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专题研究 | ESG影响力货币化研究

随着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能源消耗等问题的日益严峻，谋求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全球可持续实践不断深化。一方面，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净零排放承诺，社会投资正从追求财务回报逐渐转为兼顾环境与社会影响，可持续投资规模持续攀升。根据GSIA统计，全球ESG投资资产管理规模从2012年初的13.26万亿美元增加至2022年初的30.32万亿美元，占资产管理总规模的比例从21.5%上涨至24.4%。另一方面，企业ESG实践不断丰富，企业价值创造理念逐步由传统的股东至上主义转向利益相关方主义，更加关注员工、客户、供应商等多方利益，追求经济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2019年，美国最大的187家上市公司CEO联名发表全新的《公司目的宣言》，强调将更加重视社会责任履行，而非仅仅关注股东利益。

面向以股东为主的投资者决策需求，传统财务报告在内部化环境、社会影响方面能力有限，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可持续投资信息需求。财务报告遵循财务重要性原则，仅对企业为股东或所有者创造的价值进行确认与报告，且受制于要素定义与确认计量规则，无法对除所有者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方产生重要影响的信息、以及未满足确认计量规则却会影响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关键信息进行反映，如人力资本、品牌建设、环境效应等，企业表外“软实力”难以估量。除非出现企业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反过来创造或减损企业价值等反弹效应¹，如因品牌声誉带来销售扩大、因超标排放遭受罚款等情形，大部分介于影响重要性与财务重要性之间的环境、社会影响均未能体现在当期财务报表中，外溢性效应内部化程度受限。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共识进一步加深，全球可持续投资需求快速增长，投资者及企业价值链上的利益相关者（如客户、员工、供应商、社区、政府当局等）均对可持续信息披露及投资工具供给提出更高要求。

影响力货币化旨在以统一货币单位衡量企业对社会、环境产生的影响，为市场各方提供可持续投资的“共通语言”。经济学将企业行为对人类社会及环境的影响称为外溢性/外部性（Externality），ESG领域习惯称为影响力（Impacts）。随着市场各方对更加一致、可比、决策有用的可持续信息需求增加，与影响相关的估值、计量和会计核算迅速发展。影响力货币化为探索方向之一，其旨在通过统一货币单位来衡量企业对环境、社会产生的影响，为市场各方提供可持续投资的“共通语言”。一是弥补传统财务报告中外溢性效应内部化不足的问题，二是实现不同行业、不同可持续发展议题之间的比较，提供ESG评级结果之外的增量决策信息。以货币单位标识影响可最大限度减少各类业务场景下的比较壁垒，防止可持续理念落地时的“使命漂移”，为各类市场主体做出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有正面影响的决策提供参照。

为促进可持续发展影响与传统财务指标的结合，推动传统的“风险-回报”评估转向“风险-回报-影响”评估，2019年7月，哈佛商学院正式成立影响力加权账户（Impact Weighted Accounts Project，以下简称“IWAs”）项目，率先开展影响力货币化研究，并于2022年先后推出产品和服务影响、环境影响、就业影响三份评估指南。

IWAs环境影响评估方法为货币化衡量企业运营过程中的排放和资源消耗产生的环境影响提供框架。具体而言，IWAs将环境影响的评估范围限于“环境产品（Environmental Goods）”²，评估由企业排放和资源消耗导致的环境产品质量的降低，并进一步量化为生产力下降、资源减少、保护和恢复成本等经济损失。在具体确定每千克排放和资源消耗的价格时，IWAs参考了环境优先战略（EPS）的货币化系数、全球水价指数及AWARE水资源短缺风险货币化系数。通过将公司的实际排放量与资源使用数据乘以上述各类货币化系数，计算得出公司整体的环境影响值，具体货币化过程如图1所示。

图1：IWAs环境影响的货币化过程

数据来源：IWAs《Practitioner Guide to Calculating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Impact》，中证指数公司整理

