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2年，来自苏格兰的渣甸及马甸臣一起在广州建立了渣甸洋行，这就是后来闻名东方的怡和洋行的最初原型。早在建立洋行之前，两人就已经在广东做了多年的鸦片生意。1834年，一直被东印度公司享受的对华贸易的垄断特权被终结。
在当时，飞剪船队的运输速度要远远优于其他船队，所以，渣甸洋行就凭借着自己的运输优势，在鸦片领域拥有了一定的实力。但是，好景不长，清政府为了控制国内的白银外流，在鸦片贸易领域设定了很多的限制。
1835年，渣甸受不了这样的政策限制，就派搭档马地臣回国劝说政府对中国采用强硬行动，甚至，要求派出舰队来威慑中国。但是，马地臣的游说并没有成功，担任英国外相的威灵顿公爵，还特别的鄙视他。马地臣回到中国之后，就对渣甸说，他回国被一个傲慢的蠢货侮辱了。
1839年，渣甸再次回国游说政府。
当他在一月份准备从澳门回国的时候，清朝大臣林则徐正在赶往广东的路上，他此行就是为了禁烟。但是，渣甸却是清朝皇帝钦定的烟贩，清政府也认为：鸦片之所以可以在中国随意流通，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外国人在作祟。
渣甸算是侥幸逃过一劫，但是，留下的马地臣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在禁烟运动中，被迫上缴了七千多箱鸦片，还发誓永远不再来清朝，并立了字据于1839年被驱除出大清国土。但是，马地臣根本不愿离开，他一直赖在沿海地区，甚至，多次派代表团回英国游说。
马地臣的另一个伙伴渣甸则不遗余力地在英国奔走呼号，妄图唆使英国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最后，他终于面见了帕默斯顿外相，并展示了自己的作战计划。渣甸的作战计划十分详尽，不仅包括战争策略、地图以及政治保障的需求，还将军队及军舰的补给也囊括了进去。
渣甸主张夺取香港，他期望以此作为新的贸易据点。
1840年，渣甸梦寐以求的鸦片战争爆发了。
在战争期间，渣甸的洋行不仅帮助英军制定计划和战略，还为他们提供了许多的物资援助。洋行拥有的那些的运输船，也都租借给了英国舰队，船只的船长也为军舰充当了领航员，其他的船员则为英军做翻译。
并且，渣甸还将自己卖鸦片赚取的白银，在英国兑换为钞票，并把它捐赠给了军队做为军费。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中国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条约中规定：清朝必须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并进一步开放广州及上海等五地的通商口岸。
英国作为这场战争的胜利者，怡和洋行也获得了之前被缴获的鸦片赔偿金。其实，早在1841年，怡和洋行就在香港岛，建立了属于英国人的第一栋建筑。1844年，渣甸洋行不仅将总部搬到了香港，还改名为“怡和洋行”，渣甸作为洋行的创始者，被称为“大班”。
1858年，清朝又与英国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该条约规定：鸦片贸易成为合法的商业行为，怡和洋行再一次获得了暴利。
从1863年到1864年，怡和洋行的营业额共计1223万两白银，鸦片的销售额就占据了五分之三。但是，随着鸦片销售利润的走低，怡和洋行在1872年，结束了这一项业务。从此之后，怡和洋行的业务就逐渐多元化。到抗日战争之前，怡和洋行已经是远东最大的英属财团了。
抗战时期，怡和洋行遭受了很大的冲击。二战之后，由于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败退，所以，怡和洋行也渐渐退出了内地。到了1954年，怡和洋行关闭了在内地的最后一个办事处，这也标志着怡和洋行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
可以说，作为拥有100多年历史的洋行，怡和洋行在香港非常有影响力。甚至，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坊间就流传着：“香港的统治者依次是马会、怡和、汇丰和港督。”可见，怡和洋行的地位依旧显赫，当时，怡和洋行就在中环和尖沙咀都拥有地产、楼盘。
直至今天，怡和集团的总部虽然早已经搬离香港，但是，他们大部分的业务却都在香港，在世界500强企业中也是榜上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