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益恶化的全球环境退化问题，人们开始关注工业转型和发展的绿色化，特别是通过提高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本文探讨环境规制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研发补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工业GTFP的影响呈U型，当前的环境规制水平不足以促进工业GTFP的增长。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对工业GTFP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此外，研发补贴非线性地缓和了这一关系，使U型曲线更加陡峭，加速了临界点的到来。这些发现为政府促进工业绿色化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参考。
研究背景及意义
工业化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但也引发了越来越多与资源利用、环境污染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问题。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已无法满足社会需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环境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工业绿化的影响受到了极大关注。各国政府已开始鼓励工业企业进行绿色转型，以帮助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然而，考虑到成本压力，工业企业进行绿色转型的积极性可能并不高。政府有社会责任通过各种监管和激励措施引导工业企业实施绿色生产工艺。这些措施可以成为鼓励绿色转型的有力工具，并为合规提供外部激励。大量补贴也可以支持工业企业的绿色转型。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指标。然而，这种衡量标准可能会扭曲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评估，因为它没有考虑不受欢迎的产出。相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考虑了环境成本，评估了环境质量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一致性，为可持续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全面的衡量标准。工业绿色化是指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污染，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工业绿色化需要提高工业全要素生产率。
因此，本文使用中国30个省份的样本研究了几个问题。环境法规与工业GTFP之间有什么关系？中国目前的环保法规强度能否促进工业GTFP的发展？研发补贴如何调节环境法规与工业GTFP之间的关系？在当前环境法规的强度下，研发补贴对环境法规与工业GTFP之间的关系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上述问题的答案不仅丰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GTFP影响的文献，而且明确了环境规制与政府补贴的政策组合效应，对制定有效的环境规制和政府补贴政策以及实现政策组合的协同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从三个方面扩展了现有文献。首先，与现有研究大多关注环境规制对环境质量、工业增长、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同，本文考察了环境规制影响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U ”型，中国大多数省份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无助于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次，本研究进一步明确了环境规制对工业GTFP的影响机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对工业GTFP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这一发现丰富了现有的环境规制评价研究。第三，本研究首次考察了研发补贴在环境规制与工业GTFP关系中的非线性调节作用。已有文献主要研究了环境规制与研发补贴之间的线性协同作用或研发补贴对环境规制的线性调节作用，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相比之下，本研究考察了研发补贴的非线性调节作用，发现研发补贴首先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但在越过U型关系的拐点后又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
1.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表3总结了环境规制对工业GTFP的影响。前两列表示环境法规对工业GTFP的线性影响，表明这种线性影响是负的，但不显著。最后两列是环境法规对工业GTFP的非线性影响。环境法规的线性项系数为负，而二次项系数为正。这些结果表明，环境法规与工业GTFP之间存在U型关系。当环境法规不严格时，违反法规的成本很低，成本跟随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企业可能没有投资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这会阻碍工业GTFP的增长。然而，随着环境法规越来越严格，违反法规的成本也会增加，从而促使企业参与环保生产和投资绿色技术。创新补偿效应得到了充分发挥，并超过了成本跟随效应，从而促进了工业GTFP的增长。因此，H1得到了验证。根据本文的计算结果，中国只有少数省份超过了U型曲线的拐点，这表明环境规制的实施并未有效促进工业GTFP的增长。因此，中国必须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直至其影响越过拐点并显著促进工业GTFP。
2. 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以验证实证结果的有效性。首先，使用核心解释变量替代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在稳健性检验中，利用工业污染控制投资完成额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来量化环境规制。其次，考虑到模型设置中选定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本文将环境规制变量和控制变量滞后一期。第三，排除了2020年和直辖市的数据。表4所示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表5和表6列出了阈值模型的回归结果。根据表5中的数据，单阈值检验效应显著，而双阈值检验未达到统计显著性。因此，结果表明环境法规对工业GTFP产生了单阈值效应。表6的内容显示，当ers≤6.687 时，环境规制对工业GTFP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当ers>6.687时，环境规制对工业GTFP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些结果支持了环境法规与工业GTFP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的基准回归结果，并进一步证实了整体分析的稳健性。
3. 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本文进行了中介模型回归，以考察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表7列出了结果。第（1）列详细说明了这种直接影响，证实了之前提到的U型关系。考虑到绿色技术创新的连续性和动态性，第（2）列增加了一个滞后项，以考察环境法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环境法规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着为正。在第（3）列中，环境法规和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着。这表明，这种创新在环境规制与工业GTFP的相关性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强化环境规制可以刺激企业进行绿色投资，从而进一步促进工业GTFP的增长。
4.研发补贴的调节作用
表8显示了研发补贴的非线性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系数①④明显为正。这表明，研发补贴的调节作用使得环境法规与工业GTFP之间的U型曲线更加陡峭。对这一变化的一种可能解释是，当环境法规不够严格且只占总成本的一小部分时，企业可能缺乏绿色创新的动力。这时，企业可能只做最低限度的要求，只用补助金来支付污染控制费用，从而产生 "挤出效应"。因此，在U型曲线拐点之前，研发补贴可能会加剧环境法规对工业GTF的负面影响。随着环境法规越来越严格，通过研发补贴激励绿色合规，为绿色技术创新成本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和补偿，降低绿色技术创新的风险。这就产生了 "杠杆效应"。特别是，有利于更清洁、更环保产业的研发补贴向市场发出了积极信号，鼓励清洁生产，促使更多企业投资环保产业。这就导致了清洁产业比例的上升，进而加速了U型曲线拐点的到来和工业GTFP的上升。总体而言，这些研究结果明显支持假设H3，与Liu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
研究展望
虽然本研究对文献做出了一些贡献，但也存在局限性。首先，本研究受样本选择的限制，因为本文的分析仅在中国的省级层面进行。因此，本文的分析可能忽略了环境政策和创新政策的综合效应对行业和企业层面的影响；此外，本文的研究没有纳入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样本。因此，研究结果可能不够全面。进一步的研究可以从其他国家、行业和企业的层面考察环境规制和研发补贴政策组合的影响，从而得出更具普遍性和说服力的结论。其次，本研究没有考察不同类型的环境法规对工业 GTFP 的不同影响。环境法规包括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型，每种类型对工业 GTFP 的影响都不尽相同。因此，目前还缺乏关于不同类型的环境法规与研发补贴相结合对工业 GTFP 影响的研究，这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此外，由于绿色金融政策是最重要的环境政策之一，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考虑创新政策和绿色金融对产业和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
初审：严 露
审核：徐彩瑶
排版编辑：王朝勇
文献推荐人：王朝勇
参考文献：Wei B ,Chenxi L ,Shanshan L .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R&D subsidies, and industri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ustainable Futures, 2024, 8 100333-10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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