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岁，还在跳舞与恋爱

她穿着翠绿色的戏服漫步于舞台，笑意盈盈，头饰华丽别致，宽松飘逸的薄纱随着身姿飞扬，像一只从最辉煌的年代翩然飞来的蝴蝶，梦幻而美妙。

·舞台上的余金巧。

这位华裔舞者的身影，摄住了很多人的心魄，其中包括中国导演杨圆圆。那是2018年，都板街舞团在拉斯维加斯的“美国风情舞名人堂”演出。舞团里年龄最大的余金巧（Coby Yee）活力十足，是全场最闪耀的存在。

时年92岁的她是华人移民二代。曾被称为“最大胆的中国跳舞娃娃”。后来，她买下把自己捧红的唐人街夜总会，还成了服装设计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都在跳舞和缝纫中绽放。

·中年的余金巧。

“那个时候，我看到了很多个人的叠影，叠在一个人身上——我看到年轻的她，年老的她，但无论如何我也不相信她92岁。”杨圆圆情不自禁地将镜头对准了这位女舞者璀璨耀眼的一生，决心要把她尚未记录的故事记录下来。

近日，这部名叫《女人世界》的纪录长片问世，串起了20世纪旧金山华埠移民史中一段被遗忘的乐章。

·上世纪30年代的唐人街夜总会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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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踢踏舞少女到宝乐思舞女‍‍‍‍‍‍‍

1926年，余金巧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首府哥伦布。父亲是来自广东台山的第一代美国移民，通过“买纸”，即谎称自己出生于旧金山，获得了身份证明，就此定居下来。

·余金巧（右二）全家福。

彼时的中国内外疲敝。前往美国淘金的中国劳工遭受到排斥和歧视，只能从事修铁路、开洗衣店、开餐厅等服务业。1882年，美国通过《排华法案》，禁止华工入境入籍，居美华人更是受到各种限制，只被允许居住在唐人街里。

和所有唐人街的孩子一样，余金巧从小就帮家里打杂，每天要熨上百件衣服。闲暇时间里，余金巧跟邻居学会了踢踏舞，经常在洗衣店或人行道上跳跃。

在主流观念中，华人女性被期待从事教师、护士或家庭主妇，跳舞“不是正经事”。但余金巧对舞蹈的热爱近乎本能，而且一坚持就是10年。

·爱跳踢踏舞的余金巧。

16岁那年，这名街坊邻居口中“爱跳舞的小姑娘”前往华盛顿。在那里更大的唐人街上，余金巧的远房叔叔经营了一家叫皇宫的华人戏院餐厅。看到专业乐团与舞者演出的那一刻，余金巧仿佛被点燃——她是如此渴望穿上华丽的服饰，在聚光灯下跳自己喜欢的踢踏舞。

过来人却告诉她，如果想去更大的舞台，必须放弃跳踢踏舞，露出肩膀与大腿，穿得更加香艳。所谓的风情舞，能为余金巧带来1000美元一周的报酬——这对她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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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穿演出服的余金巧。

尽管心里一百个不情愿，但为了糊口，也为了得到上台机会，余金巧还是开始了夜总会演出之路。当时的歌舞表演中，最负盛名的是“宝乐思”——一种以性感、讽刺为主的滑稽剧。余金巧仿佛是天生的舞蹈家，在旧金山声名显赫的紫禁城夜总会，她很快成了魅力四射的宝乐思首席舞者。

· 余金巧舞台照。‍‍‍

· 紫禁城夜总会宣传海报。

那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唐人街因华人聚集成为景点，“华裔”成为异域风情的符号。五光十色的夜总会在这里开设，满足白人对“中国吉普赛玫瑰”的遐想。这些夜总会基本都由“中国符号”命名——成吉思汗、大观天台等。余金巧当时的丈夫就是“大观天台”的歌手，两人育有一个女儿。

在西方主流文化与东方文化根脉的夹缝中，余金巧巧妙地抵抗着台下对华裔女性的凝视。“既然你们想看我的大腿，那我就多给自己穿几层衣服。”

她总是自己制作表演服装，最外一层衣服可能有一点粤剧风情，到里面可能有摩洛哥风情的内衫，再往里可能还有印度的布料，以及日本、韩国等文化的融合。

· 余金巧舞台照。

相应地，她构建出一套独特的舞蹈风格，比如先用中式舞蹈开场，缓缓褪下夹克后，再来一段美国式的摇摆舞，最后，穿着桑巴裙跳上一曲拉丁。

她把夜总会的演出看作一场时装秀，用自己的创造力与灵性，抵抗那些让她厌恶的“夜总会醉汉”。对她而言，这些自己设计并缝制的衣服，是自我和解的方式，也是打破西方人刻板认知的盔甲。

