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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围绕这次事件的努力，都应该以和平、和解、合作作为最重要的目标。朝鲜半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冷战遗留“活化石”，它实际上还是一个活的军事阵营对抗的遗存物。我们都希望本地区尽快实现和平、和解、合作，而绝不是“生战生乱”，这是这个地区人民的最大“公约数”和利益所在，也是“是非评判”的最高标准。在这个问题上，尹锡悦是一个负面人物，因为他在位这两年多来，导致了半岛局势的大倒退，不仅是朝韩关系，相关的大国关系都变得很紧张。尽管拜登是始作俑者，但尹锡悦的责任是推卸不掉的，这可能也是他不能得到一些韩国国民认同，同时在地区社会很难得到其他国家认同的原因之一。
第三，就是大国共识，因为半岛的稳定大致上是要通过大国达成谅解和共识来实现，这是一个历史现实，也是目前韩国走向稳定的重要环节。对于尹锡悦这次“搞乱半岛”的所作所为，相关各大国都不支持、不乐见。美国也一再表示事先不知情，布林肯在这次访韩后表示，就尹锡悦发布紧急戒严令期间采取的一些行动，美国政府已向韩方“直接”表达“严重关切”。其实其他国家的态度也是大同小异，这就是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因为所有国家都不希望半岛“生战生乱”。几十年来半岛包括朝韩内部的一些矛盾，一直都处于“斗而不破”“有惊无险”的状态，是和这些大国关系的相对平衡紧密相关的。
综上所述，这是一个有关半岛局势的“ABC”，也就是观察半岛、包括朝韩内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时基本的方法论，即一切应该以人民的意愿优先，一切应该以和平、和解优先，倒退和对抗没有出路，战乱和分裂不得人心。无论多么复杂的局面，我们都应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这次表面上是韩国内部一个尹锡悦在闹事，其实他触碰的是半岛局势的最大原则。这个“人民要和平、和解”的时代主流就是半岛的“第一粒纽扣”，也就是理解半岛局势的ABC，这是最重要的。今天半岛的局势正在逐渐进入一个“企稳转型”的重要阶段，所有向往和平的人们都应该对此抱有信心。
这次韩国的“12·3事件”，首先是韩国内部的原因，即自己的事情办得不好，虽然经历了政治转型，但还没有建设起一个更成熟的民主政治体制，特别是对最高权力的制约制度。而且，韩国国内一直存在着政治氛围过于紧张，各党派势力的矛盾过于对抗、过于尖锐，在面对政治动荡时缺乏成熟感。总使人感觉韩国的政治进程好像还是一种“你死我活”、还是“砍人头”而不是“数人头”的政治博弈，朝野各方都需要扭转这种局面。
但是，这次韩国的动荡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包括尹锡悦本人，其实是拜登“阵营对抗战略”造成的一个牺牲品。
首先，尹锡悦这次的政治危机，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对内政策失误，造成国内社会不满所形成。从时间线上看，尹锡悦两年多前上台时，正是拜登政府竭尽全力打造“反华抗中阵营结构”热潮之时，一边是所谓“印太战略”，另一边是所谓美日韩“准同盟”构建。拜登绞尽脑汁压迫日韩走入自己的战略框架，他采用了与挑拨欧俄关系同样的戏码：一边加大对朝鲜的军事外交压力，逼朝鲜向俄靠拢，以此倒逼韩日不得不向美国靠拢。这样损人不利己地拼凑所谓“美日韩准同盟”，尤其对韩国尹锡悦形成的压力最大、最直接。
恰好尹锡悦的政治理念又是少有的极端保守右倾，因此就形成了这两年来最符合美国“挑拨地区对抗”战略需求，搞乱了日韩国内、搞乱了东北亚合作、同时也搞乱了世界上最稳定地区主要大国关系，出现了少有的“变乱交织”的局面。但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美国的拜登和日本的岸田文雄，都先后由于内外政策不得人心，导致国内支持率过低，不得不以“退选”方式提前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尹锡悦也正是在这样巨大压力下，惶惶不可终日，于是采取了不高明的“自我爆炸”方式。冒险发布“紧急戒严令”，想动用军事手段控制自己的政治对手，导致了目前的困境。
所以，我一直认为，尹锡悦的戒严令，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韩国的内部危机，而且是美国“阵营对抗战略”所造成的地区危机，由于它不符合本地区发展的需要，不符合本地区所有国家人民、特别是中日韩等各国人民、东亚各国人民要求本地区和平、和解、合作的要求。因此在事发之后遭到了大多数韩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同时也得不到相关国家的支持，就连始作俑者美国也撇得一干二净，造成目前尹锡悦“人人喊打”、狼狈不堪的下场。
尽管韩国目前似乎还就逮捕尹锡悦等存在争议，但历史和人民已经对尹锡悦和身后的拜登以及“阵营对抗”战略作出了结论。“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的这句诗就是指那些过时的、抱残守缺但又自以为是的历史悲剧人物，在他们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之时，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是不会受到阻挡的。今天，用这句一千多年前的名句来形容今天的东亚形势是多么的贴切，当然我们希望韩国的朋友能够尽快以“软着陆”方式解决目前的危机，也希望美国的朋友吸取教训，丢掉那些“刻舟求剑”的幻想，和各国一起顺应时代潮流，并肩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