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北大博导对博士生教育的感受：只能描述、无能为力

科技 2024-11-30 12:01 天津

鲁迅笔下的这位老太太，以婴儿出生的重量标准认定“一代不如一代”。我信仰“进化论”，当代的青年人在对世界和社会的感知层面要比我们当学生时代领先了许多，比如在电脑的操作中我深感自己的技术竟然不如只有7岁半的孙儿，他从境外回来到我家里，打开电脑，不到半分钟就“跳墙”到我已经打不开的“Google”页面，然后就进入到他自己要的“游戏”中自得其乐了。面对后辈视域的扩大我深知自己的不如。

在这样的意义上说，其实孔老夫子对世界的视域是远远不如当代任何一个正常人的感知的。但是，一个人感知层面的扩展与对“感知量”的理解的深刻性是既有联系又是不同的层面。

比较文学研究所（“必记本”注：这里指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虽然只培养硕士和博士，但他们的学识基础来自于大学本科，所以我有时也参加一些“本科论文”的指导，就我见到的状态，优劣差别比较严重。极少的论文是很好的，但大多数所谓的论文不好，有的简直是糊弄。从学生的聊天中知道他们的态度是，“这个论文有什么用呀！保研、求职没有人问你论文。我们从三年级开始就要为找工作奔跑了，求人托人的在这里实习、那里实习，基本上都是榨取我们时间和精力，谁顾得上写这个论文呀！不就是形式吗！我们要争取参加大型活动，能上电视或广告出镜是最好的了；什么地方得个‘奖’什么的，这才是真正有用的。老师，不怕你怎么评价我们，论文这个东西你说对我们究竟有什么用？很多同学，用两个来星期就写好了，这算是认真的了，也有四五天就写成了，我们求职要紧啊！”

难怪有的老师在课堂上揶揄地对学生说，“谢谢你们在百忙中来听我的课！” 这位老师“揶揄性”的表述，虽是心中的无奈，但其实它道出了大学四年本科读书的真实状态。

由这样的本科状态进入硕士课程，再进入博士课程，好比大厦层层地高起来了，但地基竟是如此脆弱。

我从1986年开始指导硕士生，从1996开始指导博士生，从1998年开始担任系的学位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成员到今天，担任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和校人文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阅读过自己学校的和校外送审的记不清有多少篇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了。这些论文对我个人知识量的提升确有价值。但就阅读中的学术感知来说，在我阅读范围内可以说从80年代到21世纪最初几年的论文大多数确实是不错的，有的还很有价值，有些论文表述的“学术智慧”确实提升了我自己的智慧；但自21世纪以来的近10年左右，我读到的论文好像愈来愈有点“中气不足”了，真正像“论文”的论文，似乎已成凤毛麟角。当然，杰出的论文也还是有的，我说的是总体趋势悲哀，有的实在是太悲哀了。

这些论文的不足在什么地方呢？归纳而言，大致有这样几个致命点：一是缺少问题意识，二是文本基础薄弱，三是人文综合知识缺失，四是观念理论混乱，五是写作能力低下。

仅仅依凭我阅读的印象，估摸大约有 1/4到1/3 的所谓论文可以说就是“打印纸的堆积”（这种状态与当下书店里摆放在那里的一些“著作”的状态十分雷同）。

说一个实例吧，几年前一个教育部直属综合高校送我评论一篇本学科的博士论文，我读来觉得毫无价值，上面讲的五个层面的缺失这篇文章中全部都有。比如论文一开始就说，“本课题国内除了我的导师发表过一篇论文外尚未有人关注过，本课题属于探索开创型研究”，后面开列了4个日本学者和1个美国学者的几篇文章，以表明她的“国际化”。我对同人说，“读她的开宗明义我差一点晕过去”。我立即从自己的“资料库”中为她开列了“本课题”的中国学者研究论文58篇和著作2部。依据我的本意这篇对基本学术状态毫无把握而又口出狂言的文字，无疑是“不合格”的。但我有过教训，从论文中我已经读出她的导师是谁了，你要“不通过”一篇有“名望”的导师指导的论文，你会“很累”。

我曾经评审过南方一所大学的一篇论文并给出了“否定”的批语，他们就特地来人约我“商量学科建设的问题”，在漫天的谈话中慢慢地我终于明白了我曾经否定的论文的指导者原来是这所大学的最高领导。他们说，“我们也知道这篇论文不大好，但人文学术这个东西，50多分与60来分，差别其实是很模糊的……60分也是通过，100分也是通过。这篇论文您给了不通过，这是理所当然的，当然的！我们请您评审就是想得到您的指导，如果延期一年，让她好好修改，您看还可以打到合格的水平不？”　我没法坚持，因为我也有私心，学术界是互相“通气”的。于是，我就同意“延期一年”。

所以这次我又读到这样水平的“论文”，知道“否定”是不可能的，就也建议“延期一年，修改后再答辩”。这样“宽大”的评审意见返回该校，他们科研部的负责人对送审单位说，“你们把这样主题的论文送给严绍璗看，不是找死吗！”内线传言，一笑了之。

