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凭吊意，分付此山川丨《谭嗣同年谱长编》后记

从二十六岁到三十岁，经过了资料收集、实地踏访、写作和不下十次的校稿，这部《谭嗣同年谱长编》终于付梓。由于一些原因，本书延迟近三年至今方才出版，其间历经各种新史料的发现、新观点的提出，均因此而十分遗憾未能收录，只能有待再版时完善。但无论如何，在即将与谭嗣同先生相同的三十三岁的年纪里，终于等到这本书的付梓，终使我感到完成了人生中一个极重要的部分，于他、于自己，都有了交代。因为这本并不完美的作品，是我青春的见证，也是我对一个百年先贤羹墙之思的寄托。

十九年前，十三岁的我在初中历史课本上第一次了解到谭先生其人其事，他成了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偶像”。高中毕业，亦是为了他，我把所有大学志愿都填到了他的故乡湖南。后有幸被湖南大学录取，先生执教的时务学堂曾为这所高校的前身，传承先生思想，实我终生之幸。

在建筑系读研期间，因导师柳肃教授之缘故，我有幸参与设计了浏阳谭嗣同故居纪念广场。这个广场于先生诞辰150周年（2015年）之际正式建成，先生像立于其中，后植以雪松，每每使我凝立其间而忘归，继而又有幸参与设计谭嗣同纪念馆展陈。在湖南的七年间，我屡赴浏阳为先生祭扫。在先生故居，我购得1981版《谭嗣同全集》及《谭嗣同真迹》等书籍，方才了解先生之思想与学养。

图丨笔者在浏阳谭嗣同故居广场

图丨笔者十七岁首至浏阳

先生之诗文俊逸秀美，笔法纯熟却又不故作卖弄，尤以《似曾诗》《城南思旧铭并叙》为最；先生琴艺精湛，自斫崩霆、残雷，并在岳山内雕有梅花，焦尾雕灵芝云纹及藤蔓纹，高洁雅致；先生之思想深邃幽远，将今文经学、大乘佛学、自然科学熔于一炉，今人犹不能及；先生人品贵重，于友朋无分贵贱均坦诚相待，倾囊相助，于妻子则磐石不移，伉俪情深，于兄姊则关爱有加，情真意切；先生性情温柔而凌厉，兼备“芬芳徘侧”与“勇猛精进”，纯洁如雪，热烈如火，纯粹而富赤子之心；先生笔耕不辍，勤奋有加，虽生而三十三载，却学养深厚，中西文理皆有造诣……

图丨谭嗣同“残雷琴”

在阅读不少史料之后，我决心动笔撰写《谭嗣同年谱长编》。然而写作的初衷却近乎荒谬——我虽不能出席他生前的每一个日夜，那么就希望能在120年后，尽我所能为他悉数回顾记录。三年内忙碌、劳累而又充实的以日编谱，使得许多史实自动浮出水面，我亦深觉受益匪浅。年谱梳理是一个痛并快乐的过程，所要阅读之史料浩如烟海，许多史事扑朔迷离，各方记载又不尽相同，需耐心甄别、辨伪。加之先生不记日记，信札又多不署日期，诗文亦较难系年，只有反复考证，方能使疏误稍减，使内容更为完备。并且，在写作年谱的同时，我又同时承担了湖南电视台纪录片《我们的谭嗣同》撰稿、浏阳谭嗣同纪念馆的布展撰稿、新编《谭嗣同集》整理以及一些报刊的约稿……白天上班，只能依靠所有的晚上和节假日来完成。虽日日熬夜，年节无休，几乎付出了一个年轻女孩所能付出的一切青春时光，但为先生，我别无怨言，甘之如饴。

写作过程中，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贾维研究员相识，他三十年以来深耕谭嗣同研究，成果斐然，令人敬佩，他的著述《谭嗣同与晚清士人交往研究》《谭嗣同研究著作述要》史料极丰，对我的资料收集以及史实考订起到了极大的启发作用。并且，得知我正在创作《年谱长编》，他把几乎所有研究资料倾囊相赠，这足足四箱资料让我有如站在巨人之肩上，却又如履薄冰，生怕辜负。

之后，我又与湖南作家彭晓玲女士相识，她在浏阳市政协从事文史工作多年，对谭嗣同研究极富热情，当时正在创作《寻访谭嗣同》与长篇历史小说《谭嗣同》和《谭嗣同传》。在她的热心促成下，浏阳市政协领导非常认可我的研究工作，主动为我资助此书出版经费。我亦与彭老师成为忘年挚友，一同寻访先生履痕，共享研究资料成果，这段情谊我将终生珍藏。

2016年9月，我又与先生的曾侄孙、谭嗣同爱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谭志宏先生相识，他以一已之力促成了浏阳会馆腾退改建工程，其中艰辛及带给我的感动与震撼，绝非言语所能尽。2018年9月28日，他所筹拍的四集电视纪录片《我们的谭嗣同》上映，我应邀担任该片历史顾问与学术统筹，为之深感荣幸。

