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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传递给孩子的良好习惯及正确价值观，在关键时刻为孩子托底，支撑一个孩子在社会上立足最根本的东西，不是知识而是父母和家族的情感陪伴以及由此形成的好品质：责任，坚持，善良，等等。
我是一个语文老师，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2005年博士毕业以后我分到了广东的一所二本院校任教。我以前不知道我能当一个老师，也不知道我那么喜欢教书，大概教到第10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实在有太多话要说，所以就写了《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尽管我对教育学的原理没有深入的研究，但是我有特别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在这里跟大家汇报一下，我将近20年在二本院校和职业院校的一些观察。1、我对教育的理解，来自对学生的观察，以及和学生共处对自己的唤醒作为一个老师，说句实话，我对社会安全感的边界就是来自于对学生命运的感知，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社会好不好，就看我的学生去向好不好，简单来说就是工作好不好找。说真话，我作为大学老师教学时非常困惑的一件事情就是：台下的学生不动，上课看手机，你问他问题，他不回应，似乎对什么东西都没感觉。或许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学生对所有东西都没有兴趣，也不谈恋爱，你问他以后干嘛，他就是无所谓的样子。当然现在工作不好找是客观条件，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明显感觉现在年轻人的元气丧失得很厉害。我一直觉得，应试教育的后果就写在大学生的眼神里面。我们只知道把孩子送进大学，但是孩子在大学里面是什么样的表现呢？看一个孩子有没有培养好，并不是看他有没有进大学的门，而是看他以后能不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能不能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人。作为大学老师，我有时候感觉很难熬，发现怎么教都教不动那些孩子。我也特别理解，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17岁孩子的妈妈，他不算被鸡得特别狠，学校对他们也很宽容。但是有一次我问他：“你们学校的同学是不是真的热爱读书？”他说：“妈妈，你要我说真话，我们班上可能真正喜欢读书的不会超过两三个。”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不爱学习不怪他们，但问题出在哪里，我不知道，也解决不了。我上课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学生眼神冷漠，你问什么，他都不回答，因此我上课要做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要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集中起来，尽最大可能点亮点燃他们。但一个老师不可能永远保持那种状态，所以很多跟我性格不一样的老师，会觉得教书教得特别累，这很容易导致职业倦怠的时间提前。在《我的二本学生》里面有一段话，到现在为止我还坚持这个判断：“在具体的课堂里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俞老师和梁建章老师，他们都是名校毕业的，我的第一学历其实是专科，岳阳大学的，现在学校已经没有了。中国现在有1000多万大学生毕业，但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过，985、211的大学生比例不到5%，百分之九十多都是普通院校的学生。如果按这个逻辑来看，不上重点大学，难道我的孩子就没有出路了吗？事实上普通孩子也需要在社会上生活，还是要给这个国家做贡献的，是这个国家最主要的力量。我也是第一学历不好的，我的学生也是在二本院校和职业院校读书的，过去这么多年，他们有没有像我这样，能够依赖教育红利去克服各种困难呢？我有一个学生亲口说，“黄老师，我再也不可能像你这样了。”他是我在广东金融学院教的一个学生，智商很高，各方面都很优秀。还有一个问题，高校扩招以后，念大学和年轻人的命运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前20多年，因为我们刚好需要很多受教育程度很高的劳动力，所以就通过扩招来弥补；但近几年经济放缓后，大学生不好就业了，这个矛盾就暴露出来了。2、两个班级：班级的氛围差异、学生精神状态的改变、就业去向的改变我在《我的二本学生》里面写了两个班，一个是06级的，一个是15级的，中间隔了9年，在回忆里这两个班级给我的印象不一样。06年的那个班是2010年毕业，那个时候，孩子还有一些很俏皮的行为，我们班还有一些学生不上课。我甚至觉得学生逃课是一个很好的行为，我一点都不反对，因为学生逃课表明他对课堂是有反应的，逃课是因为他觉得这个老师讲得太水了，他不想听，觉得浪费时间。但现在很多学生听课，他的心在外面，他看手机，不思考问题，不做深度思考，也不链接别的东西，这种麻木比反抗带来的后果要严重很多，更不要说学生的精神状态了。还有，我的第二届学生和第一届学生比较起来，他们的就业去向明显差了很多。