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博士当扫地工,月入800元,他却说:“我很满足”

情感   2024-11-18 11:45   广东  
作者 | 仲楠
来源 | 知音真实故事 (ID:zsgszx118)


我妈总是说我从小就“与众不同”,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我学习成绩很好,成绩始终名列前茅。211本科毕业后又一路保研、保博,28岁就拿到了博士学位。第二,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小胖墩”,身材明显比其他人圆润臃肿。


读博的最后两年,由于科研压力大,毕业论文写作费时费力,我开始长期熬夜写作,睡眠变得很不规律,运动的时间也因此被大大压缩。


在外人看来,我几年时间发了十篇核心期刊论文,还出版了两本书,学术成果相当丰硕。然而我自己却逐渐觉得吃力,失眠次数越来越多,肝区隐隐作痛,早上还经常腹泻。


我以为是脂肪肝发作,便去校医院看诊。校医院给我开了些保肝利胆的药。一两个月后,腹部隐痛又有加剧,我却总侥幸地想,说不定过几天就好了。其实,我更担心不幸确诊了什么大病,手头的科研学习无法进行。


就这样拖到毕业,我顺利拿到一所一本大学的副教授录用通知。毕业典礼结束后,我在家稍作休整,就启程去学校办入职手续。


那天早上,当我走进校医院体检中心时,心里忽然产生某种不祥的预感,总觉得有糟糕的事情会发生。


下午三点,七月的太阳格外炙烤,我满头大汗地走进体检中心拿检查结果,彩超检查显示:我的肝脏、脾脏肿大,提示有严重的肝炎。

体检主管大夫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说他们医院检查设备水平有限,建议我去当地人民医院做一下深入检查,以免耽误治疗。


我瞬间如坠冰窟,心狠狠揪了一下。入职体检搞砸了,我怎么向父亲说明情况?他还在宾馆里等我的消息。


现在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是怎样走回宾馆的,只记得父亲在房间里,用他粗糙的大手替我擦干眼泪的画面。


当天晚上,我在手机上预约了人民医院消化科专家号,次日做了增强CT,被告知结果会在24-48小时内出来。


带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我在宾馆艰难地捱到了次日晚上。


23点,手机上仍然没见到检查报告,我迷迷糊糊地闭上眼。零点,手机忽然亮起来,检查结果发送过来了。我用颤抖的手打开CT报告,只见上面赫然写着“肝硬化失代偿期,侧枝循环建立,腹腔见少量积液”。


一阵疯狂地搜索后,我弄明白了这种病的性质:“极其严重的终末期肝脏疾病,药物治疗难以逆转,只能尽量延缓疾病进展。”


我看了看另一张床上刚睡着的父亲,不忍心叫醒他,更不知道该怎样告诉他这个晴天霹雳。


我悄悄出门,在走廊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最糟糕的预想变成了现实——“毕业即重病”。犹豫再三,我拨通了姐姐和导师的电话,把检查结果告诉他们。


不知何时,父亲已经起床站在了我的身后。等我打完电话,他轻声说:“现在发现也是好事,‘早发现,早治疗’嘛。外面冷气开得太大,别冻着了,回屋里睡吧,明天再说。”


我轻轻点头,默默跟着他回了房间,却怎么也睡不着。


走出门诊楼,我和父亲都没再说太多话,回宾馆收拾了行李,沉默地离开了这座令我梦碎的城市。


回到家后,我们决定立即去省城医院就诊。看完检查结果,主任医师程教授表示,我的肝硬化主要是由于脂肪肝长期迁延发展,加上熬夜和饮食等因素造成的。但我毕竟还年轻,也没有病毒性肝炎,长期维持现状甚至缓慢逆转的希望也还是有的。


回到家后,除了按时吃药、增强运动,我还调整了自己的饮食:主食减半,不再碰任何油炸食品,坚持少盐少糖。半年下来,最大的收获是,我的体重减轻了几十斤。



与此同时,命运转轨带来的失落与焦虑也时刻折磨着我。


眼看着与我同年毕业的同学、朋友们各自步入职场、开启新的人生阶段,看着他们在朋友圈晒出的照片,听他们聊入职后的感受,我的内心充满了羡慕,更多的却是失落和焦虑。


同学们开启了新事业,疾病缠身的我没能让家里享福,反而需要爸妈辛苦奔波,为我四处求医问药。每个月,父亲都会陪我往返省城医院至少两次,一次至少要两天。


好在早期治疗以吃药为主,我没有给家里带来太大的经济负担,但看着他们为我担忧奔波,我知道我的病症已经是他们心上的大石头。


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床上,我不由得会一遍遍想:我还会好起来吗?还有机会重新获得稳定的工作吗?还能把命运的轨道重新扳正吗?