表1：IWAs产品和服务影响框架

数据来源：IWAs《Practitioner Guide to Calculating Product and Service Impact》，中证指数公司整理

IWAs就业影响评估方法为货币化衡量企业的人力资本实践提供框架。方法论以组织为影响来源，以员工和更广泛的社区为目标利益相关者，确定了“工资质量”、“多样性”、“机会”及“就业创造”四个影响维度，如表2所示。其中，“工资质量”对照生活工资基准、收入满足水平和内部公平性进行分析，考虑在当地收入饱和度的合理范围内，一家企业员工的工资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生活工资标准；“多样性”是以当地人口统计数据为基础，衡量一家企业的劳动力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当地的人口特征；“机会”评估企业的等级制度和不同工作角色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整个企业的情况；“就业创造”反映企业对当地就业机会的贡献。方法论提供了针对每类影响的具体计算方法，最终在企业年度支付工资总额的基础上，纳入上述各类影响调整金额，以确定总就业影响和就业影响强度³。

表2：IWAs就业影响框架

数据来源：IWAs《Practitioner Guide to Calculating Employment Impact》，中证指数公司整理

国际影响力估值基金会（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Valuing Impacts，以下简称“IFVI”）成立于2022年7月，继承了前IWAs项目核心研究人员及研究知识产权，并与价值平衡联盟（Value Balancing Alliance，以下简称“VBA”）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推出IFVI影响力核算方法论。

IFVI影响力核算方法论由“一般方法论”、“通用议题方法论”和“特定行业方法论”三层次构成，如表3所示。2024年2月，IFVI正式发布《一般方法论1号：影响力核算概念框架》（General Methodology 1：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mpact Accounting，以下简称“《一般方法论1号》”），及两份通用议题方法论征求意见稿，《恰当工资方法论》（The Adequate Wages Topic Methodology）和《温室气体排放方法论》（Th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opic Methodology）。

表3：IFVI影响力核算方法体系

数据来源：IFVI《General Methodology 1：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mpact Accounting》，中证指数公司整理

《一般方法论1号》为IFVI整体影响力核算方法论的基本指南，明确了影响力核算的目的、质量特征，以及影响力、影响力路径等基本概念。《一般方法论1号》指出，影响力是指一个组织造成的人类福祉或自然环境某一方面的变化，影响力核算旨在货币化衡量和评估企业、项目等主体对人类和环境产生的影响，为评估相关可持续发展绩效提供决策信息。影响力信息应当符合相关性、真实性、可比性、可验证性和可理解性5个质量特征。对于如何衡量影响，方法论提出了“输入-活动-输出-结果-影响力”的影响力路径框架，用于厘清企业活动与人类福祉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定义如表4所示。

表4：IFVI《一般方法论1号》影响力路径

数据来源：IFVI《General Methodology 1：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mpact Accounting》，中证指数公司整理

《恰当工资方法论》为货币化衡量和评估企业支付工资对员工个人福祉产生的影响提供方法。其将影响分为“薪酬影响（Remuneration Impact）”和“生活工资缺口影响（Living Wage Deficit Impact）”两类，分别衡量工资对员工福祉产生的正面影响，及因工资低于“生活工资”水平带来的负面影响。方法论基于收入边际效用递减等关键假设，在具体核算时，借鉴经合组织福祉框架使用“生活满意度”来度量员工福祉，并参考《2023世界幸福报告》中关于人均GDP与国家民众平均生活满意度关系的研究结果，及英国财政部在绿皮书中建议的单位福祉的货币价值，确定了由每单位工资带来的员工福祉变化的货币价值。进一步结合企业人力资本相关数据，分别计算由企业支付工资带来的“薪酬影响”和“生活工资缺口影响”。

《温室气体排放方法论》为货币化衡量和评估企业温室气体排放对人类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提供方法。方法论要求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最新全球变暖潜势（Global Warming Potential，GWP）数据，将企业排放的所有温室气体数据转换为二氧化碳当量，并使用碳排放社会成本⁴作为“价值因子”，将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转化成对人类福祉的影响。

