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世遗之城泉州频频成为国际传播热点。而早在宋元时期，泉州就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光明之城”，无数蕃舶客商蜂拥而至。彼时，为了管理泉州海上对外贸易，朝廷在泉州设置市舶司。
泉州市舶司的设置标志着泉州正式成为开放的国家对外贸易口岸，对宋元时期泉州的经济繁荣、文化交流以及海洋贸易各参与方的共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泉州市舶司遗址，位于泉州古城罗城的镇南门外、翼城的南熏门内，是“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系列遗产中体现海洋贸易管理保障的代表性要素，是宋元国家政权设置在泉州管理海洋贸易事务的行政机构。它是宋元时期泉州“东方第一大港”刺桐港的重要见证。
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一则来自朝廷的诏令让泉州愈发热闹起来——多方努力下，朝廷终于应泉州知州陈偁的奏疏申请，在泉州城南晋江江畔处设置福建路提举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
“市舶司相当于古代海关，是宋、元及明初时期政府设置在各海港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行政机构。其设置标志着泉州正式成为开放的国家对外贸易口岸，在泉州海外贸易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考古研究部成员傅恩凤表示。
如今的泉州港已发展成为现代化综合性港口。图为泉州港锦尚作业区。 （资料图片）
唐时，泉州港口已有初兴景象，出现了泉州最早管理海外贸易和海上安全的机构和官职，如“榷利院”“海路都指挥使”等。这些字样刻于五代时期泉州刺史王继勋所造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石经幢上，现收藏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内。
“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至北宋，在时人谢履笔下，泉州港口的海外贸易已颇具规模。《宋史》有载轶事“遣使贡方物，其使乞从泉州乘海舶归国”，外国使节要求从泉州港乘海舶归国，可见这个港口已为南海诸国所知。
然而，此时仅广州路、两浙路两地设有市舶司，所有海外贸易需先到两地办理入口公凭和完税手续。泉州虽有“番舶之饶，杂货山积”，贸易流程却极为冗杂，且备受市舶司所在地地方保护主义掣肘。元丰三年（1080年），新修订的“广州市舶条法”加剧这一束缚，众多泉州商贩怨声载道。恰逢“舟之南日少，而广（州）之课岁亏”，陈偁顺势奏请朝廷“置市舶于泉（州），可以息弊止烦”。
泉州市舶司设立后，成为外来商人、货物进入泉州城的第一站，是蕃舶客航聚集之处，一时风头无两。“当时，市舶司向舶货征收的是‘实物税’，一般叫作‘抽解’，就是按一定比例抽收舶货。”傅恩凤介绍，除此之外，市舶司还有着禁榷、博买的经济职能，能够对舶货中的宝贵、稀有物品实行专买专卖，还能收买部分物品进行售卖。
泉州市舶司还承担着管理蕃商、主持仪典等职责。傅恩凤说，一年夏冬两季，市舶司官员都会前往九日山进行祈风仪式，以求“俾波涛晏清，舳舻安行，顺风扬帆，一日千里，毕至而无梗”。目前，九日山尚存10方航海祈风石刻，佐证了市舶制度下宋廷对海洋贸易的重视。
为了配合“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报世界遗产，201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博物院、泉州市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中心联合组成泉州城考古工作队，开始对泉州市舶司遗址进行探寻发掘，也揭开了一段波澜壮阔的泉州海洋对外贸易的繁荣岁月。
“市舶司在泉州存续期间，一直在同一个地方，相关文献有明确记载。”傅恩凤告诉记者，竹街上立有石碑“南熏门遗址”，这方石碑与水仙宫旁的鹊鸟桥都是定位遗址的重要标识。《泉州府志》中就有“市舶提举司在府治南水仙门内”“鹊鸟桥水关北沿水道六十米有水仙宫”“南熏门，在旧市舶司之旁”等字句。
事实上，厦门海关、泉州海关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就曾于1987年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泉州市舶司进行调查。调查组认为舶司库巷应是市舶司仓库所在地，其北侧的马坂巷与水门巷之间的洪厝山，则很可能是市舶司遗址。洪厝山，其实并不是山，而是相当厚的明清瓦砾、陶瓷片堆积。
2019年，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汪勃为领队的考古专家们，开始在这一区域进行考古勘探调查。并在原泉州人民电器厂院内布设探沟进行发掘，最终在此发现了宋元时期的院落遗存。
“这次发掘工作，揭露出铺砖地面和石墙、石墩、石构、鹅卵石铺面等宋元时期建筑基址，出土了脊兽、花卉纹瓦当、文字砖等建筑构件，以及青瓷、卵白釉瓷等陶瓷器。结果明确了此处有大型较高等级官式建筑群的存在，而‘（监）造市舶亭蒲’文字砖的发现，则进一步确认了该建筑群为泉州市舶司遗址。”傅恩凤介绍。
结合遗址周边水系、道路的构成等因素，泉州市舶司遗址位置最终得到确认。其四至范围大致为：西南依竹街，东北到马坂巷西侧道路和马坂巷之间，东南至水门巷，西北靠八卦沟，面积约1.2万平方米。
遗址中还发现了淤积泥土、驳岸、石阶等遗迹。傅恩凤表示，这很可能是用来运送货物进入市舶司检阅的码头，而当时的竹街则很可能也是沟渠，与八卦沟相连，并连通外部水域。“涉洋经商船只及货物到达泉州湾后，可换乘小船，溯晋江、沿八卦沟、过水关，直达市舶司进行报关手续，十分便捷。”
如今，广州、杭州的市舶司遗址俱已湮灭。泉州市舶司遗址，或为唯一可以较为完整揭开尘封历史的古代海关遗址。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泉州市舶司作为体现泉州海洋贸易管理保障的代表性要素，被列为遗产点之一。