大连大学王夏刚教授亦为深耕谭嗣同研究为数不多的佼佼者之一，他所著《谭嗣同与晚清社会》及《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史料翔实、论证严谨，为本书写作提供了极大帮助。2018年9月，我与王教授会晤浏阳，得蒙赐教，获益匪浅。之后，他又主动帮我校阅书稿、更正谬误，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2017年11月，我有幸与中华书局张玉亮先生相识，他帮我校阅《年谱长编》书稿数次，更正谬误，并于诗词系年方面条分缕析，逐一推断排序，考证出我以往未能考订出的编年依据。之后我们又合作重新整理新编《谭嗣同集》，他专业而严谨地进行了各版本的梳理，更正旧版谬误颇多，我亦参与了篇目考订、佚文搜集与文字释读等工作。在这个戊戌年，先生之著述得以在浙江古籍出版社重新整理并再次出版。同时，他又整理《戊戌四子集》和《刘光第集》《仁学（汇校本）》等与先生相关者之文献，并带领我与青年诗人李让眉着手《谭嗣同诗文集校注》的撰写。玉亮先生对于近代文献以及谭嗣同研究的贡献，和他不计回报的付出与热情、坚持和孜孜以求，令我既自惭形秽，更满怀感动与钦佩。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亦有多位学者、师长无私为我提供帮助，在诸位不辞劳苦的反复审订下，历经六年打磨、十余校次，《年谱长编》终得付梓：中华书局编辑白爱虎先生为我逐字逐句校阅书稿，每处均核原文，提出诸多问题与建议，并润色行文语句，使我并不完备的书稿更为严谨，我亦为他在语言文字与古籍文献方面的深厚造诣而深感钦佩；岳麓书院陈宇翔教授，在极为繁忙的工作之余与只有电子稿的条件下，为我从头至尾审阅书稿并纠正谬误，使我深受教益；浏阳博物馆副馆长林洪先生，亦于通读书稿后，提出一些较容易忽视的逻辑问题与史料排比问题；岳麓书院吴仰湘教授在得知我创作《年谱长编》的第一时间，即将他最新整理而其时尚未出版的《师伏堂日记》电子版给我，使我顿解燃眉之急，故而本书中所引《师伏堂日记》均未注明页码与版本，吴教授这份信任与无私使我铭感五内。

我的责任编辑，岳麓书社的王文西编辑为本书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反复核查引文、逐条核实史料，不惜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来校阅书稿。对各位编辑老师的专业、严谨与负责我深表感谢。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衷心感谢我的父母与祖父对我的勉励与支持：感谢浏阳市政协、谭嗣同爱国公益基金会、浏阳市博物馆、谭嗣同故居、浏阳谭嗣同文化研究会、浏阳市文联、浏阳市档案局、湖南时务学堂研究会对我的大力协助与研究过程中的帮扶。感谢夏剑钦编审、柳肃教授、郑大华教授、张求会教授、潘信之先生、周秋光教授、郑佳明教授、吉辰博士、杨锡贵先生、陈书良教授、梁晓新女士、林利女士、涂逸群先生、吕存凯博士、坂元弘子教授、刘传吉先生、李雨薇博士、贾浩博士、肖雅文老师、谭士恺先生、刘珏女士等诸位专家、学者、谭嗣同后裔为我提供的珍贵资料，以及启迪、帮助与鼓励。

石书宸先生是谭先生时务学堂学生石陶钧的玄孙，在我写作过程中，他为我“上天入地”查找资料，并对我的研究、演讲、文章都提供了极大帮助与支持；我曾经的挚友唐清明先生第一个鼓励我动笔写作《年谱长编》，亦为我誊录部分书稿并加以整理，在写作过程中给予我大量支持、勉励与陪伴，我将铭记于心；胡可人女史是梁启超先生的青年研究学者，我们携手并肩共同挖掘史料、探索近代哲思，她之于我的意义绝不仅是同好，更是知己与最亲密的伙伴；张晓静女史是我研究道路上的引路人，她的热情、真挚、善良与才情绝似谭先生本人，她不仅为我提供多则史料，更是我的灵魂伴侣与最珍惜的同道好友之一。纸短情长，除却上述之外，还有我的好友汤锐先生、齐慧超女史、周丽雯女史、李让眉女史、梁雪如女史、于鹏远先生、汤易女史、李双女史、刘琴女史、柳树伟先生、高翔宇先生等帮我或提供资料，或审订文稿，文笔稚拙如我，断难表达我对诸位之深厚谢忱。

在我写作过程中，谭嗣同先生微信粉丝群“七公主的小粉裙”的群友们对我给予了极大的鼓励与精神慰藉，我们互相砥砺、日求精进。这些畏友，让我深刻体验到先生笔下“友群”之可贵。深情厚谊难诉万一，我将永远珍视之、珍藏之。

但我最要感谢的，依然是复生先生。我爱重和敬仰先生，视之为我之师长与引路人，绝非仅仅因为他的就义精神，他的一生也绝非只此一事熠熠生辉。我心底对先生之情谊，并非高山仰止，更多的是亲切与触动。先生是一个被历史尊崇而又忽视的人，人们提起他，首先提及者就是他的就义，其次再提到他的政治主张与哲学思想，却往往失之片面，甚至曲解。至于他剑胆琴心的才情、冰雪情操的品格、率性可爱的个性则鲜有人关心。“质本洁来还洁去”，我希望这个传奇的“翩翩浊世佳公子”，不要仅仅成为一张单薄的烈士脸谱，不要被人记起的只有就义这一件事，因为他是如此磊落无瑕、动人心魄。

我生于当代，他死于清末，分隔我们的是一百多年的沧桑和无法倒退的时间。然而宇宙浩淼，光阴悠长，一百年的时间真是沧海一粟，微乎其微。他如我身边之人，与我面对面坐着，在万籁俱静而草长莺飞的世界中，细细讲述着一个人所愿诉说的一切。我用我全部的青春与爱，感谢和致敬这位陪伴我十七载的青年思想家，感谢他让我于弱水三千与滚滚尘世之间，找到了我人生最大的意义。

先生之英风毅魄，必将长留于天地，化为清风皓月，与浩瀚的历史星空与奔涌的万里山河同在。

“后来凭吊意，分付此山川。”

“洞庭波兮湘水流，思公子兮夷犹。”

作

者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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