我们的学校教育不仅仅是教育，更是社会末端的一环，它背后是千丝万缕的东西。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学校教育已经越来越显示它是有限度的。我们中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是非常快的，也就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我童年阶段在我外婆家待了十几年，我印象中当地那个村子里的年轻人没有一个上大学的，也没有上高中的，偶尔有几个初中毕业生，但他们现在也是生龙活虎的。几十年后回过头看，其实那些没有读大学的人在社会上也立足了。我的一个感觉是，现在过于强调上大学的作用了，以至于家长有一种执念，就像宗教信仰：我的孩子必须上大学、必须考好大学，如果成绩不好，天都要塌了。其实这是有问题的，年轻人的出路和上大学不能完全画等号，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年轻人的成长，他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是跟教育有关系的。事实上我从2017年开始去学生家，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教育，也是丰富我教育维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如果说《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呈现了学校教育的有限性，我特别想知道：在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到底给他们留了什么样的空间？我跟大家讲一些直观的观察，我们现在要想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帮助年轻人安身立命，让他们内心很安定，觉得活着有意思，也愿意结婚、愿意生孩子。第一个学生黎章韬，他是云南腾冲的，我教的2010年中文班的学生，当年他可以上云南师范大学，但想到沿海地区读书，所以去了我们学校。他本来在广州找了一家特别好的银行，他妈妈很开心，觉得很有面子，我的儿子在一线城市读书了留下来了！我一直不解他为什么要回去，直到2017年，有一次他微信联系我，说让我去他家看一下。在我去的时候，他妈妈内心还不服气，觉得自己儿子的大学白读了。但是他爸爸很开心，他说：“我跟我儿子像兄弟一样。”多年前他爸爸去缅甸伐木的时候伐了一个金丝楠木，老板没有钱就给了他很多木头，就这样陆陆续续20多年积累了一些木头，慢慢地把木工坊开起来了。“你们街上有那么多人开木工房，他们没有读大学，你在广东待了4年，结果你回来跟他们干一样的活，你后悔吗？”他讲了疫情期间，因为他懂微商，全国各地很多客户在没有跟他见面的情况下借钱给他，买他的东西，甚至教他投资，这个现象彻底改变了他妈妈的看法，他妈妈以前一直觉得无商不奸，“不认识你，凭什么借钱给你？”我说：“章韬，你真正的成长是从大学毕业以后才开始的。”他在跟客户交流的过程中间，成长得很快，而且很快就结婚了，现在有了两个孩子，经济条件也不错。我们聊起他在广州同班同学的近况，他说：“我回来对了。”我觉得特别安慰，他过着一种特别有机的生活，不能按成功学的观念来评判。第二个学生是安徽的何健，他中文成绩很好，属于真正热爱的。当年他考广东一所非常好大学的研究生，虽然考了400多分，但因为一个名次的差异没被录取。然后到东莞开了一家教育培训机构，他没有开学科类的，而是专门教孩子读古文，恰巧避开了“双减”的冲击。经过几年，他朋友圈里一会儿是给爸妈买房了，一会儿是自己在东莞买房了，一会儿买车了。我去到他们家，跟他爸爸妈妈聊，他在12岁的时候就是留守儿童。在农村，如果家里没钱，就算再会读书也没用，所以他一个12岁的男孩子，在村里熬了6年才考上高中。但是那个大家庭给了他很多支撑，尽管他父母不在身边，还有别的亲戚帮衬，他的家族特别团结。他妈妈曾给我讲，她在贵州打工的时候生了病，整个家族凑钱把她救了回来。我去他家的一个强烈感觉是，何健这个孩子，不是他的父母在托他，而是整个家族的人在托他。所以他在东莞做得还不错的时候，对他整个家族都有特别感恩的心。第三个学生是于魏华，魏华的父母身体不太好，眼睛有残疾，所以没有办法在东莞进厂打工，只能摆摊，魏华在几岁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一起摆摊。小学就已经会赚钱，当然那个赚钱的渠道不太好说——就是帮别人做作业。因为他的学校有很多东莞小老板的孩子，他们不愿意读书，他就帮人做作业，然后把钱存起来。“黄老师，你都不知道摆地摊的利润有多高，只要有人流，利润是超过100%的，一个指甲剪进的时候只有5毛钱，但是我爸爸有可能卖2块钱。”而且东莞的工厂特别多，他爸妈又很灵活，有一段时间贩卖服装，那时候没有网购，打工仔、打工妹的服装都是通过地摊购买，所以他的商业头脑就特别敏锐。上大学以后，他说：“我以后不要单位的，我一定会创业。”他的家庭是特别普通的家庭，跟我们班上另外一些学生比较起来，我会觉得他的成长要素里面最不同的地方，无非就是，他从小会观察他爸爸妈妈的日常生活，会自己去思考，会去想真正的生存该怎么办。黎章韬、何健、于魏华，都是来自特别普通的家庭，跟媒体上见到的很多年轻人比较起来，我觉得他们身上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如果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来看，他们的家庭背景都很一般；但另外一方面，如果从现在大学生去向的整个结构里面来看，他们还是过得可以的，不管是从经济条件上，还是从人的成熟度，以及融合社会的顺利程度，他们远超同龄人。