为全面评价中央企业价值创造能力，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围绕与客户服务、商业伙伴、员工、地方社区等利益相关方密切相连的核心社会维度议题，对基于ESG理念的央企社会价值测量进行了研究，基于投入产出逻辑，形成了针对中央企业在产业链支撑、社区捐赠与乡村振兴、稳增长投资、人才培养及稳定就业方面的ESG货币化测算体系，如表5所示。

表5：中央企业社会绩效评价体系

数据来源：国资委研究中心《基于ESG理念建立以社会价值为目标的中央企业社会绩效评价体系》

一是产业链支撑引领的社会价值。为激励中央企业勇当现代产业链链长，在衡量产业链支撑引领的社会价值时，体系既考虑了产业链安全建设的“补链”作用，也考量了产业链融资、采购及培训等“强链”、“延链”作用，并以“企业低于市场成本为产业链提供资金”为乘数，反映上述支出带来的实际社会效应。此外，通过研发投入，纳入中央企业在产业链引领方面的技术外溢效用。

二是社区捐赠与乡村振兴的社会价值。为引导中央企业更积极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体系中除了包含最直观的中央企业直接捐赠金额及购买额，还特别考虑了“平台经济”这一扶贫新形态，充分适应现代化进程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新内涵。

三是稳增长投资额度的社会价值。中央企业通过扩大投资，在经济各周期中发挥稳增长作用。如在宏观经济衰退期，增加社会总需求，避免经济硬着陆，发挥稳定器作用；在低谷期，率先拉动经济增长、恢复生产，发挥压舱石作用等。体系通过重点产业项目、重点产业供应链的投资增加额，衡量中央企业在经济各周期中发挥的稳增长作用。

四是人才培养的社会价值。人才问题是提高中央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力手段，员工知识技能的提升既能带来所在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能在离职后发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向作用。体系在衡量人才培养的社会价值时，以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乘数，反映由员工培训支出最终带来生产率提高的有效部分，并用员工激励支出作为更换就业岗位的机会成本，衡量员工掌握更高知识技能、离职后创造的价值。

五是稳定就业的社会价值。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体系中既纳入了企业为员工提供高于当地平均工资的收入部分，也通过城镇失业率和员工流失率的差值，考量企业在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方面的贡献，以综合衡量中央企业发挥的稳就业、增收入作用。

基于对哈佛商学院IWAs项目、IFVI影响力核算方法论，以及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中央企业社会绩效评价体系的介绍，全球ESG影响力货币化呈现以下特点。

整体来看，国际上与影响力相关的货币化估值、会计核算发展迅速，已形成“基本方法论+议题/行业指南”的多层次核算体系。如前所述，在IWAs研究成果基础上，IFVI形成了由“一般方法论”、“通用议题方法论”和“特定行业方法论”共同组成的三层次影响力核算方法体系，并推出《一般方法论1号》文件及《恰当工资方法论》、《温室气体排放方法论》两份通用议题方法论征求意见稿，整体影响力货币化体系渐趋科学性、系统性与全面性。发展条件方面，相关社会科学、经济学领域的深化研究，夯实了国际上影响力货币化的核算基础。作为影响力货币化的核心，影响力路径中因果关系的认定及货币化因子的确定均高度依赖社会科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如在《恰当工资方法论》中，就借鉴了人均GDP与国家民众平均生活满意度关系的研究结果，及英国财政部建议的单位福祉货币价值。相关社科领域、经济学领域的深化研究，以及各类货币化因子的丰富完善，使得影响力货币化中因果关系的认定及货币化实践逐渐有章可循。最后，在影响力信息与财务信息的结合方面，探索通过 “综合损益表”及“综合资产负债表”列示影响力货币价值。基于IWAs研究成果，影响力经济基金会（Impact Economy Foundation，IEF）进一步创建了影响力加权账户框架（Impact Weighted Accounts Framework，IWAF），旨在通过“综合损益表”和“综合资产负债表”，展现企业行为给利益相关方带来的影响力货币价值。目前，“综合损益表”使用多资本及多利益相关方表格的形式进行呈现。