不数月在另外一个会议上与该校文科主管副校长见面，闲谈中讲到此事，副校长正色说道，“我回去告诉他们，下次评审答辩，一定要请严先生主持。严先生，帮帮我们的忙，出山吧！”言辞真的很恳切，但当时我还是恳请“免了吧”，副校长则坚持说“这是一定的！”　到现在已经有快六年了，“副校长”任期已满，到头也未见有人与我联系过这篇论文还要答辩，此位“博士生”早就成为“博士”了。

这些是我个人的有趣遭遇吧，但我相信这也就是目前我国学位论文答辩状态的冰山一角。

硕士和博士论文总体质量的不如意，原因是多元的。

大学是社会的一个层面，也可以说是“社会的微缩版”。大学不是“圣贤之地”，这是社会的进步，但大学在这样的“社会进步”中应该明确和正视与社会“多层面的分工”。不幸的是当我们与整个社会“热闹共舞”的时候并没有明确其实有些“舞”我们是不能跳的，是不应该跳的。

记得90年代初期《北京日报》曾经在头版头条标出“北大棋高一筹有了问题不找市长而找市场 ”。这个标题无疑表现了当时教育部和北大高层设计的“未来北大的基本路线”。于此开始了在北大和几乎所有的高校“以资本为王，以学术为资本有魅力的披纱”。可是后来，教育部和北大相关领导又申言“我们从来也没有说过大学产业化、学术产业化呀！”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年纪大了，视力和脑力都出了问题。

社会生活逐步富裕化是件好事，但大学里如果不能及时提出“精神指向”的引导，不能强化“北大精神”（马寅初校长语），一时间使“学术理想”萎缩而迎合社会上那种脆弱而自大的心理，后果当然在多处显现了。

我有时候想起宋代欧阳修评价梅圣俞诗文的名句，说“盖愈穷则愈工”（“必记本”注：《梅圣俞诗集序》）。这个“穷”说的是“发奋”、“钻研”和“努力”；这个“工”说的是“水平”、“价值”和“成就”。浮躁繁华的生活如果没有了“定性丸”，就会使人沉于昏昏之中，失却了“拼命精神”。一个学人只有具备了发奋的精神才能成就学术（愈穷则愈工），古今中外应该是一个道理。“急功近利”、“夸张神童状元”、“煽动小聪明”诸如此类，我想都不该是大学所为吧。

研究生水平乏力的第二层原因我以为是现在的“教师太忙”。

当前教师的压力实在太大，他们要上课，要承担课题，要设法在“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要参加各种竞争与被评审。学校又设立了许多名目，把已经分了“职称等级”的“大学教师”再分化成更多的等级。

教育部里一个司设立了“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另一个司就设立“国家重点学科”。回想当年教育部设计“社科研究重点基地”的时候，我们研究所组织了5位教师，一个半月的时间日夜填表。系里有人说，看走路不稳，神志不清的那几位，就是在填写教育部的报表。最后上缴的那一天，我们把“申请表”以及规定的“附件”过秤，竟然有18斤半的重量，世界级别的吧？

第三天我在北师大逸夫楼（教育部交表处）大门前看见他们把我们的“申报表”装车，还不像我们在五七干校“装砖头”那样一块一块垒整齐，而是从车梆边上就像“扔垃圾”似的往车里“扔”，有的材料包霎那间就断了线，胡乱地飞洒在车厢各处。不说这些飞散的纸张中有我们多少的血汗，单说上面承载着多少教师的本应致力于学术的时间，也是无法计算的呀！我站在边上目睹这样的“惨状”，心中有难言的愤懑、悲痛和无奈！

教师们还要面对许多的名誉竞争，“长江学者”、“跨世纪人才”、“新世纪人才”等等…… 在这样的“教育生态”中，教师与学生的“脱节”不仅是难免的，而且是一定的了。稍稍有名的“教授”还要到各处讲演，学校更愿意他们“电视出镜”、“高端论坛”、“顶级论坛”上现身……

不能指责我们的教师耽于名利，这是从教育部开始的一系列的所谓“管理”和“考核”把他们“逼”到了这个地步的。他们还能够“全身心”地“扑在”培养研究生的岗位上吗！

当然，还有一个影响学生学术结构的层面，就是社会上被称之为“大师”的不少“公众知识分子”利用媒体为套取名利发表的囊括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古往今来、中外宇宙的所谓“见解”。

在我们日趋进步的“言论自由”的社会生态中我不能对他们个人评价什么，但就凭我的知识量听到的“大师”们的表述，常常觉得既缺少文明史知识和文化学学理，又对自己宣讲的主题没有深入独到的思考见解，只是利用民众对于知识的渴望和对一些专题的好奇。特别是有的“大师”混杂着国家主流话语的某些需要，从中谋取私人利益。他们的见解在学生的知识构成，包括论文中也可以看到这种“阴影”的深刻化。

