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亮丨制造《仁学》：一部哲学巨著的形成史（上篇）

文摘 2024-06-26 17:51 北京

谭嗣同《仁学》形成史：上

文章目录：

一、我受刺激了——从旧学到新学

二、读书而外：行万里路，识百样人

三、洗稿 · 攒稿 · 约稿

四、唐才常的倒计时

五、别风淮雨的背后

作者：

张玉亮，中华书局《中国出版史研究》编辑部主任，谭嗣同研究会名誉理事、谭嗣同爱国公益基金会荣誉理事、“谭嗣同与晚清史研究”学术研习营发起人。代表作：《谭嗣同真迹》、新编《谭嗣同集》、《仁学（汇校本）》、《戊戌四子集》、《刘光第集》。发表关于谭嗣同与近代史论文若干。

本文汇编自“甲午”公众号。

一、我受刺激了——从旧学到新学

”

应该说，三十岁之前的谭嗣同还没有写作《仁学》的想法，尽管《仁学》中的一些文字形成于三十之前。为什么要把时间的分割线划在三十岁呢？

借助文献数据库遍观古人别集，以“三十”入标题的，绝大多数是“三十首”“三十咏”“三十韵”抑或表示行辈的“三十”，代表而立之年的“三十”出现在诗文题目，在明人姜采的《敬亭集》和清人钱澄之的《田间诗集》之后才渐渐普遍。而像谭嗣同这样，径直以《三十自纪》这样的题目来作文，纵非开创也算先驱了——在他之后，才有梁启超的三十自述、胡适的四十自述等文章。

如果说，三不朽是古人实现自我价值的路线图，三十岁作为而立之年则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时间表。三十岁还没能“立”起来，会给热血青年以莫大的焦虑感。“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屈原也是在距离今人概念中的“老”还遥远得很的三十出头时就把自己笼罩在“不立”的恐慌阴影，并在此阴影之下渡过自己另外一半以上的生命历程。

那么，是什么令谭嗣同的三十岁格外不同呢？在这具有标志性意义和理应充满仪式感的一岁里，谭嗣同迎来了一场令他和他所在的老大帝国同样错愕的战争，这场战争被称为日清战争，但中国人更愿意称其为甲午中日战争。

尽管后世的史家特别是主流学术界把1840年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开始逐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这千年封建文明古国积累的丰厚财富和巨大制度惯性足以支撑其苟延残喘好一阵子，一般人恐怕会忽略，遭受半个多世纪经济侵略后的1905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才首次出现逆差。因此，即便经历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当局者仍认为有足够资本以天朝上国自诩。但甲午战争不同，当局者乃至举国上下都受到巨大的震动。究其原因，外部的表象可能是因为，经过同治中兴后多年培育起来的号称当时亚洲最强的海军舰队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但其实还有一重国人似乎习焉不察但实则至关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割地。

以农耕文明立国的古老华夏，没有什么比土地更加令人珍视。“价值连城”的比方，“背井离乡”的酸楚，背后隐含的是安土重迁的传统。已经签署的若许不平等条约，赔款可以不在话下，开埠也能习以为常，但唯独土地，不能割让。注意这里所说的割让，与以往任何条约中丧失的领土都有所不同，那些是通过所谓“勘界”而丧失的领土，而这一遭，是因战争失败明文订约的割地。所割之地不止宝岛台湾，更有辽东半岛这块东亚版图上的战略重地、同时也是当权者的“龙兴之地”。不仅国不要了、民不要了，脸都不要了。这也就不难理解当马关条约签订时，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前所未有的轩然大波。统治者的底线一再下探，赤裸裸地展现在国人面前。

甲午之后是乙未，马关条约签订于1895年乙未年的4月17日，这时正是乙未科进士会试发榜前夕。5天后的4月22日，康有为完成一万八千余言的上书，并在此后的10天之内征集到十八省一千两百多名举人联署，5月2日在都察院门前呈请代奏。后世用汉代典章故实给这一公众事件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公车上书。

谭嗣同对甲午中日战争的关注，不自公车上书始。他凭借官家子弟的人脉和信息网络，在战火纷飞、硝烟未散时就保持着高度关注并有自己敏锐的洞察。在甲午乙未之交的那段时间里，与师友的书信中触目可见对战局的关注：

昨接山海关来电，廿四、初六宋帅连战牛庄，甚不得手，然则前廿五、六之捷，容有虚饰乎？湘军催赴前敌，枪械不足，军无斗志。

牛庄事亦仅传闻，未见确信，以密电往问，三问而三不答，窘状可掬矣……王夔帅帮办北洋，腊底山东荣成失守，与文登毗连，盖由旅顺斜渡至成山登陆，兵机迅捷，古无比矣。

惟其措意也早、关心也切，故此其创之深、其痛之巨也非他人可比。与很多人结合其后来出处得出的先入为主的“激进”印象不同，他在给长辈的书信中透露出“惟冀天祚我国，使和议速就”的期待。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因为谭嗣同当时对甲午战争的认识，不局限于战争之胜败，而是已经颇为敏锐地看到了战争溃败表象后的人的因素——“天下有大患，政不在于战，而专中于始事主战之人。”

败局已定，和议已成，从对战局的紧张跟进中抽离出来的谭嗣同，对自己进行了认真的反思。甲午年的八月初八，他还在省城贡院参加乡试。感谢章士钊记录了谭这次考试的具体表现。在以“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为题的要求下，谭嗣同却写出了“以生人者杀人，不谓之功名，而谓之学问”的句子，被主考官批为“奇思伟论，石破天惊”。不出意外，他还是未能考中，而这已是他第五次赴考；同样不出意外，这也成为他生平最后一次赴考。谭嗣同对自己三十以前的求学经历产生了颠覆性的质疑——我所学的这一切，无论对国家、对世人还是仅仅对自己来说，真的是有用的吗？得“正途”而入，循资历而升，光宗耀祖，正如他父亲一样，在当时绝大多数读书人看来，非但是再正常不过的奋斗目标，甚至是唯一的发展路径。但谭嗣同却在个人考场失意和国家民族危如累卵之后，给自己在父亲规划下走过的前半生狠狠划了个句号。

他要与三十岁前的自己决裂。而决裂的方式与众不同，自费出书。

有人说，熟读不如成诵，成诵不如手抄。谭嗣同觉得手抄还不过瘾，不如亲自校订、编纂、出版，于是有了“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他花费如许心力、财力，并非对这些旧学敝帚自珍，而是让自己从科考失败的沮丧落寞、国事不堪的痛心疾首中慢慢冷静、沉淀，以便于认真审视自己走过的道路，并从中探求实现价值的别样路径。

谭嗣同《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中，收录了他与挚友唐才常的书札三通，对探究谭嗣同著述刊行过程颇为重要。其第二通云：

绂丞同门足下：

昨寄近刻，到否？三十以前旧学凡六种，兹特其二，余待更刻。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境能生心，心实造境，天谋鬼谋，偶而不奇。故旧学之刻，亦三界中一大收束也。

这段文字的信息量很大。

首先，谭嗣同对于自己的三十岁，异常关注，并主动与甲午联结在一起。正如前边说到的，甲午战争开始时，他还在参加自己生平的最后一次考试，战局与时局的剧变和不堪，已是在转过年来的乙未年了。但谭嗣同在提及时，仍然将自己的而立之年与战争爆发的甲午年强行关联。这种关联甚至直接露出马脚——在谭嗣同的另一部著作《思纬吉凶台短书》中，作为主题内容的写给友人的长信《报贝元征》，书信内容多涉及乙未年战后签约等事，落款却错成了“甲午年秋七月”，可见他对“甲午”两个字多么敏感和刻意。

其次，摆明车马地宣称自己将告别旧学，专意新学。这一点前人多有论及，兹不赘述。

第三，也是前人未注意到的，到底四种还是六种？

从存世版本来看，向来未见“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四种”之文献依据，金陵初刊本的牌记，仅仅是“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第╳种”。而谭嗣同致唐才常书札中云明确提出，“三十以前旧学凡六种”，一个“凡”字，透露出写此信时，谭嗣同已将自己对旧学的总结与编次基本确定，总共六种，先行付梓的仅是前两种而已。但流传下来的，却仅仅只有前四种，也就是《寥天一阁文》两卷、《莽苍苍斋诗》两卷外加补遗一卷、《远遗堂集外文》正续编以及笔记体的《石菊影庐笔识》的学篇与思篇。

这里又衍生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既然谭嗣同自己说“旧学凡六种”，那么前四种而外的另两种是什么？文献无征，难以确考，但不妨碍根据谭嗣同自家著述中的记述发挥一下想象。

谭嗣同在《三十自纪》中总结道：

今凡有《寥天一阁文》二卷，《莽苍苍斋诗》二卷，《远遗堂集外文初编》一卷、《续编》一卷，《石菊影庐笔识》二卷，《仲叔四书义》一卷，《谥考前编》二卷，《浏阳谭氏谱》四卷，都十五卷。又《纬学》，翼经也；《史例》，书法也；《谥考正编今编》，名典也；《张子正蒙参两篇补注》，天治也；《王志》，私淑船山也；《浏阳三先生弟子箸录》，欧阳、涂、刘也；《思纬吉凶台短书》，甄俗也；《剑经衍葛》，武事也；《楚天凉雨轩怀人录》，思旧也；《寸碧岑楼玩物小记》，耆古也：未成，无卷数。惟《史例》有叙。

