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编年史(3):三个男人和阿德娜

体娱   2024-08-16 21:02   浙江  


第一章:《火线》编年史(1):两本好书

第二章:《火线》编年史(2):两个坏人


第三章

“不介意我换个频道吧?”



一直以来,电影是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现如今,以美剧为代表的电视剧在这方面所占的比越来越大。最新电视剧的观看人数和讨论热度,丝毫不亚于院线放映的电影。

(2019年播出时间接近、都引发热议的《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和《权力的游戏》最终季,与今年情形类似的《沙丘2》与网飞版《三体》)


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电视剧的整体质量越来越好,即便是之前饱受诟病的国产剧,也在过去的一年里交出了好些不错的答卷。

(去年三部题材各不相同,但都绝对算得上佳作的电视剧:《狂飙》、《三体》、《漫长的季节》)


不仅部分观众认为,最棒的一批电视剧已经可以和那些影史上的经典相提并论,而且近年来有不少知名电影导演也开始转拍电视剧。

(仍以国产剧为例,去年3月的《回响》由冯小刚执导,年末的《繁花》则出自王家卫之手)


然而在三十多年前,情况却并非如此。


在巴瑞·莱文森筹备《情理法的春天》之前,上一个由电影名导拍摄的电视剧是大卫·林奇的《双峰》。1990年的《双峰》不但创下收视率新高,还启发了后来一大批带有悬疑、灵异元素的剧集。

(优秀作品的魅力总是能够跨越时间,受《双峰》(左)影响的电视剧包括1994年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的《医院风云》(中),和二十多年后网飞最受欢迎的《怪奇物语》(右))


不过,《双峰》是由大卫·林奇一手打造的原创作品,它完全延续了大卫·林奇电影的风格,而莱文森要做的,则是把西蒙的《凶年》改编成剧本。


由于《凶年》是一部讲述巴尔的摩凶案组的纪实作品,因此《情理法的春天》注定是一部警匪,或者说刑侦类电视剧。


在国外,这种类型被称作“cop show”,它还有个更准确的术语,叫“警察程序”(police procedural)。这个词也能用在文学上,代表推理小说的一种流派。顾名思义,进行推理破案的并非柯南或者福尔摩斯,而是目暮警官和苏格兰场。

(照此定义,《神夏》显然不属于这个类型,而《真探》则是典型的“警察程序”)


在美国,这一题材的电视剧由来已久,而且深受观众喜爱。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有:《法网》(1951年)、《亚当12》(1968年)、《神探可伦坡》(1971年),《山街蓝调》(1981年)、《迈阿密风云》(1984年)等等。而就在《双峰》播出的同一年秋天,NBC电视台又推出了今年仍在更新的《法律与秩序》。


为了拍好《情理法的春天》,莱文森找来了一个在纽约的剧作家,汤姆·方塔纳(以下简称方塔纳)作为总编剧。

(汤姆·方塔纳)


两人一番商量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情理法的春天》第一季,他们准备只拍9集。


这个决定放到现在没什么大不了,在那个年代却颇不寻常。上面提到的那些“警察程序”剧,一季拍个十几二十集是家常便饭。集数的灵活改变当然对创作利大于弊,可当莱文森向NBC电视台提出这个要求后,他面临一个很具体的问题:NBC虽然同意了,不过给的预算也相应地减少。对电视台来说,这是很正常的事,但对莱文森却是不小的考验。


在当时,相较其他类型的电视剧,“警察程序”剧有两个额外的看点,一是枪战戏,二是追车戏。


毕竟在美国,警察暴力执法算不上新闻,比起严肃地讨论,置身事外的人们似乎更乐意把这件事娱乐化……但拍枪战和追车都很耗费成本。

(《迈阿密风云》)


没有刺激的动作场面,那要靠什么来吸引观众呢?