我去过20多个学生家，我观察这些孩子到底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跟上午很多老师讲到的一样，我非常有同感，就像梁老师说的大国有大家，刚才都提到家庭被瓦解掉，隔代抚养被控诉，但我在学生这里看到的真相是，这些东西非常具有力量。例如，何健家虽然只有一个孩子（后来他妈妈在他十四五岁时又生了一个男孩），但整个家庭的人很多。回想我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我发现我们村里没有抑郁的孩子。我觉得，特别多人的群体，很自然的人际网络，本身对小孩来说就是最好的滋养，打架也能自己处理好，孩子基本的公正公平，对规则的维护，都是通过游戏达成的。我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广东，有五六个孩子的家庭非常多，基本没有独生子女，所以广东的孩子可能更自立一些，他知道让自己怎么活下来，不读大学也会活下来，那种意识更强一些。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他妈妈反复跟我强调一句话，孩子必须学会做饭。他儿子在高三的时候依然会被他的妈妈叫回去参加农业劳动。他也跟很多学生一样，在2019年毕业后，找工作折腾了很多时间，最后在当地小学找到了一个有编制的学校。他很开心，尽管是学中文的，校长让他教数学，他就去教数学。他还很有公益心，因为学校前面的立交桥没有红绿灯，他会担心孩子上学路上的安全问题。学校很偏僻，平时只有他一个人，但他内心特别的笃定，没有任何的抱怨。我就想起了他妈妈的话，想起了他整个家庭教育所给予他的最后的依托，来自日常生活的，我们看不见的很细腻的、很细节的，但是渗透式的，而非灌输式的因素。支撑一个孩子在社会上立足最根本的东西，有可能不是数据特别漂亮的、名号特别光鲜的东西，有可能就是他很勤快，有可能就是他很善良，有可能就是他人际交往能力特别强，有可能他很有同理心、讨人喜欢，别人愿意跟他来往。我在广东生活了20多年，观察到很多来自农村的学生，祖辈的情感滋养，帮他们跨过很多人生的难关。我以前没那么深的感觉，但是我去学生家以后，亲眼目睹他们跟爷爷奶奶的相处后，我就说不用担心，你们在社会上一定是可以立足的。那种强烈的、非常深厚的、祖辈无条件的情感滋养，对一个孩子来讲简直太重要了。我小时候也是这样。我快8岁才上学，我爸爸都忘记送我上学了，是我舅舅提醒他，然后送我跟两个表妹一起上学。我外公外婆对我很好，尽管我七八岁一个字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加减乘除为何物，但是我真正享受了非常华德福的教育，现在看起来教育理念非常先进的环境。可是那些东西在整个教育表达里面，它的价值是被低估的。（4）父母传递给孩子的良好习惯及正确价值观，在关键时刻为孩子托底我好多学生的家长都会说，我一定要让孩子做个善良的人，不要怕吃亏。在关键时刻的那么一点点利他心、妥协和让步，可能就给了孩子新的机会。我在《去家访》里面写到了一个女生，她是家里的老大。她当年去中建五局实习的时候，来了很多211和一本的学生，她是一个专科生，但二三十人里面就留下了她一个。老总说：“你是所有大学生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帮前台水桶换水的人，特别勤快，我就想招一个这样的人。”她家里比较穷，上学的时候我们给了她勤工俭学的机会。暑假时她会把老师办公室所有的窗帘拿到宿舍里洗干净。这些不能进入到特别光鲜评价指标的品质，可能就是决定一个孩子最后能不能在社会上扎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我刚刚所讲的那些学生，在别人眼中，他们统称为“懂事的人”，在我眼中，他们是一群内心柔软、情感丰沛、充盈责任感而不乏力量的人。一个孩子，即使他没有热爱的东西也没有天赋，但他如果有很强的责任感，一样有往前走的动力。比如说我的学生何境军，他说他是个“烂仔”，但是高中他突然醒悟过来，就是因为他的爷爷被欺负了，为了爷爷他要好好读书。第一年考大学他没考上本科，他就复读了一年，因为他奶奶说他们家没有一个大学生。我特别赞成成人比成才更重要，我们要先考虑成人的问题，再考虑成才。以前的人就算不成才，也不会太差；如果不成人，所谓的成才也是空中楼阁。我觉得一个孩子的创造力离不开充沛的情感和自由的心灵，如果孩子没有情感、也没有自由的心灵，他是不可能有创造力的，这是我感触特别深的地方。家长要给孩子搭建精神的垫子，让他们的生命充满弹性和伸缩性，给予他们爱的支撑，而不是抽空他们精神的垫子，让其处于“孤立无援”的心灵境地。3、警惕鸡娃对于孩子觉醒能力的破坏，呵护孩子的元气作为一个家长，我觉得不要太去鸡娃，根据我的观察，其实鸡娃没有用，就像打激素一样，当时有一点点用，只要把时间拉长几年，它的作用基本就失效了。我建议，咱们的学校尽可能让学生多一点自由，让他们多玩一下，下课的时候不要管那么紧。他们可能到大学里面就会更活泼一些，更有创造力一些，更觉得活着有意思一点。我们社会要给年轻人更多的包容和接纳，不要用太细的标准去筛选一个人，没必要的。教育真的是一件特别实在的事情，要靠我们具体的人去做具体的事情，教育要靠所有人一起去推动。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努力，尽可能给我们孩子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前途。来源：新东方家庭教育（ID：xdfjtjy），百万父母关注的育儿平台，传递专业家庭教育理念，提供海内外家庭教育资讯，分享可吸收、可操作的方法和建议。让持续地学习成为家庭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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