国内ESG领域整体起步较晚，在环境与社会影响的货币化研究方面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已有学术研究主要围绕ESG导向下的会计基本问题展开，包括会计核算范畴的拓展以及计量模式的选择等。如相关研究充分讨论了会计在绿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论证了将生态环境资源纳入会计核算范畴的重要意义（周守华等，2018）；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计量，可采用货币计量法、非货币计量法以及两者兼顾的多重核算法（邬娟，2006；杨旻，2010；沈洪涛，2010）等。但对企业物质财富、环境财富和社会财富的整体货币化框架的研究方面仍有待加强。目前，国内的ESG影响力货币化多基于已有财报及相关统计数据，通过取之于“财”，用之于“财”，保障计算方法的可操作性及结果的直观性。在影响力货币化的初步探索期，一方面，为更好适应国内ESG信息披露现状，进一步降低企业核算成本，国内ESG影响力货币化多基于已有财报及相关统计数据。如在“中央企业社会绩效评价体系”中，所需的安全投入、培训支出、研发投入、员工薪资等均源于已有财报及相关统计数据。另一方面，为推动基于全面利益相关方视角的公司价值创造理念塑造，在影响力信息与财务信息的结合方式上，多通过综合类指标的计算，反映企业对股东、员工、客户、社区以及整个社会创造的整体贡献。如根据“中央企业社会绩效评价体系”核算的最终结果中，既包括企业为所有者创造的利润，也包括企业对员工、社区、产业链等创造的社会价值。

ESG评价为可持续投资决策提供重要参考，环境及社会影响力的货币化研究为企业ESG评价发展提供新思路。相较复杂、分散，且非结构化的ESG信息点，ESG评价通过科学体系化的框架标准设置，全面、客观衡量企业ESG水平，目前已成为可持续投资决策的重要参考。ESG影响力货币化通过统一货币单位来衡量企业对环境、社会产生的影响，在解决ESG信息的度量单位分歧，推动影响力信息与财务信息的融合方面更进一步。在影响力信息尚未完全融入财务报表，也暂未形成广泛接受的“第四张报表”的当下，科学借鉴相关环境及社会影响力货币化的研究成果，以进一步提升企业ESG评价的全面性、科学性，成为企业ESG评价发展的新思路。

目前，中证ESG评价体系在社会维度下设企业贡献单元，通过相关综合类指标设置，客观衡量全面利益相关方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贡献水平以及管理社会贡献的成效。在指标的计算方法上，一方面充分关注公司股东、员工、债权人、客户、消费者及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涵盖为股东创造的净利润、为国家创造的税收、向员工支付的工资、向银行等债权人给付的借款利息、公司对外捐赠额等正面影响；另一方面也包括公司在环境、社会以及公司治理方面遭受的处罚等负面影响。基于全面的利益相关方视角，综合衡量企业社会贡献水平。

中证ESG数据显示，近年来，A股上市公司的平均社会贡献值及每股社会贡献值均逐年提升，央国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自2020年到2023年，A股上市公司的平均社会贡献值从35.74亿元增长至46.09亿元，增长28.93%；平均每股社会贡献值从2.41元/股增长至2.73元/股，增长13.71%。其中，央国企充分发挥领头羊作用，在平均社会贡献值及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整体数值及增速上均高于上市公司平均水平，自2020年到2023年，央国企上市公司的平均社会贡献值从88.35亿元增长至115.66亿元，增长30.90%；平均每股社会贡献值从2.46元/股增长至2.90元/股，增长17.91%。同时，在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除股东外的员工等利益相关方创造的17.23万亿社会贡献中，央国企贡献11.79万亿，占比68.46%，充分反映出央国企在税收缴纳、就业承担等服务国计民生和增加社会效益方面的重要贡献。

图2：上市公司平均社会贡献值与平均增值额

图3：上市公司每股社会贡献值与每股增值额

注：此处社会贡献值指公司为股东、员工、债权人、客户、社区以及整个社会所创造的价值；增值额指企业为除股东外的员工、债权人、客户及社区等利益相关者创造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