其中，“今凡有”后所列的是已经完成的著作，“又”字后所列的是“未成”而当然也未分卷的过程稿，划分明晰。“凡”字再次出现，却统计出了七种，除了“旧学四种”外的三种中，《浏阳谭氏谱》四卷被列入六种之一的可能性不大。这是因为，据谭嗣同收入《寥天一阁文》卷二的叙例称，“凡为世系十，图十，家传十三，叙例目录终焉”，而其中家传十三亦皆收入《寥天一阁文》卷二。《寥天一阁文》已为旧学之第一种，则与之大体重复的《浏阳谭氏谱》被谭嗣同列入旧学六种之中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如此一来，“旧学六种”中另外两种最有可能的就是《仲叔四书义》一卷和《谥考前编》二卷了。

据《仲叔四书义》之序言，此为收录谭嗣同与其兄谭嗣襄四书文的集子。四书文是明清以来科举考试的一种应试文体，它还有很多别名，诸如时文、制艺、八比等，最为人所熟知的称呼则是八股文。我们不需要详细了解八股文的规制，甚至不需要知道通行的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结构单元，单从一滚两扇、割裂截搭等术语，亦可见这种文体的机械牵拘、戕贼心性。谭氏兄弟少时，与天下其他绝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就是被这种文体捆缚，虚耗了多少大好时光。然而因为仲兄英年早逝，谭嗣同十分悲痛，因此尽管仲兄所留存的四书文很少，谭嗣同也对这些遗作再三致意。《极蠹歌并叙》之叙云：“先仲兄手书，亦既联为大卷，乃开罪脉望，毁于柔口，生而不阅，死无幸焉，相苦亦何迫耶？”《远遗堂集外文初编》之自叙云：“乃克检仲兄遗文手书一通，单辞夺简，莫成卷帙，言行之大，见于行述志名及哀诔之文，无所离丽，命曰《集外文》尔。”可见谭嗣同对于仲兄嗣襄去世之哀悼、对其遗文之珍视，单辞夺简，莫不宝重。《仲叔四书义》也是反映两兄弟同窗共读的制义之作结集。只是现在我们未见传本。

《谥考前编》二卷，也是现今未见传本的著述。谥是封建时代帝王、贵族、大臣等死后，依其生前事迹所给予的称号。古人重死，有盖棺定论之说。谭嗣同于古代宗法、谱学和谥法别有会心，与其看做青年时代痴迷旧学的黑历史，不如理解为对个体生命的定位与价值的异常介怀的探寻。谭嗣同的后裔、近代史学者贾维先生对已散佚的谭嗣同著作进行了颇有意义的梳理与研讨，写成《谭嗣同早期佚著探隐》一文。该文通过内容相关性的比勘认为：“谭嗣同 12 种早期佚作，除《谥考前编》、《谥考正编今编》、《仲叔四书义》、《剑经衍葛》和《史例》5 种，其内容已经遗失外，其他7种，即《王志》、《张予正蒙参两篇补注》、《纬学》、原《思纬吉凶台短书》、《浏阳三先生弟子著录》、《楚天凉雨轩怀人录》、《寸碧岑楼玩物小纪》等，其部分内容仍然保留于《石菊影庐笔识·思篇》之中，为我们分析和研究谭嗣同早期生活和思想提供了重要线索。”其实，《谥考前编》、《谥考正编今编》这些题目的相关内容也并未完全遗失，在《石菊影庐笔识·学篇》里，保存了谭嗣同对古代谥法的研究心得，第二十四则云：

谥法之义，有裨于形声训诂者。如“仁义所往曰‘王’”，“从之成群曰‘君’”，“敬事供上曰‘共’”，“执事坚固曰‘共’”，“执礼敬宾曰‘共’”，“温年好乐曰‘康’”，皆六书之学。故《周书·谥法》一篇，释说字义，当与《尔雅》、《急就》同科，未可忽略读之。又凡古人之字，必与命名相表里，或相因，或相反，莫不各有义焉。取其相因者汇为一书，往往得三代以前古训为后儒所不达者。因知假借、引申之所自，且又可以解经，如公山不狃字子泄，可证《释兽》阙泄多狃，而订王引之《周秦名字解故》之误。言偃字子游，可证许慎之说，冉耕字伯牛，可证牛耕之不始于秦之类。暇当辑为《唐以上名字解诂》，与王引之及近人俞樾《春秋名字解诂》，用意微别。

可惜的是，谭嗣同关于谥法的论述，当下仅存此吉光片羽，无论当时已完成的《谥考前编》，还是未完成的《谥考正编今编》，今皆难以获见。

至于原定计划的六种为何刊行了四种后就未再继续，根据目前材料已无法确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一直对“日新”保持高度自觉的谭嗣同，经过“三十”和“甲午”两个重要时间节点后，深受刺激，庄严郑重地收束旧学，把对“新学”的关注、学习、研究与著述，排到了日程表越来越靠前的位置。这就引出第二个问题：旧学如此，新学如何？

前边提到的给唐才常的书信，收录在一部名为《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的著作里。这是谭嗣同被捕入狱后还念念不忘的一部书稿。传世的谭氏手迹中，时间最靠后的是写给当时的两个仆人的，一共三通，而其中两通，都提及这部《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

昨闻提督取去书三本，发下否？

再前日九门提督取去我的书三本：一本名《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二本《名称录》，现送还会馆否？即回我一信。

这部谭嗣同临危入狱时仍十分挂怀的书稿，一度流传下来并被著录、记载、整理。对稿本最早进行整理刊布的是《湖南历史资料》。这个1958年初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而创办的季刊，在1959年第4期刊发了《“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未刊稿》，编者按云：“谭嗣同的‘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该本，为张篁溪收藏。原稿凡一百四十八页，书面有谭氏手书签题及‘乙丁之际’字样。原稿首页书名下有‘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后新学第二种’十四字，后复涂去。文中且多增改之处，字迹与谭氏其他笔札相同。封面及书底之里页为当时两湖公文书之官封所改装，似亦当时原物，其为谭氏手订之稿无疑。”尽管后来涂去，但“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后新学第二种”与金陵刊本的“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若合符节，以版本实物证明了谭嗣同确有新学著述编纂乃至刊行的计划。

此外，该书封面上“乙丁之际”四个字同样非常重要，它为探究谭氏新学著述乃至《仁学》的写作和完成都提供了时间锚点。

既然成于“乙丁之际”的《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是新学第二种，那第一种当大体在此之前。而就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谭氏著述，成于三十以后且略早于“乙丁之际”的有两种，一是《兴算学议》，一是《思纬吉凶台短书》。那么，哪一种更有可能是谭嗣同的“新学第一种”呢？这涉及两书的公开刊行时间。

刊行《兴算学议》的动议，起于浏阳兴算活动中，发起人为欧阳中鹄。欧阳《与涂舜臣明经启先论兴算学书》作于乙未七夕，书云：“鄂中中丞初见及此，拟上变法疏，属稿已定。唐生才常、刘淞芙秀才善涵，肄业两湖书院，请先试于一县，中丞允之。其子门人嗣同具函复鄙人，洋洋万数千言，乞速起专任其事。……嗣同虽压于父命，不欲题名，而其前书所言，最为剀切详明，不得已为删去十分之二，再以鄙意加批加跋，用活字板刷出……兹特将稿专人送呈，乞加披阅。其原函及眉端批语，有应从删者，即请删节；或执事更加跋语，尤为征信。字数过多，检出需时日，令来足恭候，希交带回。”可见此《兴算学议》乃欧阳中鹄动议，寄给涂启先审订并参加意见后，以活字排版刷印的。欧阳《书兴算学议后》称：“因将嗣同此书，用活字板刷出，并以鄙意，加批于眉端，俾用传观，知非冒昧。”末署“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则此时《兴算学议》已经刊行，在后文《再书兴算学议后》（末署“中元日”）之前。

而《思纬吉凶台短书》则更为复杂一些。其刊行时间，目前所见最早版本为麦仲华所编《皇朝经世文新编》（前有戊戌年正月序）石印本。而完成时间，此著作所包括的叙、《报贝元徵》和《治言》三个部分，成于三个不同的时间。主体部分《报贝元征》末署“甲午秋七月”，然文中有涉及甲午战败后签约事，则当系乙未年之笔误。《治言》完成最早，谭嗣同于前特地加有按语云：“此嗣同最少作，于中外是非得失，全未缕悉，妄率胸臆，务为尊己卑人一切迂疏虚骄之论，今知悔矣，附此所以旌吾过，亦冀谈者比而观之，引为戒焉。”论者多谓此《治言》系光绪十五年左右所作。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是叙言。叙言里提到化学元素的文字为考究写作时间提供了抓手：“故观化学析别原质七十有奇，而五行之说不足以立。”

清华大学邓亮先生在其论文《化学元素在晚清的传播——关于数量、新元素的补充研究》中，列举了晚清时期化学元素（“原质”）种数的数种说法（《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2卷第3期，2011年）。其中64种之说最为普遍。这得益于傅兰雅和徐寿的《化学鉴原》（1871年出版）。1896年南京汇文书院福开森与李天相合译《化学新编》，称“现时所察知之原质，已有七十余种，但罕见者居多”，然而所列出的“最要原质表”仅列举了44种较为常见的元素。直到1898年2月，《教务杂志》刊载了狄考文的《修订化学元素表》，才列举了73种元素，其中包括2种具有元素性质的化合物Ammonium铔（即铵）和Cyanogen蓝（即氰）。也就是说，七十三种之说应该不会早于1898年2月。

