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时,给我带过课的老师前后有七八位,但三位印象最深刻,那就是高老师、姚老师和常老师。
我所在的中学是一所乡镇学校。这三位老师来自另一个乡镇,彼此联系紧密,关系融洽。他们都住在学校的同一排校舍。那排校舍修建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土木结构,底座为砖块。在当地,已经算最好的建筑。
高老师的工作室兼卧室厨房,十多个平方米,屋子里灰暗。由于用煤油炉做饭,有一股浓浓的煤油味。高老师备课认真,白天没课时,总在工作室里钻研教材。晚自习时,总有学生去找高老师解决难题。每次去,他都伏在桌面,在昏暗的灯泡下啃着最难的数学题。他说,要给学生一瓢水,自己就得拥有一桶水。
那时的教学环境相对宽松,没有升学指标压力,但他对工作极端负责。只要有学生前来,他就放下手中的活。有时,正在做饭,学生一来,立马停下手中揪着的面片子,用沾着面粉和清油的手关掉煤油炉,开关上沾满了白白的面粉和黄亮的清油。任凭面片子在锅里跳跃、泡软,最后成为糊糊,他也不管不顾,必须得解决掉学生的难题。有时,他正在吃饭,就放下碗,给学生讲解。学生说,老师,您吃完了我再来。他说,别走,讲完了再吃,不然,我吃不下。等讲完,饭早已冰凉,高老师端起碗却吃得格外香。
姚老师住在高老师隔壁。他是我的班主任,又是政治老师,讲课幽默风趣,深受学生爱戴,班级管理有一套。他不喜欢责备学生,更不愿意惩罚学生,却善于用智慧征服学生。
班上有几个调皮的学生,上晚自习时总爱大吵大闹,影响他人。姚老师得知后,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在暗中观察。当那几个学生又在尽情表演时,姚老师如炬的目光适时出现在门缝或者窗玻璃上。随后,那几个学生被姚老师带走。至于姚老师说了什么,谁也不知道,反正那几个学生回来时,不像遭受了处罚和责骂的样子,既不生气,也没有垂头丧气,平静的外表下甚至有几分喜悦。那是一种心悦诚服的表现。
那几个学生的恶习改变了。大家由衷感叹:还是老姚厉害!此后,谁都害怕姚老师那双笑眯眯的眼睛,害怕慧眼里射出的一道道亮晶晶的光。
一次,是劳动课,由学生自由组合去给学校的窖里抬水。甘甜的泉水离学校较远。有两名学生图方便,没有去泉眼,而是到附近的苦水河抬了一桶咸水回来。他俩想,反正没人跟踪,咸水也是清澈的,倒到窖里谁都发现不了。当他俩准备把咸水倒到窖里时,姚老师却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了。刚开始,他俩还想抵赖,但在姚老师凌厉目光的直射下,俩人的腿软了,谎也不敢撒了,如实承认了错误,又屁颠屁颠地跑到泉眼取水。同学们很好奇,姚老师没有跟踪,又没人监督,是怎么发现的?再说,他俩掩盖得很巧妙,取水的时间差不多,也混在大部队里。大家感觉很神秘,但谜底直到现在也没解开。此后,遇到劳动课,谁都不敢偷懒耍滑。
常老师是我的英语老师,复员军人。那时的乡镇中学,英语老师极其匮乏。在部队自学了英语的常老师,退伍后可找到了用武之地,让我一上初一就接触到了英语。高三时,他又成为我的英语老师。
常老师最大的特点就是整洁利索,书生气浓郁。常年保持着在部队养成的良好习惯,上身穿着华达呢面料的绿军装,洗得干净,熨得有棱有角,风纪扣严实;头发梳得整齐,甚至是一尘不染,浑身上下清爽。那时,一般人是穿不起皮鞋的,但常老师有一双,经常擦得锃亮。曾经听到老师们开玩笑说,常老师的皮鞋能当镜子用。常老师也不辩解,只是嘿嘿笑两声。
我曾在他的办公桌上,看到一本厚得像砖头一样的《英汉大词典》,包着《电影画报》漂亮的皮。尽管他经常翻阅,但封皮崭新如初,他从来不在词典里写字,书页洁净。那时候大家都很穷,学生能买得起一本小字典就很不错,对大词典只有羡慕的份。我只在交作业的时候,很小心地捧起过那本大词典,生怕自己的手弄脏了它。现在想起来,那本大词典还沉甸甸的,那么光鲜地待在我心中。
常老师讲课一丝不苟。高三的英语,对自学成才的常老师来说也是有一定难度的。但他就像军人攻取山头一样,越是艰难越要拿下。他自学的劲头很足,经常播放英语磁带,跟着一起发音,在草稿纸上书写单词,一行行一排排齐刷刷,就像操练的军人。事实证明,常老师的英语水平是完全合格的,不亚于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的老师。高考那年,全班的英语成绩普遍比较高,我的成绩尤其突出,超过了大学英语专业的录取分数线。
遗憾的是我大学毕业后的几年,还在教学一线的常老师得了重症,几年后辞世。去年夏天,我去看望了退休后的高老师、姚老师,并一起祭奠了常老师。
在一个叫长城湾的地方,景色宜人,常老师就静静地待在那儿,不远处是巨龙般蜿蜒起伏的长城。我想,常老师待在这儿就对了。他生前酷爱学习,勤俭节约,坦坦荡荡,守护在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长城旁就是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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