逐渐地，余金巧打造出自成一体的“唐人街时装美学”，成了一位出色的服装设计师。夜总会很多其他舞者的服装，也是余金巧亲自做的。

而她的很多设计灵感，来自爱看粤剧的母亲。余金巧人生中第一套演出服装就是她和母亲一起做的改良版粤剧戏服——一条桑巴短裙外套着摩洛哥式长袍，最外层是中式收腰夹克。

随着知名度越来越高，余金巧买下把自己捧红的夜总会。在她的照顾下，很多亲戚在这里打工。余金巧一边经营夜总会，一边继续演出与设计服装。

上世纪60年代，美国逐渐兴起脱衣舞表演，而华人不能接受这种舞蹈类型。唐人街的风情舞表演日渐式微，与此同时，华人也渐渐被允许到唐人街以外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就这样，夜总会趋于衰败，旧金山唐人街的黄金岁月悄然走向终章。

· 余金巧（右一）成了夜总会的老板。

上世纪70年代，余金巧卖掉夜总会，专注于服装设计事业。她的时装品牌叫“东西”，大胆融合多重文化元素，繁复却不失精巧。很长一段时间里，余金巧都不愿谈论自己作为一个舞者的过去，直到她遇见都板街舞团。

都板街舞团是由七旬到九旬的暮年女性组成的复古舞团，平时在全美各地做慈善义演，将“舞到老，笑到老”的精神带给许多人。在“脸书”上，都板街舞团很活跃，经常发各种演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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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板街舞团。

舞团创始人方美仙10岁那年看了人生第一场演出。当时，余金巧在舞台上侧身给观众飞吻，唱着：“再来，再来。”她这辈子都忘不掉那一幕。后来，她也成了职业舞者。

2004年，60岁出头的方美仙看不过一个老姐妹因丧偶郁郁寡欢，硬把她拉出去跳舞。两人跳着跳着，就想起了年轻时在舞团里的快乐时光。为什么不重组一个呢？很快，舞团从2人发展到4人，再到一大群人。

受邀加入舞团后，余金巧也找回了儿时那份本真而又纯粹的热爱。

暮年共舞

余金巧重新走上舞台。她惊喜地发现，风情舞文化不一样了。这一次，她只为自己而舞。

在上个世纪的刻板印象中，风情舞被视为取悦他人的存在，有很多负面标签。而在当下，风情舞成为年轻人表达自我的方式，在舞台上可以尽情做自己、爱自己。

在一场老年社交舞局上，70岁的余金巧遇见比自己小20岁的史蒂芬·金，一位经历了越战并逃役的反战人士。两位单身人士坠入爱河。他们住在郊区的小房子里，总是穿风格鲜明的情侣装一起出门，一起上台表演。

· 史蒂芬和余金巧同台演出。‍‍‍‍‍

余金巧为史蒂芬设计衣服，史蒂芬则习惯用DV机记录生活，并会将两人的照片拼贴在他曾抵达过的山峰上。他们两个人都在为彼此的感情进行编织，只不过，余金巧编织的是衣服，史蒂芬编织的是图像。

史蒂芬感性，爱浪漫，经常掉泪。余金巧乐观幽默，很少把爱挂在嘴上。尽管两人如此不同，但只要音乐响起，他们的脚下就变成舞池，他们就可以热烈燃烧，直到成为一个人。他们带着全部的激情，在人生的暮年共舞。

·余金巧和史蒂芬在家中共舞。

每次都板街舞团的演出结束后，余金巧总是会和史蒂芬一起去俱乐部继续跳舞，甚至蹦迪。他们共舞时的纯粹快乐、肆意生机，毫不逊色于身旁形形色色的年轻人。‍‍‍‍‍‍

· 郊区出租屋满满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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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舞团失去了4位成员。死亡与衰弱的距离是如此之近，但并没有浇灭她们对生活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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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每一个人的指甲都涂抹得无比精致。上台前，她们会涂假睫毛，换上最满意的服饰，从不羞于展露那布满皱纹的美。下台后则坐在轮椅上歇息。她们会约着一起尝试新开的餐厅，一起去有趣的地方，疫情期间还在视频会议软件zoom上一起举办派对庆生，约定之后要一起住，找个护工一起养老。