《思纬吉凶台短书》的叙中所提七十余种，当在1898年，至早不会早于1896年。若如此，最终完成叙文的《思纬吉凶台短书》，成书当在“乙丁之际”的《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同时或稍后，无论如何都不会早于“乙未七夕”即已活字刊行的《兴算学议》。那么“新学第一种”，以《兴算学议》可能性为更大。民国元年谭氏家属刊行《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兴算学议》时合订为一册，或许正是冥冥中与谭氏本意相合的处理。

至此，若抛开考据学的严谨，似乎可以把《兴算学议》当作谭嗣同三十以后新学的第一种，《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是第二种，《思纬吉凶台短书》为第三种。之所以如此饶舌地探究这三部书的情况是因为，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仁学》的前身，而《仁学》也恰可当作谭嗣同三十以后新学的第四种。

二、读书而外：行万里路，识百样人

”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万卷、万里是个虚指，就像没有人会真的测量飞流直下是否刚好三千尺一样。但谭嗣同却在自述中骄傲地统计了自己的行程：

为此仆仆，迫于试事居多，十年中至六赴南北省试，惟一以兄忧不与试，然行既万有余里矣。合数都八万余里，引而长之，堪绕地球一周。

光绪三年（1877），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从户部京官得以外放，担任甘肃巩秦阶道，谭嗣同才首次回到了自己的原籍湖南浏阳。之后孤独的他又跟随父亲一起来到了甘肃天水，这一年他刚刚虚岁十四。说他孤独是因为，就在一年前，他的母亲徐五缘，与他的长兄谭嗣贻、姐姐谭嗣淑都在北京城的一场瘟疫中丧生，他自己也被感染，差一点没能挺过来。这也是其父为其取字“复生”的缘由。幼小的心灵第一次直面死亡，给谭嗣同带来深重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PTSD终其一生都未能治愈。以至于多年之后在给《仁学》定稿时，他也难以抚平创伤并写进自叙中：

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

海外汉学家张灏先生敏锐地抓住谭嗣同的这一生命境遇和体验，并以谭嗣同文字中经常出现的“苍然”一词形容他的底色。是的，莽苍，苍然，经常出现在他的笔下。但谭嗣同以其纯洁刚健的品性、超拔群伦的心力，上下求索并形诸笔墨、付诸行动，一如射破个人和时代多重愁云惨雾的阳光，成为那个时代叩问死亡、探寻生命终极价值的亮色。

从1878年到1889年，出去短暂的奔波和暂居，谭嗣同在西北度过了十年时光。随宦西北，赶考返乡，他的十万里路，就是这么得来的。在路上，他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了民生疾苦，并写下诗篇。半个多世纪后，一位精熟北平掌故的老人，在怀想当年宣南风物时，对自己在地摊淘到的《莽苍苍斋诗》把玩不置。他引录的两首恰是谭嗣同西北十年所写诗篇。其一题为《和景秋坪侍郎甘肃总督署拂云楼诗》，诗曰：

金城置郡几星霜，汉代穷兵拓战场。岂料一时雄武略，遂令千载重边防。西人转饷疲东国，南仲何年罢朔方。【甘肃军饷，岁四百八十万，皆仰给东南诸省。时总督为家云觐年伯，方请假归里，是以有取于谭大夫小东之义。】未必儒生解忧乐，登临偏易起旁皇。

其二题为《六盘山转饷谣》，诗曰：

马足蹩，车轴折，人蹉跌，山岌嶪，朔雁一声天雨雪。舆夫舆夫尔勿嗔，官仅用尔力，尔胡不肯竭？尔不思车中累累物，东南万户之膏血。呜呼！车中累累物，东南万户之膏血。

这位名叫邓云乡的老人品评道，前作尚无多大意思，后诗却可见风土诗之韵味。其实这两首诗是应当联系在一起来解读的。谭嗣同西北随宦十载，目击了新疆收复后的实况，尽管包括他父亲在内的官员尽力擘画，但边地毕竟饱受战火摧残，民生凋敝。谭嗣同的诗笔不仅得江山之助，对当局施政方略的反思和对地方民生凋敝的同情更有所反映。与这首转饷谣立意相近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另一首题为《儿揽船》的作品：

北风蓬蓬，大浪雷吼，小儿曳缆逆风走。惶惶船中人，生死在儿手。缆倒曳儿儿屡仆，持缆愈力缆縻肉。儿肉附缆去，儿掌惟见骨。掌见骨，儿莫哭，儿掌有白骨，江心无白骨。

这是谭氏友人泛舟衡阳时的见闻，途中遇到大风天气，客船几乎颠覆，船上的小童不过十岁，急忙拉纤将船拖进港湾，强大的风力拽着客船使得小童不断跌倒，小童尽管痛得喊叫但咬紧牙关不松手，这才把客船拖进港湾得以保全，但此时小童双手已被纤绳割裂，血肉模糊深可见骨了。谭嗣同听闻此事别有会心，写下这首诗。这个勇敢解救乘客的小童，分明就是谭嗣同自己的化身，否则，他的安慰也太蹩脚了，只有如此理解或许才能体会他的本意——为了江心无白骨，儿肉附缆去又何足惜。为避免过度解读，我们可以从谭嗣同自己的文字里找到证据，他在给老师的书信中，于见到北方水灾难民的惨状后反躬自省：“又自念幸生丰厚，不被此苦，有何优劣，致尔悬绝？犹日优游，颜之厚矣！”同样生而为人，为何有的人会不幸一至于斯。随后，他郑重写下了自己的誓言：“誓拯同类，极于力所可至。”善良纯洁的品性和民胞物与的思想作为土壤，追求平等的思想之种生根发芽，并做好准备迎接新的思想资源的滋养，最终长成仁学的参天大树。

一路走来，谭嗣同结识了很多师友。这些人给他以不同的影响，并成为一种“养分”，被他吸纳进自己的《仁学》中来。

欧阳中鹄、涂启先、刘人熙，故乡浏阳的三位前辈师长，给谭嗣同以不少教益。谭嗣同对这三位乡贤十分尊敬，以至于专门将在他们门下求学所得，整理为《浏阳三先生弟子著录》，可惜这部著作并未完成。

欧阳中鹄（1849—1911），字品三，号节吾，又号瓣姜，他是谭嗣同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老师，1874—1878年、1890—1892年这两段时间，谭嗣同都是在欧阳的门下。1894年欧阳回浏办理赈务，谭嗣同也作为得力助手辅佐老师。此外，师生二人长期保持着通信。欧阳的孙子是一个有心人，在抗日战争硝烟弥漫的1943年初，于大后方的文化名城桂林刊行了欧阳中鹄与两个得意门生、被后世称为浏阳二杰的谭嗣同与唐才常的往来通信。即便欧阳这位后裔并未成为近代历史上与梅兰芳并称“南欧北梅”的戏剧名家，单凭保存、刊行这部《谭嗣同书简》，也足以被后人铭记。

欧阳中鹄之孙欧阳予倩所编《谭嗣同书简》

涂启先（1834—1899），字舜臣，号大围山人。1879—1882年谭嗣同在其门下求学。欧阳中鹄与涂启先是谭嗣同青少年时代颇为重要的老师，给谭嗣同早年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谭氏后人谭训聪在《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中说：“五经诸史之教导，欧阳师、涂师实启沃之。”除了经史之外，这两位老师给谭嗣同更大的影响在文学创作和学术思想。欧阳擅长骈文，涂启先精于桐城义法，都对谭嗣同的早期文风产生影响：“嗣同少颇为桐城所震，刻意规之数年”，“或授以魏晋间文，乃大喜，时时籀绎，益笃嗜之。由是上溯秦汉，下循六朝，始悟心好沉博绝丽之文”。至今翻开《寥天一阁文》，仍能读到谭嗣同写给友人的精整富丽的骈体书信。思想方面，两位先生都注重经世之学。欧阳尝谓“君子之学……期于致用而已”，“作而言皆可起而行”，后来回乡办理赈务，再度与弟子谭嗣同合作；涂启先子承父业，长期管理浏阳上东团练事务。可惜青少年时代的谭嗣同对两位先生思想领略有限，所以自称“虽受读瓣姜、大围之门，终暴弃于童蒙无知之日”。

涂启先《大围山房文集》中所收为谭嗣同仲兄嗣襄所写哀辞

第三位先生也是仕途最为顺畅的一位，后来做到湖南督军的刘人熙。刘人熙（1844—1919），字艮生，号蔚庐。光绪三年会试进士，从此走上仕途。讲学京师时，谭嗣同于1889年从其求学。从四月中下旬到京开始，五月上旬即因得仲兄嗣襄噩耗而南下，这次求学尽管为时短暂，但意义非凡，他后来总结道：“继而薄上京师，请业蔚庐，始识永嘉之浅中弱植。”“由永嘉返濂洛”，谭嗣同由经世之学向心性之学的转变，与请业蔚庐脱不开关系。而关于心之力量的把握、描摹与梳理，后来成为《仁学》上卷最重要的内容。

刘人熙《琴旨申邱》，谭嗣同有《剑经衍葛》，从命名的精确对仗中可看出对老师的步武致敬之意

此外，欧阳中鹄对王船山之学倍加推崇，所以以瓣香姜斋之意自号“瓣姜”，刘人熙对船山学说也别具会心，后于1914年创办船山学社。从这两位先生身上，谭嗣同对“衡阳王子”之学多所留心。

至此，对照《仁学》开篇的《界说二十七条》之第二十五：“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州之书。”在谭嗣同开列的“仁学配料表”的中国传统典籍中，从浏阳三先生这里就能找到一半以上。