泉州港口的繁盛，为朝廷带来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泉州市舶司一经设立，既给当地海商进出口贸易提供便利，也给朝廷带来巨大的财富，泉州市舶收入约占当时全国市舶收入的一半。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说，南宋绍兴末年，泉州市舶司的岁收入大约在百万缗上下，对南宋财政收入有较大贡献。
走进经过改造的泉州旧梨园剧场，二楼“涨海声中万国商——泉州市舶司遗址”展览，呈现了2019年至2021年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在这里，记者看到了泉州市舶司考古发掘出土的建筑构件、陶瓷器、部分铜钱等。其中，出土的陶瓷器有青瓷、白（青白）瓷、黑（酱）釉器、青花瓷等。
“这些陶瓷器，既有来自泉州及省内其他地区的晋江磁灶窑、德化窑、厦门汀溪窑、漳平永福窑等，也有来自省外的浙江龙泉窑、越窑、江西景德镇窑等，种类繁多，从侧面反映了宋元时期泉州经济与商贸的繁荣。”傅恩凤说。
市舶司的设立，对泉州本地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造船业”“纺织业”和“制瓷业”三大产业，在市舶司的推动下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1974年在泉州后渚港发掘的宋代海船，便是泉州造船业发达的有力见证。海外贸易市场的不断扩大，则使泉州的纺织业迅速崛起，南宋地理学家赵汝适在《诸蕃志》中记载，泉州的纺织品已远销至东南亚诸国及坦桑尼亚。宋元时期，泉州的磁灶窑、德化窑、安溪窑、东门窑、南安窑等著名窑口的陶瓷产品也远销世界各地。
德化陶瓷，自宋元时期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出口商品，从泉州港源源不断地运往世界各地。时至今日，德化已发展为全国最大的陶瓷工艺品生产和出口基地、国家级出口陶瓷质量安全示范区、中国陶瓷行业特色区域和产业集群创新升级示范区。
“如今，德化陶瓷产品远销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能根据世界不同国家、民族的多元文化需求，研发、设计、生产各种各样的陶瓷产品。”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曾宪升介绍。
传承千年的不仅是德化陶瓷。直至如今，泉州辖下的晋江石狮的纺织业、安溪茶叶、惠安石雕、永春的制香等传统产业，依旧熠熠生辉。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1至11月，泉州全市出口额1773.31亿元，同比增长3.9%。从千年古港到万亿名城，在海丝的千年潮涌中，泉州向着再续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辉煌的航程劈波斩浪、开拓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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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一则来自朝廷的诏令让泉州愈发热闹起来——在多方努力下，朝廷终于应泉州知州陈偁的奏疏申请，在泉州城南晋江江畔处设置福建路提举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
泉州市舶司的设置标志着泉州正式成为开放的国家对外贸易口岸，对宋元时期泉州的经济繁荣、文化交流以及海洋贸易各参与方的共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翻开一部厚厚的福建海关史，思绪不禁随之见证了福建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交流的兴盛史。
海关是国家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对外开放的门户，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
福建历史上最早的海关，就是落地在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宋元东方第一大港泉州。
1087年，北宋朝廷在泉州设市舶司管理海上贸易，主要职能包括检查进出口货物、保管货物、征收关税、查缉违禁品、买进政府专卖品、保护外商等，具备海关的基本功能。
作为海丝核心区，福建优良港口众多，除了泉州曾是宋元时期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持续繁华数百年的国际大都会，漳州、福州、厦门、莆田、宁德诸港，历史上都曾是著名口岸，对外贸易和交流盛极一时，海关的变迁也纷繁复杂。
福州海关的历史沿革，同样源远流长。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朝廷“命内臣提督市舶”，派太监往福州，于柏衙前（今大根路）设衙门市舶太监府（或称市舶府）。明成化十年（1474年）福建市舶司北迁福州，市舶司乃中国最早的类海关机构，因此这被视为福州海关历史的开端。但到了万历八年（1580年），明政府又撤销福建市舶司。
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同意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建议，即“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在漳州月港设立督饷馆。崇祯六年（1633年），明政府关闭“洋市”，督饷馆随之消亡。
明末清初的“禁海令”和“迁海令”，使沿海百姓流离失所，海上贸易几乎停滞。施琅收复台湾后，经朝廷上下多方努力，筹备开海贸易。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实行开海贸易，并设置闽、粤、江、浙四海关，形成东南沿海口岸开放大格局。