与焦虑相伴而来的,还有深深的孤独感。虽然原本我也不是个社交达人,但朋友们还是不少的。可生病以后,我逐渐从原有的社交圈子里“消失”了。


由于心情低落,身体健康状况起伏不定,我越来越不愿意发布文字或动态,因为除了吃药、治病,生活里再没有新鲜事发生,自然而然也与朋友们减少了互动。


生病的事情我很少对外说,大部分同学或朋友自然都不知情。每当朋友们问起我的近况,我总是犹豫,该不该把自己糟糕的处境和盘托出。


有一次,读博时的室友问起我入职后的感受。看着他发来的消息,我其实很想告诉他自己因病尚未入职,但就是开不了这个口。


向人承认我病重,还因此失去了工作,是个狼狈的事实,我最终只是用“还行”两个字草草敷衍过去。


为了对抗这种焦虑和孤独,我决定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重拾我对生活的热情。


那时,我正想找些事情填满每天的时间,与我曾有过合作的国内知名出版社恰好发来稿约,请我参与一部书稿的编纂;此后不久,母校的一位教授也邀请我参与某部丛书的编撰工作。我一一应允,因为科研和学术写作一直是我最擅长也最享受的。


查资料、做汇编、进行系统的整理与思考,形成成熟的思路与观点并转化为文字,我全情投入到我擅长的领域,生活重新变得忙碌和充实起来。


与此同时,我与外界的沟通也日渐增多。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共完成几十万字的约稿,数万元的稿费收入,虽然不多,也足以应付我治疗疾病的花销了。


我还接受B站某位UP主朋友的邀约,为他撰写了十几期文案。看着自己分享的知识与见解被制作成通俗的视频,得到观众的反馈,着实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有次朋友告诉我,某期视频的播放量超过五十万次,视频下面的头条留言说:“感谢作者大大的精彩讲解,总算把这个困扰我多年的疑惑给解开了”。


真实的正向反馈使我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感,病痛的灰色阴影逐渐淡出我的精神世界,孤独感也随之淡化了不少。


我渐渐开始觉得,生活有了希望。但内心深处对健康、对未来的忧虑,并未就此远去,仍在身边徘徊。



虽然在家有事可做,不幸运的是,逐月复查的结果却并不乐观:腹水没有消除,生化指标反复波动,门静脉和脾静脉由于高压而持续增宽。


随着脐疝的加重,我没办法像之前那样每天进行慢跑、深蹲等锻炼,只能缓慢走路。


起初每天还能走一两公里,后来渐渐缩短成一两百米,甚至每挪动一步,腹部肌肉就疼痛不止。为了保护腹部,我的腰也变得越来越佝偻。食欲明显变差,饭量缩减到原来的五分之一,最严重时甚至多喝几口水都会觉得腹胀难忍。


父亲认为不能再拖下去,带我去家乡的三甲医院住院。大夫给我用上了利尿针,不到一个星期,体重骤降二十公斤。眼见腹水有所缓解,脐疝也没有再发展,我便出院回家疗养。


可是刚转过年,腹水就卷土重来,脐疝加剧,肚子越来越胀,每天被迫躺在床上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读书、写作、散步这种原本的日常,都因为体力衰弱和痛觉干扰,变得越来越奢侈。


无奈之下我又住进了医院。有天傍晚,我的脐疝突然溃破,腹水从肚脐处喷射而出,流了满床满地。父亲只能包了一辆救护车,将我转送到千里之外的北京某知名医院。


脐疝修复术并不算特别大的手术,但手术打击却进一步加重了肝脏的损伤,各项肝功能指标都出现了恶化。李大夫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已经出现了肝衰竭,必须尽快进行肝脏移植,否则时日无多。”


肝脏移植手术风险非常高,所需费用足有百万。


躺在病床上,我仿佛听到了死亡判决书。我不想连累亲人,不想人财两空,一心只想着怎样与这个世界“体面告别”。


然而,父母和姐姐不能接受。父亲斩钉截铁地说:“必须做移植手术,我决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等死!哪怕砸锅卖铁,把头磕到地上,也要筹钱救你!