唐才常、刘善涵、黄颖初，同样来自浏阳的三位青年才俊，也在谭嗣同的成长道路上至关重要。

黄颖初（1873—1932），原名祖勋，后改名徵，颖初为字。他与谭嗣同的结识相对较晚。在黄颖初所著的《浏阳乡土志》一书的末尾，有他的儿子写的印行后记，其中记载：“先祖妣以丙申三月逝世，享年五十有一。祖母卒年之十月，同邑谭嗣同先生归里，先父应聘，典其签记。”谭、黄最重要的交往则在关于语音学的切磋。谭嗣同不仅亲自给黄颖初的《传音快字简法》作序，还在给友人汪康年的书信中向其推荐。前人认为，谭嗣同写作《仁学》的那段日子，得黄颖初襄理文案，而《仁学》中关于汉字语音的探讨，也多得益于与黄颖初的交流。在《仁学》第三十九篇中，谭嗣同梳理了地球之教、政实现“合而为一”的路径，篇末笔锋一转，指出之所以教与政难于合一，在于学难合一，而学难合一则在于语言文字的差异：

又其不易合一之故，由语言文字万有不齐，越国即不相通，愚贱尤难遍晓，更若中国之象形字，尤为之梗也。故尽改象形字为谐声，各用土语，互译其意，朝授而夕解，彼作而此述，则地球之学可合而为一。

无论是《仁学》同时略前的《管音表自叙》和为黄颖初《传音快字简法》所作序言，还是《仁学》完成之后的《延年会叙》中关于“年之不耗于识字”的畅想，都是在这一脉络下展开的。

谭嗣同致汪康年书札中之自绘《管音表》

黄颖初的著述后来由其子嗣于台湾陆续付梓。令人稍觉遗憾的是，尽管谭嗣同向友人热情推荐《传音快字简法》，并写有“我与黄刘共三笑”等诗句，但泱泱二十四卷的《聿园诗稿》中，谭嗣同只出现在一首题为《即事遣怀》的七言绝句的自注中，诗云：

一别金陵三十年，江城如画梦如烟。龙盘虎踞今何似，只觉当时已渺然。【光绪丙申、丁酉曾随谭壮飞京卿幕游金陵。】

诗作本身颇不足观，也很难见出情感倾向。或许正如印行后记中所言：“先父丁酉年馆于谭氏，似未与闻此一机密。此由先父于清室之覆亡，犹致其哀悼，可以见之。”的确，《聿园诗稿》卷七收录黄氏戊戌、己亥之间诗作编为《清流集》，其小序云：“于时新旧之潮流，竞争甚烈。未几遂构政变。予维时志在韬晦，方与同人为颐社，以诗文相和答，与陶靖节《归去来词》所谓‘临清流以赋诗’者，差为近之。”但该集中题为《感逝》的两首七律：

造物生才已自难，膝加渊坠两无端。膏烧正恐因明炽，巢覆谁能冀卵完。墉上隼成投鼠忌，瓮中人误沐猴冠。是丹非素知何定，赚作昙花梦影看。

沧海深涵不定波，云帆欲济待如何。李恩牛怨几先伏，桃死羊生道已颇。胥水潮汹原有谶，广陵散绝竟同科。酒垆思旧难回首，赢得黄公涕泗多。

诗人终于没能忍住韬晦之心，将满腔的悼念诉诸笔端。另外更加值得一提的是，黄颖初那个为其遗著撰写后记的儿子黄彰健，是研究戊戌变法史最杰出的史学家之一。

刘善涵（1867—1920）字淞芙，斋名蛰庐。他是谭嗣同于甲午年结识的友人，此后两人成为知交，共同切磋学问、探索救国之道。目前留存下来的谭嗣同的书信手迹，除了因参与《时务报》事务而写给汪康年的以外，致平辈友人的书信要以写给刘善涵的为最多。更有意思的是，刘善涵是谭嗣同的小迷弟，他用心收集谭嗣同的作品，哪怕是谭氏自己因不甚满意而未编入集的诗作。《莽苍苍斋诗》两卷而外另有一卷补遗，就全都是刘善涵费心搜集起来的。谭嗣同在补遗的序言中说：

天发杀机，龙蛇起陆，犹不自惩，而为此无用之呻吟，抑何靡与？三十前之精力，敝于所谓考据辞章，垂垂尽矣！施于世，无一当焉，愤而发箧，毕弃之。刘君淞芙独哀其不自聊，劝令少留，且捃拾残章为补遗，姑从之云尔。

这时据两人结交还不到一年，谭嗣同的诗篇已经令刘善涵折服如此。谭本人对刘善涵的青睐也非常感动，在光绪二十年腊月十七写信致意：“承代搜残稿，此名士之流落不偶，得足下拂拭而大用之，在施者不期报，而受者亦思自奋矣。”非仅如此，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在南京即将与谭嗣同分别时，刘善涵的“爱谭成癖”再一次显露出来，他向谭嗣同索要篆刻作品钤于一纸之上，并请其题跋以为留念。谭嗣同挥毫而就：

维丁酉之春，伏遇大善知识刘淞芙者，笃嗜愚鄙所造语言，虽我亦不能名其故，殆灵山法会广种此因耶？偶又索手所镌印章，印之此幅，兼令跋其意。大地山河，了了到眼，更无处可容言说，因为谨録摩诃衍大方广唐译《华严》一小品，以见印玺亦佛所用心者也。

这件作品在刘善涵去世十多年后被发表出来，我们才有机会了解这段文字因缘。

谭嗣同《寥天一阁印录》跋语手迹

谭嗣同的前两个同乡友人都未享遐龄，第三位友人则写下生卒年时就更令人心情沉重。唐才常（1867—1900）字佛尘，号洴澼子，斋号觉颠冥斋。唐才常是谭嗣同最为重要的两位友人之一（另一个是梁启超），是他名副其实的“刎颈交”——晚于谭两年出生，也晚于谭两年牺牲，同为三十三岁。谭嗣同喋血菜市口，唐才常痛心疾首，写下了一字一血的挽联：

与我公别几许时，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

近至尊刚十余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1900年8月22日，发动自立军起义失败的唐才常倒在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屠刀之下，时年三十三岁。

传世的一封书信信息量极大，在信中谭嗣同煞费苦心地为唐才常、刘善涵劝架。原来，对于浏阳锑矿开办方案，唐、刘意见分歧以致产生矛盾。谭嗣同对两位好友的不足直陈不讳：“两君见识皆有未到，而淞芙又差一重，若因此存意见，真儿戏耳。”劝诫他们既不要固执己见，也不要“引嫌退避”，希望两人精诚合作，方能成此“地球上第一件大政事”。谭嗣同不仅对两位好友的分歧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对两人的不足也开诚布公地提出批评，同时还毫无避忌地对收信的唐才常说，“淞芙处亦欲作一详信，不识写得及否，乞以此书示之”。三人的友谊可谓光风霁月、披肝沥胆。谭嗣同在信中介绍自己寄给唐才常的刚刚出版的三十以前旧学之前二种，“余待更刻”。值得留意的是，前二种题签为刘善涵所写，而后二种的题签则换成唐才常执笔。透过这封书信的纸背，仿佛能看到兄弟三人相视一笑冰释前嫌的坦荡襟怀与深厚友情。

“旧学四种”之牌记，分别出自刘善涵、唐才常

在信的结尾处，谭嗣同还不无自得和兴奋地向好友介绍自己的心得：

若夫近日所自治，则有更精于此者，颇思共相发明，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亦拟还县一游，日期又急不能定，大要归则甚速耳，彼时当畅衍，此书其先声也。

这一心得，就是谭嗣同诀别旧学、开辟新学的扛鼎之作，日后引起思想风暴的维新经典思想名著《仁学》。唐才常对谭嗣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谭嗣同《仁学》的写作与刊布，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历史烟尘遮蔽下的许多故事隐匿于纸背，令人动容、扼腕乃至叹息、垂泪，等待后人的刮垢磨光。

黄颖初、刘善涵、唐才常，三个浏阳青年尽管性情各异，但都为谭嗣同提供了“同学颇不寂寞”的友谊。虽然随着此后交游渐广，但谭嗣同在《仁学》中正式向传统道德“五伦”中的四伦吹响冲锋号角之际，想到朋友一伦给予他的温暖与力量之时，一定不会忘记这三个同乡好友。惟其如此，我们也才更能体会他为这三位知交分别题赠的联语：

去天尺五城南杜；如月之初江夏黄。——赠黄颖初

道行孤乘莽眇鸟；声疑同订盱呼乌。——赠刘淞芙

皇皇思作众生眼；板板知为上帝形。——赠唐才常

而最后一联也恰恰吻合他的另一挚友梁启超在《校刻浏阳谭氏仁学序》中对这部伟大著作的譬喻——众生之眼。

三、洗稿 · 攒稿 · 约稿

”

文者比较在意的是原创性，因此抄袭无疑是学术不端之首恶，洗稿也堪称大众传媒之大忌。而谭嗣同最为后世所重的《仁学》，却也因抄袭嫌疑而蒙上了一重阴影。故事要从谭嗣同牺牲的四年后说起。

在谭嗣同传世的照片中，有一张“竹林七贤图”最为知名。这张七人合影上，汇集了当时关系亲密的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是谭嗣同、梁启超、汪康年、宋恕、孙宝瑄、吴雁舟、胡庸。孙宝瑄此人在近代史上声名不彰，但他爱写日记，留下了八百万字的日记，即便现存已刊的部分也有一百五十多万字。而就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里回忆当年在上海与维新派友人交游时说：