莱文森苦思冥想,最后得出了答案:镜头。


各种不同景别、角度的镜头是电影的魅力之一,但在《情理法的春天》之前却很少有电视剧专门在镜头上下功夫。这倒不是以前的电视导演缺乏水平,而是和媒介有关:一部电影可以在影院里完整地看完,可在只能通过电视机看剧的年代,观众稍微去个厨房、卫生间,就会错过一些内容。


因此,“讲什么故事”的优先级要远远大于“怎么讲故事”。而对本就是电影导演的莱文森来说,灵活地运用镜头是家常便饭。


除此之外,莱文森还打算在《情理法的春天》里使用“跳跃剪辑”(jump cut)的手法增强表现力。这种剪辑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960年的电影《精疲力尽》,同样是在电影里经常出现,但电视剧基本没怎么采用。

(《精疲力尽》)


莱文森如此用心,编剧方塔纳也不甘人后。


他给《情理法的春天》定下的基调是“草率”(sloppy)——这有可能是受原著《凶年》的启发,大卫·西蒙在书中写道:“在警探们看来,每一年的夏天都始于本年度第一起‘高温无厘头’凶杀案”。西蒙还举了个例子:一个16岁的高中生因为朋友的冰棒被抢而想打抱不平,结果被子弹射穿了胸口,那根樱桃味冰棒的价格为15美分。


方塔纳的这个想法也有可能是受《法律与秩序》的影响,当时这部剧已经播了两年多,以对真实案件的的改编和对司法体系的探讨而收获了大量观众,堪称“警察程序”里的王道系作品。


尽管《凶年》也是本纪实小说,但如果仿照《法律与秩序》的拍法,总有拾人牙慧之嫌。方塔纳曾在一期节目里说,“如果《法律与秩序》是公式(formula)的极致,那《情理法的春天》就是草率的极致……生是如此(草率),死亦如此,这就是这部剧。”

(《法律与秩序》)


看得出来,莱文森和方塔纳对这部剧很花了些心思,然而当NBC的高管看了由莱文森亲自拍摄的试播集后,用方塔纳的话说,“他们讨厌它”


因此,NBC决定把这一集放到当年的超级碗之后,因为此时很多观众还在回味刚结束的比赛,不会在意剧好不好看。


事实证明,大部分观众对《情理法的春天》第一集的反应比NBC的高管还要强烈。他们很不习惯里面的手持摄影镜头和苍白的主色调,虽然这是莱文森的精心设计,他认为这样可以让画面看起来更像纪录片,很贴合《凶年》一书的纪实性。


(整个《情理法的春天》的第一场戏)


在一场审问犯人的戏里,莱文森用上了“跳跃剪辑”,省略掉了警探的问话,只保留犯人的反应。这很像是一款法制节目里会出现的场景。


平心而论,莱文森所做的这些尝试确实会让看多了水平镜头和连续性剪辑的观众一时难以适应,但还不至于反感。


坏就坏在,它的播出时间紧接着1993年的超级碗。


在这届超级碗的中场秀上,巨星迈克尔·杰克逊带来了一场超越了娱乐的伟大表演,约十分钟的歌舞简直就是在呈现他为观众勾勒的美好愿景。他在歌里唱“无论你是黑人或白人我都不会在意”,他对着镜头说“把世界重塑为充满欢笑、谅解和善意的天堂”,还请了三千多名儿童在现场演唱《天下一家》,观众席上也组成了五颜六色的小孩子图案。


而《情理法的春天》的第一集,几乎是公然和杰克逊唱反调。


警探们毫不避讳地说着涉及种族矛盾的台词,调侃巴尔的摩人能当上主持人全靠走后门,在第一集的最后,新来的警探接到了他的第一个案子:一个在雨天被发现的黑人小女孩。


盖在她尸体上的红色塑料雨衣,是过去的四十多分钟内最鲜艳的一抹色彩。


按照传统“警察程序”剧的套路,接下来的情节应该是展现新警探如何解决案件,最终获得其他人认可。但很遗憾,这件案子的原型至今是一桩悬案,而莱文森和方塔纳自不可能去杜撰一个大团圆结局。


因此在接下来的三集,办案的过程处处碰壁:尸体移动太早、搜查的范围错误、警局高层泄露信息……到了第四集,一无所获的新人警探主动向上级申请退出,让经验丰富的老警探接手。