· 舞团演出照。

她们的人生态度是不往回看，也不为未来焦虑，只把眼下实际的每件事积极做好。

跨越时空的舞步‍‍‍‍

“你竟然来自中国，而不是来自中国城？”余金巧问前来拍摄纪录片的杨圆圆。当得知杨圆圆曾去古巴做过调研，余金巧兴奋地表示，想一同去从小耳闻的古巴唐人街。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开始了。

· 古巴唐人街旧照。

古巴的唐人街曾有过繁华岁月，鼎盛时期，古巴的华侨华人曾达到15万之众。最先移民的广东籍华人带着粤剧文化来到美洲，过去的粤剧戏团频繁在美洲各地的唐人街之间巡演。粤剧成为了连接两代华人移民的文化基因。

古巴革命后，由于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远，古巴经济一落千丈，许多华侨华人纷纷离开古巴，古巴的唐人街就这样逐渐衰败，如今只有零星华裔居住于此，当地的唐人街舞台也尘封了半个世纪之久。

为达成两地演艺界老人相聚的心愿，杨圆圆安排了美国与古巴两地华人的同台演出。那是2018年8月，年逾七十的舞者奶奶们在哈瓦那唐人街的老戏院挥动起红色扇子。

这场演出名叫“交错剧场”，当都板街舞团与电影《古巴花旦》中的两位女性粤剧主角相见时，某种动人的文化共鸣在这里交错，两个群体因同样的身份认同而产生了联结：同为离散的华裔群落，一边说着英语，一边说着西班牙语；一边跳踢踏舞，一边唱粤剧。但她们都会用粤语唱儿时从父母那里学来的歌谣《茉莉花》。

· 演出地点安排在一家古巴武术馆的露天舞台。当天下起了雨。

余金巧也在哈瓦那的海边跳舞，周围只有海浪的声音。时间不在了，地点也不再重要。

紧接着，杨圆圆带奶奶们来到了中国——成长于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唐人街舞者，回到了遥远的精神故乡。在上海，都板街舞团举行了三场演出，与百乐门的上海老克勒们共舞；在北京，“紫禁城夜总会”的舞者来到了真正的紫禁城，在这个时刻，此处与彼处、想象与现实终于重合了。

· 余金巧游故宫。

余金巧和史蒂芬穿着风格鲜明的粉色“情侣装”，在故宫的铜狮前挽手摆出可爱的舞步造型。有意思的是，当她真的来到紫禁城，走下那段阶梯的时候，口中唱的还是“Chinatown, my Chinatown”——也许事实上那个“Chinatown”才是她的故乡，这也是在一个更宽广的、更大的身份认同上的华人故事。

即使汉语水平有限，但在余金巧的舞步中，身份认同传递的情感、坚韧自信的生活态度清晰可见。

· 余金巧和史蒂芬在故宫共舞。

事实上，中国一直让余金巧心心念念，也总让她感到悲伤，因为她的父亲在1947年回国，后来就在这里去世了。

2020年8月，余金巧给杨圆圆发来一个视频，视频中，她和史蒂芬穿着红色的舞服，在家中的小院忘我起舞。因为年岁增长，他们旋转的身影似乎有了一丝凝滞，但两人紧紧相牵的手与孩子般真挚的笑容令人陶醉。

一周后，余金巧因为败血症离世了。“这是我的天鹅之舞了。”余金巧生前总是这样戏言。在古希腊神话里，天鹅在死前必引颈长鸣，高歌一曲，作为一生中最后一次歌唱。

人生的幕布拉开，余金巧在粤剧与踢踏舞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舞台上生长，将之层层剥开与结合，直到最后的“天鹅之舞”落幕。

而今年11月2日，在上海曹杨影城，观众还沉浸在余金巧与史蒂芬在纪录片末尾的翩然共舞中时，年轻的摇摆舞者穿着和他们一样的服装上台，再续未完的舞曲，将热烈轻快的舞步带到观众们的眼前。随后，都板街舞团的奶奶们俏皮地迈着舞步从台侧登场。她们又一次来到了中国。

年轻的舞者与活力四射的奶奶们共舞，气氛欢乐松弛。戏内与戏外，盛年与暮年，China与Chinatown，就在这小小的舞台上交汇了。

· 舞团排练照。

有观众问余金巧的女儿：“她生前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她想了想，说：“没有，除了一件没有做完的跳舞的衣服。”

如今，美国风情舞业界写给余金巧的献词，不再是当年面貌模糊、凝视深重的“龙女”“神秘的中国娃娃”“东方吉普赛”，而是“唐人街最勤奋的女性”。但对余金巧而言，她的遗憾或许只是一件没做完的衣服。

· 余金巧在家里专注地做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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