余昔年在海上，与同志诸人论乾卦，自谓颇有精理。壮飞先生竟载其说于《仁学》中。

据此，也确实容易让人得出《仁学》抄袭友人学术观点的结论。但如果遍读《仁学》全文，可以发现，其中涉及乾卦的，只有第四十八篇：

……且吾言地球之变，非吾之言，而《易》之言也。《易》冒天下之道，故至啧而不可恶，吾尝闻□□□之论乾卦矣，于《春秋》三世之说之说有合也。《易》“兼三才而两之”，故有两三世。内卦逆而外卦顺……

这里的“□□□”，国民报社本、文明书局本少一“□”，但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现存早期5个版本，皆较为明确地表示此处系引用他人观点。由此可知，关于乾卦的阐释，并非未予注明出处的不告而取，而是明确了渊源所自，因此不可视作抄袭。

《仁学》中的□所在多有。其中代表人名的“□□□”或“□□”，还有不少：

谭嗣同曰：“西人虽日为枪炮杀人之具，而其心实别有所注，初不在此数十年之梦幻。所谓顾天之明命，众惑尽袪而事业乃以勃兴焉。”——第十三篇

□□□曰：“《论语》第七篇，当是《默而》第七，刘歆私改‘默’为‘述’，窜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十四字以申其古学，篇名遂号《述而》矣。”“我非生而知之者，敏以求之者也。”“生知”与“敏求”相反相对，文义自足，无俟旁助；而忽中梗“好古”二字，语意都不连贯，是亦歆窜矣。世岂甘为莽、歆之奴隶也乎？则好古亦其宜也。——第十八篇

□□□曰：“于文从古，皆非佳义。从艸则苦，从木则枯，从艸木则楛，从网则罟，从辛则辜……且从人则估，估客非上流也。从水为沽，孔子所不食也。从女为姑，姑息之谓细人。吾不知好古者何去何从也。” ——第十八篇

吾闻□□之讲《大学》，《大学》盖唯识之宗也。唯识之前五识，无能独也，必先转第八识；第八识无能自转也，必先转第七识；第七识无能遽转也，必先转第六识；第六识转而为妙观察智，《大学》所谓致知而知至也。佛之所谓知，意识转然后执识可转，故曰：“欲诚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致知藉乎格物；致知者，万事之母。孔曰：“下学而上达也。”朱紫阳补格致传，实用《华严》之五教。《华严》，小教小学也，非《大学》所用……——第二十六篇

□□□曰：“三教其犹行星轨道乎？”佛生最先，孔次之，耶又次之。乃今耶教则既昌明矣，孔教亦将引厥绪焉，而佛教仍晦盲如故。先生之教主，教反后行；后生之教主，教反先行，此何故欤？岂不以轨道有大小、程途有远近，故运行有久暂而出见有迟速哉？佛教大矣，孔次大，耶为小。小者先行，次宜及孔，卒乃及佛，此其序矣。——第二十七篇

□□□曰：“佛其大哉，列天于六道，而层累于其上。孔其大哉，立元以统天。耶自命为天已耳，小之，其自为也。” ——第二十七篇

□□□曰：“三教教主一也，吾拜其一，则皆拜之矣。”斯言也，吾取之。——第二十八篇

□□□曰：“在宥”，盖“自由”之转音。旨哉言乎！人人皆能自由，是必无国之民。……若西书中《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盖治国如此，而家始可言齐矣。然则《大学》言“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非欤？曰：“非也。”□□□曰：彼所言者，封建世之言也。封建世，君臣上下，一以宗法统之。天子大宗也，诸侯、卿大夫皆世及，复各为其宗。民田受之于上，而上之制禄，亦以农夫所入为差。此龚定庵所以有《农宗》之作也。——第四十七篇

今夫方便施舍，广行善事，此世俗所谓度人者。然仅能益众生之体魄，聊为小补，众生迷误，则如故也。虽法施广大，宏愿薰习，不难资以他力，要视众生之自力何如，非可人人强之也。由是以谈，度人未能度到究竟，而己之功德则已不可量矣，故曰：“度人，非度人也，乃度己也。”尝以此说质之□□，则曰：“子前之说是也。后之说谓人未能度到究竟，亦尚有未尽。今试予人一钱，扶人一步，其为度也微矣。然而由此充之，锲而不舍，极于无量劫，终必度到究竟。以度到究竟之因缘，自此而结，度人者勿以善小而勿为矣。” ——第四十九篇

这里不惮繁琐，穷尽式地逐条征引，是为对这个问题进行客观公允的分析。不难看出，《仁学》中的□表示人名时，多出现在上卷（前三十篇），下卷（第三十一至五十篇）相对较少。而谭嗣同在征引时，绝大多数都明确了所引学说或意见的发表者（仅有两处例外，也是因不同版本的文字差异而造成的，并非直接将他人观点据为己有）。结合《仁学》内容颇触时忌、完稿后仅在小范围内流传而并未公开发表或出版，这些□，其实是为避免给友人招惹麻烦而做的技术处理。正如谭嗣同在参与湖南新政期间的另一好友皮锡瑞在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六的日记中所记载的那样：“《戊戌政变记》缺我名，亦关切之意也。”

因此，谭嗣同在与友人交流过程中剽窃他人学术观点据为己有的怀疑，可以彻底澄清。

但另一方面，谭嗣同也并非不加抄袭，但他抄袭的对象是自己。换言之，《仁学》中的不少内容，其实来自他集中写作该书之前的著述。如果把《报贝元征》、《兴算学议》、“北游访学记”这写给师友的三通长篇书札对照《仁学》来读，可以发现更多的相似乃至相同段落。可以说，《仁学》的不少篇章是在之前作品基础上进行的自我洗稿。明确这一点并不是毫无意义的，除了洗清谭嗣同的“抄袭”嫌疑外，至少还有两个作用：首先，既有成稿作为素材，那么以时间有限、其时襄理文书工作的黄颖初对《仁学》成书的作用就不宜高估；其次，“旧稿+新作”的写作方式生动再现了将西学、佛学等新知与一直以来的思考融为一炉的急切，而这急切恰是谭嗣同写作《仁学》是的真实心态。

是的，他太迫不及待了。而这也牵涉出关于《仁学》的第二个问题——杂糅的评价。

《仁学》自问世之初，就不乏关于“杂糅”的批评。在章太炎自定年谱中，于光绪二十三年记载：“会平阳宋恕平子来，与语，甚相得，平子以浏阳谭嗣同所著《仁学》见示，余怪其杂糅，不甚许也。” 2018年戊戌两甲子之际，许知远推出纪录片《十三邀》关于谭嗣同的一集，对谭在《仁学》中的思想也以“大杂烩”称之。这不能让人们怀疑，被誉为“20世纪中国人权宣言”的《仁学》，难道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仓促攒凑在一起的草率之作不成？

这可以从中西文化两个方面分别考量。

先节引谭嗣同写给唐才常的论学书札中的夫子自道：

亟欲如前书所云，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思绪泉涌，率尔操觚，止期直达所见，未暇弥纶群言，不免有所漏耳。《鸿烈》谓作为书论者总要举凡，而语不剖判纯朴，靡散大宗，惧人之愍愍然弗能知也，故多为之辞，博为之说。然诸子以下百家述作，其能如此者，不数数觏也。衡阳王子，可谓大雅宏达者矣。而其言曰：君子之立论，有不必相通而各自成一道，所以使人之随位自尽，是或一道也，后儒不察，视为牴牾而窜之，吁，其亦侗矣！

谭嗣同为了“直达所见”，特地略去了将“抵牾”的群言弥纶一番的功夫，他对这一点并非毫无察觉，而是直接坦承，可见“杂糅”是有意为之。谭氏征引《淮南鸿烈·要略》，更注重总要举凡、多辞博说，而对细部的“弥纶”功夫则有意省略，是怕读者惽然弗知、离本就末。而令他最为服膺的清代思想家王夫之更是对立论的“片面的深刻”有着精辟的见解：

“如金如锡”，刚柔际也。“如圭如璧”，方圆契也。明乎刚柔方圆之分合者，崇道而不倚于术者也。不知其分，恒用其半而各不成。不知其合，两端分用而不相通。——《诗广传·卫风》

或雄或雌，或白或黑，或荣或辱，各有对待，不能相通，则我道葢几于穷，而我之有知有守亦不一矣。知者归清，守者归浊，两术剖分，各归其肖，游环中者可知已。——《老子衍》第二十九章

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解·天下篇》

道一而已矣，一以尽道矣。——《尚书引义·咸有一德》

谭嗣同对王船山关于偏与全、多与一、剖分与相通的思想，是有认真思考的，在《仁学》的写作过程中，固然有时间紧迫等因素，但我们目前所见看似“杂糅”“牴牾”，绝非他的无心之失。发言必须有针对性，若忽略了针对性，“不详记其某一言之发为何地何人何时何事，某为粗、某为精”，难免导致对前人立言的理解精粗相杂，甚至会认为其“牴牾羼乱而不可就理”，“精杂于粗，则以粗概精而精者亡，粗杂于精，则以精疑粗而粗者亦亡”。谭嗣同在此不啻对后之读《仁学》者做了一个很有效也很必要的提醒。

