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春节过完，郭刚堂骑上摩托车窜出村子，穿过华北平原的寒风，开始了第一次长距离的寻子。
那辆二手摩托车只撑了两个寒暑。
之后的24年，他骑坏了11辆摩托车。一本泛黄的笔记本上，写满了“某某某，60元；某某某，2000元”。
2024年10月30日的终审判决中，人贩子呼富吉、唐立霞在刑事责任之外，被判民事赔偿郭刚堂53.86万元。
“找孩子花了近200万元。有人反反复复给我们借过几十次钱，11辆摩托车里有10辆都是亲戚、朋友给的。人情债怎么都算不清。我们受的精神伤害更算不清。”郭刚堂说。
9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正式施行，明确支持寻亲者合理索赔，并对“严重精神损害”的标准进行了规定。
在此背景下，寻亲者如何合理索赔？“郭刚堂们”的精神伤害索赔能否落地？相关律师给予了解读。
寻子账本：
郭刚堂的账本，是他中学时候写诗用的笔记本。
1993年，他曾写下一首名为《孤独》的小诗。阴差阳错中，小诗一语成谶，预示了他的遭遇。
他这样写到：你可知有颗心在为你哭泣，你可知心中的孤独，同欢同乐的日子，已付之东流。到底为什么，为什么，命运总是让他屈服、低头，在久已疲惫的心上，留下如此巨重的伤口……
在这页纸的之后，每一页都写满了诸如“某某某，60元”“某某某，2000元”字样……
郭刚堂说，1997年9月21日郭振被拐走的那个傍晚，村里乡亲们就陆续送来几十元、几百元，凑了5万元寻子经费。“2003年左右，我回来跟妻子聊起欠债的事，算下来已经欠了30多万元，才开始集中在这个本子上记录。之前的欠款，都是妻子自己这里记一些，那里写两笔。”
在这个笔记本里，最小的金额是60元，大额的有1.3万元，有的则是“大约5000元”这样模糊的记录。还有的人名后边，陆续出现多个数字，有些数字被打上勾。
郭刚堂的记账本（石伟摄影）
郭刚堂说，一些款项属于是“专款专用”，另外大部分则是亲戚、朋友、乡亲们来串门时留下的。“比如某一次，我得知哪里有个线索要核实，要去跑一趟。哥哥姐姐们会专门凑个万把块钱，这种数额比较明确。另外的时候，亲戚、朋友、乡亲到家里来，也不问你缺不缺钱，随手丢下几十块、几百块。还有一些是给你拎来米面、瓜果，次数多了，你不能含糊过去，要自己折算成钱。”
此外，账本上的大部分钱也都是大家主动给的。还有的亲戚，在20多年里反反复复送来过几十次钱，“前一笔还了，他约摸着你缺钱，又送来一些。还了的，就打勾。所以，有些名字后边，会出现一连串数字和勾。”
2003年之后，郭刚堂在找孩子之外，开始挣钱还债、维持家庭，夫妻俩用5年左右还了30多万元。“那时候日子窘迫，家里三个灯泡都是15瓦的，不敢买更亮的，为了省电费。抄表员也知道我家情况，抄表都是绕过我家。那欠下的电费，我们自己也得记下来。”
“骑坏了11辆摩托车，有10辆都是亲戚、朋友的二手车，送给我用到报废。后来经济条件好了，别人都买汽车了，没有摩托车淘汰给我，我花了1200元去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这是我唯一自己买的车。”郭刚堂说，这些年还有很多陌生人给他汇款，他都故意拖到过期，等汇款原路退回，他只把票据留着做纪念。
陌生人的汇款单（石伟摄影）
“欠别人的一定要还。只要我想，我也有能力挣钱去还。”郭刚堂说，这种为人作风给他积攒了比较好的信用，把亲戚朋友的钱还完之后，他不再向个人借钱，而是向当地的信用社申请信用贷款。
郭刚堂说，50万公里的路程上，他遭遇过多次摔倒、碰撞，仅油费、修车费都已经无法计算，还有食宿费、寻人启事打印费，也往往没办法开票据。“总共花费将近200万元吧，如果只是钱还好说，关键是这本子上写下的，还有没写下的，一笔笔都是别人滚烫的情谊。人情债怎么算？人情债最难还。”
庭审现场：
两审法庭均酌情支持寻亲者索赔
呼富吉、唐立霞拐卖儿童案，前后经历了4次开庭，其中共涉及5起儿童被拐案件。判决书显示，仅郭刚堂夫妻以及另一起案件的受害人提出了民事索赔。郭刚堂夫妻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另一起案件受害人家属未提交证据。
郭刚堂夫妻提交了交通费单据178张，以及住宿费单据、银行贷款借据等证据，请求判令赔偿误工费173.96余万元、交通费3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0万元，按800万元主张。
另一起案件中，被拐卖者本人要求判令精神损害抚慰金80万元；其家属要求赔偿交通费、食宿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1.2万元。该家属未提供相关证据。