在最绝望的时刻,我的亲戚、导师、朋友和同学们,听说了我的情况,都慷慨解囊,四处为我筹措资金。


许多素未谋面的好心人,看到我的求助信息后,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经过两周的时间,在大家的努力之下,手术所需的费用终于凑齐了大部分。


姐姐也帮我寻到了新消息,河南的郑大一附院也可以做肝移植手术,且费用相对低廉一些。我们一家人下定决心,去郑州接受肝移植手术,我要为自己搏一次。


起初,我以为只需等待一两周,最多一个月。然而秋去冬来,冬去春回,手术依然遥遥无期。


等待的每一天,都是险象环生。第一个月,由于我免疫力差染上感冒,不停地咳嗽,震裂了脐疝手术的刀口。大夫只能将已缝合的伤口重新打开,用引流条为我清理脓血。

还没来得及松口气,CT检查又显示,由于长期门脉高压,我的门静脉存在较大血栓,堵得很严重,一旦完全堵死,移植手术就无法进行了。好在经过增强CT确认,堵塞面积是75%,暂时还有手术的机会,只是时间窗口变得更加狭窄和紧迫了。


而这还不是厄运的终点。腹水加剧一段时间后,我逐渐感到严重的头晕,血压降到40甚至30的水平。大夫说,这是感染性休克,于是我开始每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两条胳膊四条输液管路的注射治疗,一直持续了半个多月。


肝移植科的病房,每间六张床,病友们换了一茬又一茬,只有我和隔壁床的大叔始终“岿然不动”。因为我们是A型血,而A型肝源偏偏异常紧缺。


每当负责手术通知的小王医生走进病区,告诉某位病人“喝蓖麻油”,病友们就知道,他大概率幸运地等到了肝源。


不过,“喝蓖麻油”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手术,因为肝源捐献者的家属临时撤回捐献意愿,或是肝源病理检测不合格,甚至肝源半道被急救病人“截胡”,都有可能使手术化为泡影。一个我熟识的病友,被通知喝了四次蓖麻油后,依然没等到真正的手术。


春节快到了,我只能躺在病床上“输液跨年”,从年中到年末,父亲始终守在我身边,一天也没休息过。


除夕的晚上,医院给我们这些“留守病人”发了些速冻水饺。我尝了下,发现没有一点记忆中饺子的味道。吃完饺子,爸爸从我病床下拿出铺盖,和其他家属一样,将它直接铺在病房走廊的地板上,慢慢睡去。


看着睡着的父亲,我忽然发现,我活下去的最核心动力,是还没做够他的儿子。


3月底,一个寻常的傍晚,父亲去病房楼外买晚餐,我独自躺在病床上发呆。小王医生忽然快步走进病房,来到我床前,言简意赅地说:“明天下午三点手术。你是老病人,流程想必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晚上赶紧喝蓖麻油吧!”


一种不真实感在心中迅速弥漫开来:“我真的等到手术机会啦?”


理性告诉我,喝了蓖麻油,变数仍然很多。尽管我竭力保持平静,晚上仍激动得睡不着。


第二天下午3点,我被领进手术准备室。大夫让我换上医用拖鞋,我想回头跟父亲最后说句话,却发现屏蔽门已经将他隔在了外面。


粗大的麻醉针头扎进胳膊,大夫偶尔跟我聊两句,直到我丧失意识。后来我才知道,手术足足进行了八个半小时,晚上11点半才结束。


术后第三天早上,在父亲和姐姐的搀扶下,我艰难爬起来,提着身上的各种管子,踏出了新生后的第一步。


每走一步,疼痛都足以让我哆嗦好几下,我却一点都不想停下来。我知道,这只是术后康复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激动的是终于看到痊愈的曙光。


术后第十五天,由于脾动脉血管瘤有破裂风险,我再度被推入手术室,进行部分脾动脉栓塞术。被主刀大夫推回病房的路上,看着他额头上还没来得及擦掉的汗,我觉得天使大概就长他这个样。


又一周过去,大夫告诉我,可以出院了。


我望向窗外,春光正好。整整九个月的住院时光,终于可以暂时画上休止符。



出院后,起初是每星期复查一次,一个月后变成了两周一次。


康复的进程很缓慢,许多事情都需要注意。比如饮食要严格遵循医嘱、吃药绝不能漏服、少服,夏天不能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不能接触猫和花鸟……


尽管如此,乡居的日子比病房里好了千百倍。又一次能够不受拘束地行走、读书,每天和爸妈在一块儿呆着,比什么都舒服。


身体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要解决的是经济压力。治病期间欠下的外债要还,每个月的复查费用不菲,还有每月固定支出的三四千元药钱。