同时，如果结合《仁学》写作前后的西学著述东传情况来看，对《仁学》杂糅之说的认识就会更加客观公允。

比如谭嗣同屡屡称道、深受影响并于《仁学》第四十三篇直接引述的乌特亨利《治心免病法》，此书的知识构成，也是生理知识与宗教思想同时出现。如上卷第二章论人身，既有“灵机”（脉搏、心跳）、“质点”（分子）、“小珠”（细胞）、“织质”（组织）等医学、生理概念，同时又有“天父造身，所以为心也”的表达。

又如《仁学》第十三篇称引的韦廉臣《古教汇参》，第一卷共二十二章，分别论天地、物质、地球形势、土宜、山、空气、水、皮相、首、首（又）、咽喉肠胃、形体、骨、胸膈、筋肉、食、血、心、脑、目、耳、鼻口手，大多数为生物学知识。第二卷则画风突变，用十三章的篇幅论上帝必有、上帝唯一、上帝至大、上帝全能、上帝全智全仁、上帝仁爱、上帝无所不在、上帝无所不知、上帝乃神、上帝自然而有无终始、上帝莫测、上帝非太极、灵魂说。而第三卷则卷内即出现了知识谱系的错杂与互涉，既有关于元质（即元素）、地质的，又有“上帝乃无始无终者也”“论世人俱宜爱敬上帝”等宗教内容……

宗教教义与自然科学知识，以及与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知识的混溶，是晚清传教士著述的普遍现象，熊月之先生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将其概括为“宗教为体，科学为用”。以创教与友人互相期许的谭嗣同，对此加以模仿，自在情理之中。换言之，这种书写方式即便“杂糅”，也并非谭嗣同本人能力不及，而是对当时西方传教士著述体例上的主动借鉴。

谭嗣同的思想之路在同侪中已经走得颇远，甲午战败的民族危亡和三十未立的个人焦虑的双重促发下，他反思了太多，求索了太久，许多问题郁结于中又不吐不快。所以他读，无论传统典籍还是西学新知，；他写无论写给老师还是友人。但这如许问题，如何能统摄到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下来展开，他需要一个契机。很快，约稿来了。光绪二十三年元宵节后三天，他写给友人汪康年一封书信，分享了接到约稿的始末：

去年吴雁翁到金陵，述卓如兄言，有韩无首大善知识，将为香港《民报》，属嗣同畅演宗风，敷陈大义。斯事体大，未敢率尔，且亦不暇也。近始操觚为之，孤心万端，触绪纷出。非精探性天之大原，不能写出此数千年之祸象，与今日宜扫荡桎梏冲决网罗之故，便觉刺刺不能休，已得数十篇矣。少迟当寄上。

与此信相关的的几个人，除了“韩无首大善知识”，写信人谭嗣同，收信人汪康年，以及信中提到的吴嘉瑞（字雁舟）、梁启超（字卓如），后来都出现在前边提到的七人合影里。合影中的谭嗣同无论姿势还是装造都堪称显眼包。他的心底一定奔腾着无法压抑的兴奋，一如这封信字里行间难掩的激越。《仁学》就是在这样的约稿之下一触即发，也几乎一挥而就，因为他是带着无上的使命感，蘸取自己殚精竭虑上下求索的心血写成的。他要做众生之眼，洞悉人间不幸的根源。誓拯同类，冲决网罗，在分别写给师友书信中的这八个字，从此刻起成为他最庄重的誓言。

四、唐才常的倒计时

”

2022年西泠秋拍出现了一封近三千言的书信，收信人是赫赫有名、最近二十年来拍场上关注度颇高的梁启超，而寄信人唐才常，现今已不甚知名。但在两甲子前，他是与谭嗣同并称“浏阳二杰”的英雄，其所率领的自立军起义是晚清第一次反抗清政府的武装起义，比黄花岗、萍浏醴还早数年。星移斗转，烈士滚烫的鲜血与历史激荡的风云，后人只有从蚓画蛛封的故纸中怀想当年了。（该书札的图片与释文可参看《新见唐才常致连启超书札一通🔗》）

从陈善伟先生的《唐才常年谱长编》（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里，可以梳理出唐才常从死义到戊戌政变期间的倒计时：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1900年8月23日），凌晨一二时，唐才常为首的自立军首脑三十余人，在武昌大朝街紫阳湖畔就义。

七月二十七日夜、二十八日凌晨，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兵包围宝顺里，唐才常被捕，被审讯时对起义之事供认不讳。

七月二十二日，唐才常在汉口致书沈荩，告知起义计划。

七月十七日，唐才常到南京，与井上雅二告别后径赴汉口，按计划筹备起义。是日，秦力山率领的大通方面起义以失败告终，秦力山率余部向九龙山方向退却。

七月十三日，唐才常积极筹划自立军起义，拟与兴中会领导的惠州起义相呼应。然以待康有为经费未就，一再展期，十五日始离沪赴汉口。而前军负责人秦力山因长江沿岸戒严未得消息，仍于是日起事。

七月初四，中国议会在上海愚园举行第二次会议，拟订章程、讨论宗旨，唐才常任会计。

七月初一，中国议会在上海愚园召开会议。

二月，改组正气会为自立会，并仿照会党组织办法建立富有山堂，发行富有票，组织自立军。

正月二十九日（1900年2月28日），唐才常创立正气会，将叙与会章发表于《亚东时报》第19号。这是唐才常在《亚东时报》发表文章的最后一篇，也正是在同一期上，谭嗣同《仁学》也发表了最后一部分，终成全璧。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五（1900年1月5日），唐才常与师中吉、狄葆贤离沪赴港筹款，仅得贰仟元。

十一月二十三日，发表《前四品京堂湖南学政江君传》，见《亚东时报》第18号。

十月十八日，发表《日人实心保华论》，见《亚东时报》第17号。

八月二十五日，发表《砭旧危言》，见《亚东时报》第16号。此后唐才常离沪赴香港、南洋、日本等地，会见康有为、孙中山,之后与林圭等回国筹建正气会。

七月初十，发表《答客问支那近事》，见《亚东时报》第13号。

六月初十，发表《送安藤阳州君入燕都序》，见《亚东时报》第11号。

四月二十五日，发表《论戊戌政变大有益于支那》，见《亚东时报》第9号。

二月二十四日，唐才常抵沪，参与《亚东时报》编辑工作。前文提及的西泠秋季拍卖会上拍的致梁启超的长信，就是写于抵沪当天。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1899年1月31日），发表《次深山独啸荒井顿昌唱和韵》，见《亚东时报》第5号。

再往前追溯，就是戊戌八月得谭嗣同电召赴京，行至汉口而政变爆发，挚友死难，唐才常悲愤异常，誓继亡友遗志，于是他与毕永年赴日，先后会见流亡海外的康、梁与孙中山。居日期间写下《感事》等诗作，发出“剩好头颅惭死友，无真面目见群魔”的感慨。作别梁启超回国途经各地和返乡后的遭遇，具见这封长信。

从1898年9月28日挚友谭嗣同牺牲的消息传到唐才常的耳中，他就已经做好刎颈全交的准备了。1899年1月31日，唐才常的诗作发表，这是他在《亚东时报》上发表作品之始，同时他也将谭嗣同的遗著《仁学》发表于同一期。从这第5号到翌年正月二十九日（1900年2月28日）的第19号，《仁学》首次全部发表于世间——发表于《清议报》的《仁学》，虽然最早一期是1899年1月2日的第2号、比《亚东时报》早了29天，但全部刊发完毕则在1901年12月21日、比《亚东时报》晚了将近一年零十个月。

在发表《仁学》的这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唐才常从回乡都会被守旧派暴打得头破血流的窘境，借助《亚东时报》为平台，广泛联络豪杰：

宋恕于5月23日日记中记载：“始识佛尘于亚东馆。”

《章太炎自定年谱》：“七月，返至上海。识康氏弟子唐才常，才常方纠气类，期有大功，士人多和之者。”这里的“期有大功”颇为耐人寻味，显然不局限于报刊经营。

同时，由于《亚东时报》系日人在华所办报刊，唐才常还得以密切联系日人如田野橘次（此人后来深度介入正气会的活动，是日本方面的激进派，其《最近支那革命运动》对与唐的交往多所记录）、白岩龙平（《亚东时报》出资人，后因更注重实业发展而反对唐才常、田野橘次等人在湖南从事过于激进的会党联络活动，导致唐与《亚东时报》疏离）、宗方小太郎（原乙未会成员，近代著名的日本在华间谍，唐有致其书信存世）等。

《亚东时报》发表的《仁学》，不仅是最早全文刊布的版本，而且是最全的版本。一些文句，是几乎同时的《清议报》所刊落的。《清议报》本删节《仁学》的第8、10篇，《亚东时报》则全文刊发，两年之后合订形式的《清议报全编》和图书形式的国民报社本才重行收录。在这第8、第10篇中，不甚平易之言不少，不妨略引一二：

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

中国积以威刑箝制天下，则不得不广立名为箝制之器。如曰“仁”，则共名也，君父以责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于箝制之术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节等一切分别等衰之名，乃得以责臣子曰：“尔胡不忠，尔胡不孝，是当放逐也，是当诛戮也。”忠孝既为臣子之专名，则终必不能以此反之。

然名教也者，名犹依倚乎教也。降而弥甚，变本加厉，乃亡其教而虚牵于名，抑惮乎名而竟不敢言教，一若西人乃有教，吾一言教即陷于夷狄异端也者。……是惮乎教之名，而世甘以教专让于人，而甘自居为无教之民矣。