不久后,在这集的结尾,老警探找到了新人,说最新发现的物证,直接指向了一个后者一直在怀疑的人,他们准备一起提审他。


此刻,在经历了漫长的挫折后,角色和观众都对下一集有了相同的预期:案情总该,也总会有进展了吧。


而此时,莱文森手头的经费已捉襟见肘。


方塔纳在后来回忆,为了节约成本,他们找的单集导演要么是关系相好的熟人,要么是刚从电影学院毕业的新人。比如第四集的导演是方塔纳以前写戏剧时认识的布鲁斯·帕特洛,他是格温妮斯·帕特洛的父亲;第六集的导演则是日后执导了《黑道家族》、《欲望都市》、《权力的游戏》等知名电视剧的阿兰·泰勒,他当年28岁,此前只拍过一部三十分钟的短片。

(阿兰·泰勒)


可饶是如此,在拍第五集之前,莱文森和方塔纳盘算了一下,照这么下去,以后肯定会超支。该怎么办呢?


这时,剧作家出身的方塔纳想到了一个主意。他以审讯室为舞台,以新、老两个警探和嫌疑人为主角,围绕这三人写了一出长约四十分钟的审讯戏。


为了更好地演绎这种话剧式的电视剧本,方塔纳请来了百老汇剧院奖得主摩西·冈恩饰演嫌疑人,这四十来分钟的表演,也是他的遗作。

(摩西·冈恩)


第五集和第二集的导演都是马丁·坎贝尔,两年后他执导了007系列最成功的电影之一《黄金眼》。


在拍这一集的时候,马丁就显示出了出色的导演水平,有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他都在不断地改变镜头的角度,让人置身单一空间而并不感到厌倦。

(马丁·坎贝尔)


第五集的绝大部分情节局限于三个角色之间,而且几乎完全发生在较为封闭、固定的场所,拍摄时自然能大大地省钱。像这样的单集被称作“瓶子集”(bottle episode),“瓶子集”不是方塔纳的首创,不过之前多用于情境喜剧,在连续剧中尚属罕见。


当然,十几年后的观众们会看到《绝命毒师》的主角用大半集的时间来打苍蝇、《广告狂人》的主角花整整一晚上想行李箱的文案,“瓶子集”也不足为奇了。


这一集的标题叫“三个男人和阿德娜”(Three Men and Adena),阿德娜是死去的小女孩的名字。这个标题或许是化自1987年的年度票房冠军《三个奶爸一个娃》(Three Men and A Baby)。只是电影是部喜剧片,而看过第五集的观众没有人能笑得出来。

(《三个奶爸一个娃》)


在四十分钟左右的时间里,新、老警探或晓之以情,或动之以理,或用好言软语引诱,或拍桌大喊威胁,两人从各自单独发问到配合出示证据,近乎完美地达成了第一次合作。然而,他们依旧没能在规定时间内撬开嫌疑人的嘴。


反而是须发花白的嫌疑人满含热泪地向二人回忆起了阿德娜生前和自己共度的的温馨点滴,并说自己爱她。


这里的“爱”并非洛丽塔情结或是更下流的恋童癖,而更像是前苏联文学家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珍贵的尘土》一文中,参加过墨西哥战争的老兵对团长的女儿苏珊娜产生的,单纯只希望她能幸福的感情。


当然,这也可能是嫌疑人演出来的。


最终,审讯室里的三个人相对无言,疲惫不堪。


同样心累的或许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当新警探把证据出其不意地摆在嫌疑人眼前时,当老警探一把扯下挂在墙上的地图,露出排列整齐的受害者照片时,当两人仿佛连珠炮似的喝问嫌疑人时,观众一次又一次地满怀期待,却和两位警探一样一次又一次地失落。


在第五集的结尾,获得了自由的嫌疑人来到休息室,坐着看了一会电视后,问一个不认识的警察道:“不介意我换个频道吧?”


这句台词在无意中说出了当时不少观众的心声。


超越时代者往往不被时人所理解,这一集的观看人数是当晚播出节目里最少的,《情理法的春天》第一季的收视率也低到了被取消的边缘。莱文森和方塔纳几乎是向NBC苦苦乞求才拿到了续订,而且第二季只有短短的四集。


可正是这所有人都不看好的第二季,却开启了大卫·西蒙和电视剧的不解之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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