为了贴补家用,父亲回乡后马不停蹄地重操旧业,干起装修的活计,一天也不肯歇着,妈妈操持起了家里和地里的事情。


看着他们操劳的身影,我很想尽快做点什么贴补家用。

在术前的等待期里,我几乎不再去想前途或就业问题,毕竟在生存和健康都难以保障的情况下,“未来”显得过于飘渺悬浮。如今,有关“未来”,不得不提上日程。


在我心里,重返校园去做博士后,是最合适的选项。离开校园的日子,我才发觉,读书、科研是我难以放下的志趣。


由于我毕业就生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仍属“应届毕业博士生”,所以做博后,不存在程序上的障碍。这个想法,导师、好友和父母都表示认同,但前提是,我的身体能够基本恢复健康,并足以应付博士后的工作强度。


按照主治大夫的说法,我康复需要至少一年左右的时间,期间仍需密切监视各项健康指标,以防各种术后并发症或排斥反应。


为了让那一天顺利到来,我给自己制定了早晚各5000步的运动目标,随着时间推移,我的脚步越来越轻盈。


恰在此时,村里了解到我家的情况,帮助我们申请了农村低保,还告诉我说:“村里有临时公益岗,主要工作是每天早晚两次打扫村里的胡同。”


每个月有八百元补助,大概需要做六到九个月,村干部问我愿不愿做。我没有犹豫,带着真诚的感激立即答应了。在我眼里,打扫胡同和搞科研,都是工作,而且搞卫生又不算重体力劳动,还能锻炼身体,何乐而不为呢?


就这样,我在村里当起了公益岗清洁工。村里给我发了一把大扫帚,算是岗位的“标准制式劳动工具”。不过我很快发现,仅仅一把扫帚是不够用的。


我负责的区域有四五个胡同,胡同里最大的卫生挑战有两项:落叶和羊粪。


时值秋季,胡同里落叶掉不尽,每天至少要清洁两次,不然胡同就显得很脏,风一吹还会飞进居民家,影响生活环境;羊粪更是让人头疼。胡同里有位老大爷,养了一群羊,每天早晚都会勤奋地带着羊出去吃草。羊群总会留下一堆堆的“羊粪蛋”,很快就黏在地上,用扫帚根本就扫不干净,必须配合铁楸、小铲子才能清除掉。


我告诉自己,博士扫胡同,也要扫得愈发干净才行。


干了一段时间后,我逐渐习惯了清扫工作,也摸到了一些清理窍门。扫落叶要顺着风的方向,否则辛苦扫完又被吹跑了。打扫羊粪的时间要选在老大爷放羊后半小时内,此时“羊粪蛋”还未完全黏附在地上,清理起来比较省力。


乡下泥土的芬芳与羊粪的味道杂糅在一起,让我感受到城市没有的清新。胡同里的大爷大妈看着我长大,质朴而亲切,见了我都会调侃说:“哟,小博士亲自来给我们扫胡同咯,这待遇可不孬儿。”


养羊的老大爷会时不时跟我侃侃国际大事,开彩票店的叔叔会跟我探讨下他的炒股策略,我时常叹服于他们的敏感程度,哪怕身在乡村,他们的心中照样有一个完整的世界。


晚班时间从五点钟左右开始,这时候胡同里最常见的是小孩放学。每当经过我身边,他们总会对孩子说:“人家是博士,你们也要好好念书,念上博士就好咯。”


我刚开始还惊讶于,大爷大妈们不嫌弃我处境落魄,后来才逐渐了解到,在他们的观念里,“村里能挣钱的多了去了,博士可就你一个,这就是古代的翰林学士,能进族谱的那种!”


扫胡同期间,我还不经意开发出“修手机”技能。年轻人们普遍在城里打拼,老人们虽然有智能手机,但常被各种广告、死机、黑屏问题所困扰。看到我来打扫了,他们就会让我来帮忙处理。


对我来说,不过举手之劳,但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觉得很满足。


从小学到博士,二十余载寒窗苦读,离开农村到城市,从象牙塔出来就进病房,现在,兜兜转转又回到了生养我的这个小村庄。命运真是难以捉摸,万幸的是,充斥在我内心的,只有感激和释怀,以及新生带来的激动和幸福。


我或许失去了很多,但重获健康,已经没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了。


这天,结束清扫,抬头东望,草木葱茏,旭日高升。我脑海里忽然涌现出八个字:山险万重,轻舟已过。

-End-


本文来源于知音真实故事。知音真实故事 (ID:zsgszx118)隶属于知音集团,是由知音原创公号编辑部打造的国内大型真实故事平台,旨在写人生亲历,绘浮世百态,每一个故事都来自亲历者的灵魂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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