以上引文出自第8篇，矛头直指名教，不可谓不犀利。又如：

彼北狄之纪纲文物，何足与华人比并者，顾自赵宋以后，奇渥温、爱新觉罗之族，迭主华人之中国，彼其不缠足一事，已足承天畀佑，而非天之误有偏私也。又况西人治化之美，万万过于北狄者乎？

这一段出自第10篇，将元、清等少数民族统治者名为“北狄”，亦足以与保皇倾向抵牾。

而自第26篇后半段起，均为《亚东时报》本首发。可以说，《仁学》中最具反封建锋芒的文字，几乎全部是由《亚东时报》首发的。《仁学》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部件——自叙，也是由《亚东时报》首先发表的。

《亚东时报》的影响虽未及《清议报》与《新民丛报》，但也在当时受到较高关注，以至于面市之初就脱销、增发合订本（见《亚东时报》所刊布的重印启事）。因此可以说，《仁学》经过唐才常的努力藉由《亚东时报》得以全文刊发，为武装反抗专制制度吹响了号角，成为之后起义的思想动员令。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唐才常是《仁学》的第一个读者——谭嗣同在计划“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动笔之前就向他预告了。尽管那时他与谭嗣同相隔武汉、南京两地，然而“同心千里，吴楚青苍”，谭嗣同把自己的《仁学》写作及时同步给好友，惟其如此，唐才常才在自己的写作中多次称述《仁学》。这里所说的多次是多少次呢？

若夫轨唐、虞之盛心，绵仁学之公理者，其华盛顿、林肯之为君乎！旅天位，宅民权，屣功利，弢兵祸，廓然夷然，是谓大公。—— 《各国政教公理总论》

而华盛顿以其公天下之心，一涤争权陋习，此盖太平之公理，仁学之真诠。—— 《国会》

据乱世尚力，升平世尚智，太平世尚仁，仁学大兴，群统斯嬗，君公其国，民忠其君，君民相爱，环球一律，何乱之有？——《公法通义》

幸彼中之宅于仁学者，于戕贼天律中设一救民迂策，公法家亦援为例法，而因用之。——《公法通义》

君子观于耶、回百世之仇固结于今日之土耳其，未之或释，未尝不深忧世局之变，乱机之横，有不止耶、回二种者，为之惊心撼魄也。非积智学以宏开通之益，积仁学以融机械之心，乌乎平之？——《各国种类考·亚细亚种类考·巴勒士登种类考》

若夫世进太平，文明益焕，仁学大昌，犹仅恃其火器杀人之具，豪强畛域之私，以戕公法、畔公理而弗恤。斯虽精实悍劲如西人，弗以万国平等之仁继之行，不戢自焚为太平世之野蛮土番耳。——《各国种类考·欧洲种类考》

是的，唐才常的称述足有六次之多。而自恋的谭嗣同在好友的新作里早就逐条找到了，并受宠若惊地表示：

《质点配成万物说》竟明目张胆说灵魂、谈教务矣，尤足征足下救世盛心，于世俗嫌疑毁誉，悍然置之度外，可谓难矣。得此则嗣同之《仁学》殆欲无作，乃足下于《湘学报》一则曰“绵《仁学》之公理”，再则曰“《仁学》之真铨”，三则曰“《仁学》大兴”，四则曰“宅于《仁学》”，五则曰“积《仁学》以融机械之心”，六则曰“《仁学》大昌”，转令嗣同惭惶，虑《仁学》虚有其表，复何以副足下之重许？然近依《仁学》之理衍之，则读经不难迎刃而解，且日出新义焉。

两个高度契合的灵魂就是如此在探求救亡图存之路的过程中砥砺切磋，日出新义。而“日新”的观念，也深刻融入他们的思想。谭嗣同后来与唐才常在湖南出版《湘报》，于《湘报后叙》中就再次阐发了“日新”的理念：“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这一理念，在唐才常生命的最后半年奔波于自立军起义之际，也无时或忘。

从2月28日《仁学》全部刊发到8月23日英勇就义，唐才常只有不足6个月的时间。在这不到半年里，他建立正气会、自立会，为联络会党而创建富有山堂、发行“富有票”——一种类似货币的凭证。“富有”这个听上去有点土的名字，在张之洞的奏折里被解释为“富有四海”，那大概率是老奸巨猾的装傻。湘抚俞廉三的奏折中道出了“富有票”命名的真正含义——《周易·系辞传》：“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如其不信，可以再看自立会的切口暗号——他们将外口号定为“业精于勤”，而内口号正是“日新其德”。

率军起义与刊行《仁学》，恰好就是业与德。百余年后的人们面对《亚东时报》上《仁学》的最后一页时，仿佛可以看到唐才常长舒一口气，少了一份牵挂，多了几分决绝，毅然结束与《亚东时报》的联系，投笔从戎，在生命的倒计时中奋然前行，最终以自己的生命，践行了对亡友的承诺。

五、别风淮雨的背后

”

不得不承认，唐才常在自己生命的倒计时里在《亚东时报》发表的《仁学》全本，是一个误字百出的版本。

说它误字百出甚至有些保守，在《儒藏》丛书所收的《仁学》整理者田树生先生在经过繁重的校勘工作后统计了三个主要版本的勘误数，《清议报全编》本为59条，国民报社本为181条，而《亚东时报》本485条，相当于《清议报全编》本的8倍、国民报社本的2.6倍。可以说，如果单从版本的文字准确性上来讲，《亚东时报》实在不是一个好的版本。但是，这些差错绝不仅仅是差错，其背后隐藏着更多耐人寻味的线索，是探究《仁学》手稿下落的为数不多的切入点。

在网上能找到一些小说家言的演绎，说谭嗣同因变法而牺牲，他夫人李闰的闺蜜秋瑾女侠仗义出手，将谭氏遗稿《仁学》冒险抢出，快马加鞭交给李闰，才终于发表出来。这些当然都是无稽之谈，但确实触及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仁学》原稿下落如何。换言之，在谭嗣同就义后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梁启超、唐才常这两位生死之交就不约而同地分别在日本和上海发表了《仁学》，那他们两人所依据的，哪个才是谭嗣同的原稿呢？

关于这个问题，前辈学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汤志钧先生是较早对《仁学》版本的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学者，早在半个多世纪前，他就在《学术月刊》1963年第5期上发表了《〈仁学〉版本探源》一文。在文中他对比了《亚东时报》和《清议报》两个版本的《仁学》的文本差异，并得出结论，两个版本并非同源，分析了《亚东时报》本更可能是来自谭嗣同的稿本，并给出了三条理由：

第一，《仁学》撰成后，虽未公开发表，但在友朋间小范围流传，宋恕、章太炎等都曾读到过，此二人与谭的交情不如唐才常，尚且读到，唐更有可能读到；

第二，唐才常在自立军起义发动前曾致书其二弟，叮嘱“往来信札有关时事者，皆赴丙丁，惟壮飞之书宜留”，可见唐对谭氏遗墨手稿十分珍视，如保留《仁学》手稿则不可能遗失；

第三，《亚东时报》本与《清议报》有实质性文本差异，唐才常肯定是别有所本。

我也曾就此在电话中向汤公请教，这些理由从客观可能性、主观动机和实际文本差异三个方面，有力证明了唐才常确实与梁启超的版本不同，但对哪个才是稿本似仍未能进行更有力的论证。汤公给予了鼓励并表示，限于材料只能作此大致的推断了。

之后印永清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发表了《〈仁学〉版本考》，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的更有可能是稿本。他首先列举了谭氏稿本一直在其身边的三条理由：

第一，谭嗣同被捕前一年的所有信件中，没有发现有关《仁学》稿本托人之事，也未见他人有受托保管此稿本的记录，则稿本应该一直在谭身边；

第二，戊戌变法突然失败，谭嗣同没有时机转移文稿，仓促间交给梁启超；

第三，“按照一般常识”，重要手稿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交给他人，谭嗣同被捕前夕紧急交给梁启超，之后遇难未有机会记录或说明。

很欣慰在汤公论文发表近四十年后终于有人再次关注到《仁学》的版本问题，但也很遗憾这三条理由仍然难以令人信服。

第一，谭嗣同作为逆党被清廷杀害，他自己和其亲友都焚毁了大量信件，不能以现存文献不足而断定实际从未产生此类文献；

第二，对于变法失败，谭嗣同出逃尚且时间充裕，谈何没有时间转移文稿？

第三，即便是“一般常识”，却对谭嗣同无效，这个果敢英挺、才华横溢的奇才，将手稿赠人之事所在多有——其《兴算学议》、“北游访学记”以及《思纬吉凶台短书》中的《报贝元征》等重要著述即以书信形式留赠受书之师友，书信体裁而外，也有将《寥天一阁印录》留赠好友刘善涵之举，因此，“重要手稿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交给他人”的情况在旁人身上或许不成问题，但在谭嗣同身上却非“一般常识”。

印永清先生的文章还列出了梁启超交给《清议报》刊发的才是稿本的“理由”：

第一，其他版本避讳而《清议报》本不避讳，稿本不用避讳，冲决网罗的谭嗣同更不必避讳；

第二，《清议报》本有留空，作者解释为这是在刊发时对稿本的缺字、涂字处留空所致，倘若所据为抄本则会直接补足或忽略，且认为《亚东时报》本“误印、漏印较多，疑是抄本”；