1684年10月22日，康熙谕设“闽海关”，初设福州、厦门两口，1684年福州口率先设立，次年厦门口对外办公。
1685年，清朝在澳门、漳州、宁波和云台山设置粤、闽、浙、江四海关，福州南台成为闽海关两分口之一，至今已有300余年的历史。
开海设关，打开了对外往来通衢，迎来“涨海声中万国商”盛景。但鸦片战争后，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国力更加衰弱，国门被西方列强以强权叩开，外国人长期把控中国海关事务。1861年，由洋人筹建的闽海关税务司署成立，关权的变迁沉浮激荡。为示区别，由洋人统治的闽海关称洋关，清政府所设的海关又称常关。洋关不仅负责港务、邮政、灯塔、港口检疫等业务，还代征地方税费及接管常关。直到1949年8月24日，福州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接管闽海关，之后更名为福州海关，人民当家作主、为国把关的崭新时代终于到来。
闽海关之外，福建曾经还有个福海关，走过短短50年历史。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5月8日），清廷镶红旗协领明玉会同税务司前往三都澳开关，三都澳港正式对外开放。次年5月设立福海关（当时闽东称福宁府），这是继闽海关、厦海关之后成立的福建省第三个海关。福海关与当时的厦海关不同，厦海关完全独立于闽海关，而福海关则受闽海关税务司和总税务司的双重领导。三都澳港开放初期，商贸不多，税务较简，由当时的东冲口委员就近兼管，后又由中国当局和闽海关税务司共同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管理。
随着三都福海关成立，三都澳成为闽东广大茶区的天然航运中心。乘着三都澳开埠的东风，坦洋工夫出海之路日益顺畅。据《三都澳海关十年报》（1912—1921年）记载，经三都澳出口的红茶由1912年的5.06万担发展到1915年的7.24万担，创历史新高。
三都澳自开辟为通商口岸后，关税主权始终操在外国人手中。设在三都澳的“福海关”，内设有税务司一员，长期由英国人担任。这座福海关从成立到撤销的半个世纪，尽管经营者在它的筹建和发展上倾以心血，按照洋关建制，内外班、工役、海务，样样俱全，但真正兴盛的时期却十分短暂。福海关作为福建海关史上特殊产物至1949年终于正式关闭。
如今，三都岛上仍矗立着福海关税务司的建筑遗存。20年前，我们专程前往访问这座晚清西洋风格建筑，这座砖木混凝土结构的海关大楼，占地面积600平方米，进深30米，面阔20米，高15米，双层正方脊顶，拱形门窗。抗战期间，这里遭日军多次轰炸，并两次登陆烧杀抢掠，旧埠建筑破坏严重，现仅存三都镇西部山岗上的部分建筑，福海关附近还有西洋人留下的教堂、修道院、聚教楼等。
海关是一个国家的主权之一，但近代中国海关自从1853年诞生之日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直由外国总税务司把持，代表着洋人的利益，被称为“国中之国”。中国近代五任总税务司，四任英国人，末代李度为美国人。其中第二任英国人赫德，从1863年11月30日至1911年9月20日，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48年之久。直到1949年10月25日新中国海关总署正式成立，统一管理全国海关及其事务，标志着新中国收回海关主权。
回眸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开关兴海，重视与世界各国交往，不仅可使货物互通有无，也足以令不同文化文明互相欣赏借鉴，令思想理念交流更新，制度互为促进，极大丰富彼此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广州1000多年来昂立中外交流的潮头，长期保持活力。近代上海开埠后迅速崛起，发展成“东方魔都”，都是向海图强、开放而兴的生动例证。厦门能够嬗变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现代化经济特区、国际港口城市，也离不开百年开放的背景，以及作为国际港城口岸硬件软件设施的不断完善。市舶司的设立，曾对泉州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造船业”“纺织业”和“制瓷业”三大产业，在市舶司的推动下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1974年在泉州后渚港发掘的宋代海船，便是泉州造船业发达的有力见证。海外贸易市场的不断扩大，则使泉州的纺织业迅速崛起，南宋地理学家赵汝适在《诸蕃志》中记载，泉州的纺织品已远销至东南亚诸国及坦桑尼亚。宋元时期，泉州的磁灶窑、德化窑、安溪窑、东门窑、南安窑等著名窑口的陶瓷产品也远销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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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扼门户，海通世界。历史证明，海关的变迁，是关区发展变化的缩影。完善口岸设施，提升通关能力，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应有之义，也是构建海洋强国、加快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由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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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福建日报
记者：刘益清 黄琼芬
见习记者：庄钊滢 实习生：陈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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