法院认为，两起案件中的家属为寻找孩子花费大量费用，他们因呼富吉、唐立霞的犯罪行为而受到物质损失，呼富吉、唐立霞应当赔偿他们的合理花费。虽然，郭刚堂夫妻仅提供了找孩子费用的部分票据，但他们找孩子的行为是持续进行的，对他们二十多年找孩子产生的费用应酌情考虑；郭刚堂夫妻因孩子被拐而误工的事实客观存在，但误工时间缺乏证据证实，对误工费酌情支持。
对另一起案件，法庭认为家属虽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但组织亲友寻找孩子多天，确实存在物质损失的客观情况，对他们的赔偿请求予以酌情支持。
被拐者本人及两起案件受害家属提出的精神抚慰金请求，法庭根据相关法律条款，以缺乏法律依据为由不予支持。
由此，一审法庭判处呼富吉、唐立霞赔偿郭刚堂夫妻53.86万元，赔偿另一起案件受害人家属1000元。
郭刚堂的代理律师高伟晓介绍，寻亲家属在寻找孩子过程中的吃饭费用，一方面可能无法提供票据，另一方面即便不是找孩子也会吃饭花钱，所以法院一般不会支持这方面索赔。“精神损害抚慰金，大部分案件都是不支持的，相关法律法条是这么规定的。其他的误工费、交通费等，法庭一般都会积极支持。比如这起案件中，另一家人没有提供证据材料，法院还是酌情判赔。杨妞花案件中，在没有提交证据材料情况下，也是判赔。虽然金额不多，但表示了法官在裁量权内的支持态度。”
律师声音：
在近几年广为人知的几起拐卖儿童案件中，孙海洋、申军良、杨妞花、郭刚堂都提出过数百万、近千万的索赔。他们都曾表达同一个意图：希望通过数百万高额索赔震慑人贩子。
实际的判决中，他们都只获得数十万元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一律被驳回。
2024年9月27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明确支持寻亲家属索赔合理费用，明确了严重精神损害的标准。
封面新闻记者分别采访了孙海洋、杨妞花、郭刚堂的代理律师，他们均认为新的司法解释让寻亲家庭的追偿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索赔主张可能会得到更多支持，对相关案件的打击力度会随之加大。
孙海洋的代理律师姚克枫介绍，在已有的判决案例中，法庭实际上普遍在积极支持受害家庭的索赔，但基于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法官只能在自由裁量范围内为这些家庭争取权益，难以在判罚上做突破。
“新出台的司法解释中，合理索赔这个提法扩大了法官自由裁量的边界。类似案件中，不再单纯以是否提供有效票据作为判案标准。它相当于给法官了做判罚突破的底气。”姚克枫举例介绍，普通寻亲家属没有搜集每一天每一张票据的习惯，特别是一些花销无法提供票据，比如郭刚堂24年50万公里的骑行，准确的里程数、油费、修车费可能都没有票据支撑，在新司法解释支撑下，法庭可以更多地综合考虑、一定程度的合理推算，对这部分索赔作部分支持。
姚克枫介绍，以往案例中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支持比较少，主要困于精神损害认定的标准。新的司法解释之下，对于未出现精神疾病程度但确实造成精神伤害事实的情况，法庭有法可依，可以酌情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给予支持。
杨妞花的代理律师王文广介绍，新司法解释对还未判决的拐卖儿童案都适用，但对于已终结的案子就没有约束力。
他介绍，在现有案例中法官会根据监护人寻亲时间的长短、寻亲过程中开销的票据，以及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推算赔偿。“另一方面，也会考虑被告人是否有偿还能力。有能力不赔偿的，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郭刚堂代理律师高伟晓介绍，呼富吉、唐立霞案中，呼富吉还伙同“他人”拐卖一名儿童，而这个“他人”至今未查明是谁，也未到案。“他总是与不同的女朋友伙同作案。在他住处曾查获多张不同女性的照片，她们是不是涉案、前边案子中的‘他人’在不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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