第三，《清议报》本《仁学》分为两卷，恰合谭氏《仁学自叙》，《亚东时报》本则未分卷。

这三条理由，同样值得商榷，其中暴露了作者对晚清时期报刊出版的一些隔膜之处。比如：

第一，关于避讳，文章忽略了发表这一环节，直接将刊发的面貌视作底本来推测其为稿本抑或抄本，其实完全还有其他可能性，如稿本本不避讳、但在刊发时被出版者加以避讳而用方框代替，特别是《亚东时报》虽系日本人主办，但毕竟在中国境内，《清议报》则远在日本横滨，前者有所顾忌而在发表时加以避讳并非不可能，不能据此即断定其底本不是稿本；

第二，留空情况非仅《清议报》本独有，《亚东时报》本也存在且有多于《清议报》本之处，至于《亚东时报》本之错漏较多，自系实情，但若加分析则可当另有发现，详见下文；

第三，《亚东时报》本并非完全不分上下卷，版心处也有“卷上”字样，只是未见“卷下”字样，联系其手民之误较多（详见下文），可以理解，且分为两卷的依据是自叙，而自叙恰恰见于《亚东时报》本而不见于《清议报》本。

那么，问题的焦点聚焦于《亚东时报》本的错字上来了。说它更可能是原稿，却为何错字连篇？答曰：正因为错字连篇，它才更可能是谭嗣同的原稿。

《亚东时报》本讹字固然较多，但其中一类讹字值得引起特别注意，今略举例如下：

况有满汉种类之见，奴役天下者乎？夫彼奴役天下者，固甚乐民之为其死节也。

上官即遽以为罪，所谓游勇，此而已矣

往年梅生、李洪同谋反之案，梅生照西律监禁七月，期满仍逍遥上海

第一例中的“奴役”二字，其他版本都没出现错误，而《亚东时报》本两处皆误作“收役”。

从词典网所下载的草书字例来看，王羲之“奴”字与怀素“收”字极为相似。如果说这两个字楷书亦较为形近、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下边两例就更为明显了。

第二例中的“此”字，各本不误而唯独《亚东时报》本误作“者”。

以上两图为赵孟頫之“此”与祝允明之“者”字，两字楷体字形迥异，而草书字形非常接近。

第三例中，“梅生”凡两见。按梅生案为晚清时期较为著名的涉外谋反案，只是由于年代久远，今人多有未加措意者，以致周振甫先生《谭嗣同选集》注《仁学》此则时谓“梅生、李洪同，不详，梅生当为教民，李洪同当为帮会首领”，实则帮会首领为“李洪”而非“李洪同”，此句的意思实际是：两人同犯谋反之罪而处置各异（参见韩山保、陈红娓《一八九一年反洋教运动中的“梅生案”》，《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6期。）。梅生又音译为美生、弥逊，各本不误，《亚东时报》本独作“按生”，而且两处皆然。

以上为文征明草书“梅”字与黄庭坚草书“按”字，可以看出两字草书之形态相当接近。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初步推断，《亚东时报》发表《仁学》时所依据的，乃是未经誊写之草稿，书写中保留了较多的草书，而《亚东时报》系日本人在上海所办报纸，录排者的汉字草书手迹识别能力有限，才导致这样的差错。可以印证这一推断的还有一例异文：

古者舅姑飨妇，行一献之礼，送爵荐脯，直用主宾相酬酢者处之。诚以付托之重，莫敢不敬也。

“一献之礼”各本不误，而《亚东时报》本却作“一献献礼”。按《仪礼·士昏礼》：“舅姑共飨妇，以一献之礼。”贾公彦疏：“舅献姑酬，共成一献。”《礼记·昏义》：“舅姑共飨妇以一献之礼，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阶，妇降自阼阶。”《诗·小雅·瓠叶》以三章分言“酌言献之”“酌言酢之”“酌言酬之”，即“一献之礼”的完整过程。“一献之礼”在如许儒家经典中皆有记录，在当时稍有中国传统文化常识的知识分子皆所熟习，当不致有此疏误。更为合理的解释是，此《亚东时报》本所据为未经誊写之稿本，“之”的草体被认作重文符号゛或々，在付排时被转换为前一“献”字。通过前举各例可以基本肯定，《亚东时报》本所据乃是未经誊写楷化为清稿本的手稿本。

2019年的初冬，参加一个南社研究有关的学术会议，此会议的后裔联谊节目较多，借此机会汇校《仁学》数个版本打发时间，发现了《亚东时报》本《仁学》误字背后的奥秘。我欣喜地将这些发现写成文章，恰好参加一个星期后河南大学王鹏飞教授召集的第二届中西比较文献学与书籍史研究工作坊。工作坊期间得到济南大学陈静教授的指教，认为如条件允许，除古人草字惯例以外，当举谭嗣同本人的草书进行论证更加有力。为此，姑且从方行先生编纂的《谭嗣同真迹》补证如下（“梅”、“按”无草书，分别以“每”、“安”两字代替）：

除了通过字体分析以外，还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来，光绪二十三年四五月间谭、唐两人分处吴楚两地，谭信中有“同心千里，吴楚青苍”之语，两人虽书函不断，然究不如宁沪之间往来便捷，可以像与梁启超一样随“每成一篇，辄相商榷”（梁启超《三十自述》语），那么，唐才常所得的《仁学》当是完结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已完成的初稿。

二来，梁启超在学术著作《清代学术概论》中记述：“其所谓新学之著作，则曰《仁学》，亦题曰《台湾人所著书》，盖多讥切清廷，假台湾人抒愤也。书成，自藏其稿，而写一副本畀其友梁启超，启超在日本印行之，始传于世。”尽管各个版本的梁启超撰《谭嗣同传》里，对梁氏保存谭之著述手稿有所记录，但众所周知这篇谭传的最初撰写与发表饱含为保皇派张目、以谭烈士作为政治资本的宣传意图，且梁氏谭传的不同版本之间文字改易较大，相比而言，尘埃落定、时隔多年且更强调学术而淡化政治的《清代学术概论》更有可信度。那么，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上的当非原稿而系抄本。

三来，通过版本比勘可知，唐才常刊于《亚东时报》的版本所收《仁学自叙》，在《清议报》本中是没有的，单行的国民报社本和《清议报全编》本才再次收录此序，已在《亚东时报》刊发的一两年后。联系谭嗣同其他著作中好为跋语序言的情况（如给《报贝元征》加个序言、附个早期文稿组成《思纬吉凶台短书》，为《寥天一阁印录》书跋，以及自编“三十以前旧学四种”里多篇叙言和跋语等），这篇自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谭嗣同对《仁学》写作划上句号的标志。

此外，经过通校可以发现很多仅见于《亚东时报》本的重要异文，除汤志钧先生列出的如第十篇“一若方苞之居丧，见妻而心乱”（《清议报》本刊落此篇，《清议报全编》本、国民报社本皆作“苞芳之居丧”）等之外，还有不少，如第十三篇“……知凡得铁若干，余金类若干，木类若干……余杂质若干，气质若干”，此句中，“磷若干”与“油若干”，《清议报》本、《清议报全编》本皆脱，仅《亚东时报》本、国民报社本有；又如第三十篇“无惑乎西人辄诋中国君权太重、父权太重”，各本皆脱“夫权太重”，《亚东时报》本独有。

以上通过《亚东时报》本误字成因、《仁学》写作与发表前后谭唐梁三人地理位置与事后记述、独有的异文等方面进行推测，可以基本判断，《亚东时报》所据乃是未经誊写楷化为清稿本的草体文字，是谭氏手稿的可能性最大。当然，耗费如许心力所得到的，也仅仅是更大的可能性而已。但在通过这错字连篇的《亚东时报》本《仁学》，联系它连载这段时间唐才常创立正气会、策划自立军起义等一系列活动，令人不无感慨。

首先是关于变与不变。唐才常在保皇与革命两派间的“依违”，梁启超政治主张的“善变”，谭嗣同戊戌前后思想的“变动”（李细珠《谭嗣同戊戌进京前后的思想变动及其原因》），尽管受到时人和后人的品评，但反映的恰是他们创榛辟莽、上下求索的艰辛与坚定。持论者应该在具体策略的变中把握他们为国为民启蒙探索的不变，以后见之明脱离历史人物的境遇而妄谈得失，似非知言——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其次是关于人事矛盾与共同追求。尽管江浙士绅代表汪康年与唐才常有矛盾，但自立军失败后，汪多批次掩护参与者逃亡。又如谭嗣同在其“旧学四种”前二种刚刚问世就火速寄给挚友唐才常的苦心——此时正是唐与谭嗣同另一好友刘善涵因矿务产生矛盾之时，前二种为刘善涵协助谭整理刊行，谭将刘题签的前两种寄给唐，而此后二种则为唐氏题签，于此似可体会到谭嗣同弥合两位好友的深心，和同志虽或有分歧但终能因相同追求而开怀一笑的友情。以高远追求为基础的友谊亘古不磨，值得后人珍视和钦羡。

再次是关于专攻与融通。近代史领域许多问题的悬置或歧解，恰恰是由于文献学基础的缺失导致的。正如我把上述发现写成论文发表时的题目《纠结的思考：书籍史、文献学与近代史交叉视野下的〈仁学〉》，“纠结”其实是个很值得期待的词儿——《说文·丩部》：“纠，绳三合也。”三股细绳纽结成更有力的粗绳，是“纠结”的本义；而一些纠结难解的学术难题，置于书籍史、文献学、近代史等多学科交叉视角下审视，当会显得不再纠结如斯。通过版本梳理、文字校勘和出版过程之考索，或许可以找出更多线索，探寻纸背隐藏的更多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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