其实世界上一般把人文社科知识者至少分为“学者”和“公众知识分子”两大类。

“学者”致力于学术的研究，他们的主要特征是“低头做学问”，偶尔也在“论坛”、“讲座”上发表些认真的讲演，但不卖野人头，多少总会有些真知灼见。其为人行事可能略有些“清高”，思考研究的“终端”总可以为人文学术的某个层面进行提升或补益，并可以在国际学界获得一定话语权。“公共知识分子”活跃在媒体中，他们几乎都能昂头评说，头头是道，他们是人文社科学术中的“万事通”。这不是新的文化现象，这是跟随近代文化形成而造就的一个知识者群体。

在许多发达国家，“万事通”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仅仅只是作为被“非专业的”社会群体特别是家庭主妇们的“消闲对象”和“高雅的闲言碎语”的“语料库”。不知为什么在当代我国社会生态中，这样的角色忽然被授予了“大师”“权威”的学衔。当年鲁迅的《狂人日记》最早就是被这样的日本人中所谓的“中国通”井上红梅译成了日文，他愤懑不已，不得不委托真正的日本“中国学家”增田涉重新再译一遍。

国民以媒体消闲是世界的普遍现象，但连大学竟然也痴迷媒体，觉得“出头露脸”、“万事应对”和“夸夸其谈”就是“名人”和“大师”，这可能是“世界之最”了。这种“名人大师”与“电视报纸”共谋造成的氛围真的是侵蚀了我国人文学术的严肃性、真理性和坚实性。

第四，造成大学生知识结构“广而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电脑的发达。

宇宙万物“好事”和“坏事”总是以辨证的形态展现于生活中，在万千世界中假如自己不能管束自己，而是自己轻薄自己，一定会被“辩证法”所击倒在生活的低层中。在网络数据库时代，人们不需要认真阅读“文本”，就可以从数据库中获得自己设想的各种材料，可以海阔天空地引证出许多的“说法”。有时候我从阅读相关的论文中对佐证的材料提出质疑，而论文作者回答不了这些材料在“原文本”中的意义，可以确证他并没有阅读过原著。正好比一件衣服看起来“像件衣服”，原来是用捡来的一块一块的布料拼接起来的，虽然也有点“时尚”，但行家一看和一摸就能感知成色与布料的杂乱无章，并且漏洞百出。

数据库“主导论文”的另一类状态是在一个或几个主题中可以寻找到许多“论说观念”，加上学生在平时阅读中接受的多元“新学说”，混合搅和而构成自己的所谓“理论框架”。观念不是从“思考事实”（“必记本”注：细读文本）引出的质疑出发，而是从框架出发“寻租材料”，所以无论怎么论证，论文中都没有新的哪怕是些微的“属于自己的真正心得”。

这样的“博士学术”在眼下的“学位大潮”中最终可能，也仅仅是换得了一张“学位文凭”。

现代技术的发达造就了“不读书照样可以组织成好文章”的局面。社会上那些“代写论文”的“枪手”不就是这样为我们的硕士博士论文忙碌着吗？我们敢说在我们收到的这么多数量的“学位论文”中没有“枪手”们的影子吗？假如没有“顾客”，那么多“枪手”们又怎么可能年复一年地生活并招揽他们的“营生”呢？！

现在我们的博士生、硕士生招得太多了。

有一年我在日本文部科学省直属日本文学研究所任客座教授，北大中文系通知我回来参加学位评审，说系里这次可能会提出82篇博士论文（后来大约有40多人真正申请答辩）。当时文部省一个官员问起我今年有多少“博士学位申请”，我随口告诉他80多个吧，他说，北京大学一年培养80多个博士，很了不起啊！我说不是北京大学，只是我们一个系。他问我北大人文学科有多少个系？我说近20个吧，平均每个系50 篇论文，就接近有1000个博士学位申请了。他又问我北大有多少个学部，我跟他说有四、五个，我们一年可能要培养几千个博士啊！他笑着说“中国真大，真大！北大一个学校的博士数量已经远远超出了日本全国国立大学的博士数了。”他有些发怔，我想他一定觉得自己的想象力不够了吧(“必记本”注：经查，2010年当年北京大学共招收博士生一千六百多人)。

过去拿到博士学位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现在博士越来越多，培养要求越来越低，“博士”还有什么意义？我觉得这件事与社会风气和教育部有关。社会上不少行业入行标准就是“博士”，教育部又把博士生论文发表数量作为评价学科的标准之一，两厢契合，大学就生产这么多博士。大学教师也以“博导”为荣誉，我看见不少的名片上都写着“博导”，社会在这个层面上真是极其虚华！

在我们的学科中，早在2006年《人民网》就通报过有一位教授（不是北大的）一年招收了26个博士生，我不明白教育部和这个大学怎么能发放出这么宏大的博士招生名额给一个教授。当一件好事做到“泛滥成灾”的时候，它必定就与“粗制滥造”成为同义词了。

文章来源：必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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