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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子培，号巽斋，别号乙盫，晚号寐叟，晚称巽斋老人、东轩居士，又自号逊斋居士等。 浙江嘉兴人，清末民初学者、诗人、书法家。沈曾植治学，严谨博大，综览百家。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誉称“中国大儒”。他也是书法大家，以草书著称，取法广泛，早学钟繇、索靖，晚年吸取黄道周、倪元璐的精华，熔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碑、帖并治，体势飞动朴茂，纯以神行。
20世纪初，俄国哲学家卡伊萨林不远千里来拜访了正在读书的沈曾植后，甚为欣喜，写下一篇《中国大儒沈子培》，称沈曾植是“中国文化之典型”、“中国之完人”。然而时势弄人，时间往后推移不久，除了王国维、陈寅恪、王遽常等少数人时不时念叨他以外，他的经世之才，因其不合时宜，逐渐被学术史渐渐遗忘，偶然出现的“沈曾植”三个字，也让人感到陌生。正如几年后沈曾植的《自寿诗》中所云：“蓦地黑风吹海去，世间原未有斯人。”世间的确是有这样的厉害角色：沈曾植学贯中西，无论天文地理，经史子集，亦或音律书画，别说你听过的学问，就算你没听过的学问，他都懂。
套用现在的话，沈曾植就是终身学习的典范：在刑部工作时，他通读古今律法；在他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时，为跟俄罗斯打交道，把辽金元史读了个底朝天。曾经就有个沈曾植版本的“李白草诏吓蛮”的故事。原来，俄罗斯使臣喀西尼将俄人拉特禄夫《蒙古图志》里所载的《唐阙特勤碑》《突厥伽可汗碑》《九姓回鹘受里登罗汩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送到总理衙门，这位俄国使臣认为中国人不可能研究得了这三通碑，于是有意考校中国人学问。王国维的名篇《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就把沈曾植捧到了天上。一九〇六年七月廿三沈曾植与沈爱沧（左）、庄敬庵（右）合影王国维很少赞誉什么人，沈曾植病逝后，王国维更是在挽联中写道：“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更是大哲人，四照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对沈曾植来说，学问已属自娱之事，所以很少动笔著述。王国维却是有心人，他把两人的谈话内容记录整理出来，加上自己见解写成专著。通过和沈增植的交往，王国维不仅从沈曾植处读到一些罕见的古籍珍本，为沈氏编辑诗稿，而且通过聊天，受到诸多启发，直接促成了一些学术论著的写作。王国维的《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就是在二人聊天的基础上完成的。沈曾植《行书王籍入若耶溪诗轴》洒金纸 平湖市博物馆藏不仅对著述的态度与大多数人不同，沈曾植的书法强调的是以心性去书写，而非简单的书家之字。在清朝末年，当大多书家在学碑而贬帖之时，沈曾植却熔碑帖于一炉。正如胡小石所评价的：“前不同于古人，自古人而来，而能发展古人；后不同于来者，向来者去，而能启迪来者。”他的弟子王蘧常回忆说：“沈氏作书行笔速度极快，下笔力量也很重，而其转指最为灵活，有时候甚至笔管倒卧于纸上。” 这样就很好地避免了流滑的弊病。沈曾植书法，常体现出汉碑的生拙顿挫，线条浑厚，宽博自在，在“不稳”中显得到位，这种到位，如曾熙所说：“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也因此，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把他列为“帖学”的殿军人物，认为他已经把“书学的奥秘豁然贯通”。王蘧常把老师沈曾植的书风演变分为两个阶段：六十岁之前“为孙隘庭临《郑文公碑》，绝少变化”；六十岁之后，“真积力久，一旦顿悟，遂一空依傍，变化不可方物”。在书法评论家眼中，书学家的字求法，画家的字求趣，学者的字得书卷味，碑学书家有金石气，帖学书家有滋润丰膄肌理。但唯有沈曾植的字兼而有之，独擅其美。
沈曾植《节录文心雕龙史传篇文轴》纸本行草书 浙江省博物馆藏辛亥革命之后，沈曾植对政治上的失意，开始隐居到上海，潜心研究各类学问，虽然沈曾植并没有太多专门的论述某一门学科的专著，但他的许多观点和看法都被记录在沈曾植的各类文稿、日记、批注之中，之所以在市面上没有专门的有关沈曾植的专著图书，是因为沈曾植留下了太多的涉及各类学科的图书批注。这其中不得不说的一点就是上述的沈曾植藏书达30万卷，什么珍贵的宋元刊本、地方志、文献等等不计其数，再加上沈曾植的各类碑帖题跋，更是不计其数，这也为整理沈曾植的相关资料增加了许多难度。沈曾植《行书包世臣论书两首诗轴》纸本行书 辽宁省博物馆藏沈曾植，作为清末书坛巨匠，于碑学草书有开宗立派之功，这得益于他对诸多学科的精深研究。从沈曾植的身上可以窥见，今天书家局限于书法技巧的学习和探索，而忽视了学养以及其它学科的钻研。为书法而书法的片面，致使今日之书家都缺乏内心的豁达和人格的高尚。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今天沈增植不应被遗忘的重要原因之一。
释文：风日清和，群贤畅览；天渊飞跃，大道同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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