到燕山-吕梁山一带，河套平原丧失，长安和太原几乎成为前线。
这种情况下，游牧民族一旦突破燕山就兵临京师，威胁统治中枢，而华北平原确实无险可守，京师一旦陷落，碎片化的社会无力抵御，北方很快失陷，甚至都等不到各路勤王。
欧洲在这一点上再次成为最靓的仔，除了波兰和匈牙利两面欧洲之盾，欧洲还有两大优势：活靶子东罗马帝国和多瑙河。
东罗马帝国扼守商业十字路口，距离欧亚草原比西欧更近，文明富庶，对游牧民族的吸引力比啃黑面包的西欧大多了。于是，东罗马成了黑暗森林里的明灯，游牧势力趋之若鹜，西欧则躲两面欧洲之盾背后瑟瑟发抖。
即使游牧民族打入了匈牙利盆地，欧洲还可以通过多瑙河的水运优势源源不断支援前线，加上喀尔巴阡山、苏台德山、捷克林山等山脉对游牧的阻滞作用，欧亚草原上的游牧始终没有进入西欧腹地。
当然，欧洲游牧的战斗力和在蒙古高原上卷出来的蛊王没有可比性，东方被卷出场的失败游牧跑到欧洲都能成为上帝之鞭。
总之，东方的中原王朝和游牧的对抗烈度远超西欧，且支援前线的难度也远超西欧。在王朝末年，中枢崩坏，碎片化的基层社会失去抵抗力，游牧就能入主中原。
被游牧打穿防线的问题回答了，接着下一个问题：中原王朝为什么不到300年就到末年？
战争螺旋与季风气候
战争不是一下子发生的，中原王朝和游牧的对抗也不是一夕完成的。
初期，中原王朝用装备和组织优势碾压了游牧，但又消灭不掉游牧；在游牧恢复生气之后，反过来学习中原王朝的科技手段和组织形式，在完成科技升级和体制国家化之后，游牧民族“产战一体”的特点重新取得优势。
在技术升级有限的情况下，中原王朝被迫再次升级组织度，再度加强中央集权，说人话就是加大对“民力”的榨取，以支持前线的对抗和统治者的奢靡生活。
于是战争螺旋开启了，在农耕和游牧这对文明双生子的纠缠之下，中原王朝对“民力”的榨取常常突破极限。
另外，中国是典型的季风气候区，雨热同期的优势让农业生产力碾压同时代的欧洲，但是季风气候没有海洋性气候稳定。根据史料记载，1368-1949年的581年间，海河流域共发生旱灾407次，水灾387次，其中省域级别的特大洪涝灾害23次，每20年一次大水，每10年一次重大灾害是华北平原常态。这一点我在“新手村的华北平原是什么样子？”一文中有所阐述，感兴趣的可以去翻阅。
统治者对“民力”的过度榨取，季风气候带来的水旱蝗沙等灾害，让古典基层社会变得十分脆弱，当土地兼并严重，徭役负担过重，自然灾害频发的时候，民变的频次就非常高，距离下一次社会洗牌也就不远了。
同时代的西欧则相反，有东罗马帝国吸引火力，有波兰和匈牙利作为盾牌，游牧威胁较小。冷湿的海洋性气候让农业产量很低，人口密度小，但气候稳定，大灾很少。分封制下的各领主各管各的，没有开科取士，没有私塾，社会阶层固化，生下来是啥世世代代都是啥，贵族和骑士之间打生打死都影响不到底层农奴，大字不识一个的农奴们被牢牢束缚在庄园里，就是活不下去了自有骑士武装马上搞定，就算这个庄园搞不定了，还有周边封建主联合镇压。所以，西方农民起义很少，起义少并不是过得好，只是起点更低，地方武装时时盯着而已。一句话概括就是稳定的穷，或者穷的稳定。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朝代更替远比西方频繁。
后果
集权帝国带来的国势上的高上限和低下限，不稳定季风气候带来农业生产力的高上限和低下限，共同促成了中国古代王朝波澜壮阔又动荡起伏的历史特征。
下图是古代中国和欧洲的人口数量走势图，可以明显看出，中国人口总量跌宕起伏，盛世人口鼎盛，乱世十不存一；而西欧则几乎没有太大的波动起伏。
高上限低下限的社会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天下崩盘的时候，科技文化无处备份，文明进程进十步，退九步。
汉朝积累的科技文化成果在南北朝被破坏大部分；隋唐积累的文化成果在唐末再次破坏；蒙元、满清两朝更是对中原文明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再辉煌的文明也抵挡不住这种几乎全盘格式化的破坏。
西欧分封制度下的社会则不一样，西西里王国被干掉了，文明在那不勒斯继续发展，等西西里稳定了再传回来，法兰西打仗了，巴伐利亚公国仍然稳定，文明总有备份。
于是，东方文明进十步退九步，而西欧的文明则是进三退一，久而久之，东方文明终于被反超。
这是近代中国科技文化逐渐落后的一大原因。
后记
我知道，有的小伙伴们可能要诟病中原王朝的集权帝国制度了，先别急着反思，听我一言。
首先，西欧分封制下的老百姓日子并不好过，且大部分时间比中原王朝的庶民更难过，他们甚至不是自由民，而是介于平民与奴隶之间的“农奴”，别说迁徙自由，甚至连人身自由都不好说。孱弱的生产力让他们支撑不起来帝国体制，这一点我在“欧洲为何没有统一”里有详细阐述，感兴趣的可以移步。
其次，中原王朝的帝国体制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是东亚地缘条件的最佳匹配结果。对一个文明来说，最最优先级是活下去，我们不能站在现代的道德制高点对祖先指指点点。
如果我们不选择那种制度，就没有今天的我在这用传承至少6000年的汉字写文章，也没有屏幕前的读者朋友们发出对历史的喟叹。
古波斯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甚至东罗马帝国，它们没有这样的帝国体，它们早已经消失在了历史长河。只有我们，经历了苦难，也获得了辉煌，直到今天，我们还屹立在世界东方，用祖先传下来的优良传统续写民族的伟大复兴。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