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郡志》二三事

在苏州地方文献中，南宋人范成大编纂的《吴郡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全书内容丰富，征引广博，保存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南宋以前苏州地区的发展状况由此可以概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均滥觞于此书。从体例上来说，《吴郡志》不仅为后世苏州府县志的编纂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范例，更是图经演变为方志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中国地方志史上影响深远。

在《吴郡志》的编纂、刊刻及流传的过程中，发生了不少饶有趣味的故事，今撷取几个片段，以增加读者对这部传世名著的了解。

李寿朋初刻《吴郡志》

《吴郡志》的最早刻本，为南宋绍定二年（1229）刻本，此本的刊刻经过可谓曲折。

范成大在文学方面造诣颇深，和陆游、尤袤、杨万里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为什么会编纂《吴郡志》，究竟是如何编纂出如此皇皇巨著，史无明载。但据赵汝谈在《<吴郡志>序》中记载，范成大的《吴郡志》写到绍熙三年（1192）而止，而次年范成大就走完了他六十八岁的生命历程，所以《吴郡志》堪称范成大晚年的心血所聚。

《吴郡志》成书后，却陷入了著作权的争议。当时的郡守想刊刻此书，但“时有求附某事于籍而弗得者”，还有人声称此书非范成大所作，“守惮，莫敢辨亦弗敢刻”，为慎重起见，刊刻之事被暂时搁置，并将已抄好的清稿本贮藏于府学内。

这反对意见，并非空穴来风。

据题为元人徐大焯所撰的《烬余录》记载：“范志厘订时，有《建炎死难男妇事节姓氏稿》尺许，文穆以真伪杂糅，且不可文，批拟别存。”可见范成大在编纂过程中，确实拒绝过一些人的“附事”。《烬余录》中的上述记载，就是有人想采用“真伪杂糅”的办法，试图通过将“死难男妇”附于《吴郡志》，来表彰“事节姓氏”，从而彰显家族声誉。这些人被拒绝后，怀恨在心，在范成大死后散布谣言也是在情理之中。《烬余录》一书来历不明，有伪书嫌疑，但此记载应有所本。

  声称《吴郡志》非范成大所作还另有原因。据赵汝谈记载：“余闻石湖在时，与郡士龚颐（正）、滕成、周南厚。三人者，博雅善道古，皆州之隽民也，故公数咨焉，而龚荐所闻于公尤多，异论由是作。”可见编纂《吴郡志》确非范成大一人之力，龚颐正、滕成、周南三人均曾参与，尤其是龚颐正出力尤多，所以《吴郡志》的著作权才产生了异议。

上述三人中，龚颐正为嘉泰元年（1201）进士，周必大称其博通史学，娴于辞章，故为范成大赏识，两人交往颇多，范成大死后，龚颐正还为其撰写行状。滕成家住子城之后，晚年隐居于齐门，地方官“知其贤，多就见之，清语终日”。周南为著名学者叶适门生，绍熙元年（1190）进士，曾任池州教授，“为文词雅丽精切，而皆达于时用，每以世道兴废为己任。”可见此三人确实称得上是“州之隽民”。

范成大死后三十多年，《吴郡志》的刊刻终于出现了转机。绍定元年（1228）十二月底，李寿朋出任平江知府。李寿朋为隆兴元年（1163）进士李嘉言之子，乾道六年（1170），李嘉言曾和范成大一起出使金国，为皇室求陵寝地。在此期间，两人冒着生命危险，不畏强暴，不辱使命，最终全节而归，为时人所钦佩，两人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正因为如此，李寿朋对范成大的为人十分熟悉，出任平江知府后，他在府学中发现了所藏的《吴郡志》清稿本，对此书尚未刊刻传世感到很吃惊。改日他去拜谒范成大祠堂，从范成大家里访求遗著，得到了好几种，其中就有《吴郡志》稿本，和府学藏本几乎一模一样，因此确认此书是范成大所撰，就下定决心刊刻。

但范成大的《吴郡志》只写到绍熙三年（1192），距李寿朋上任时已经三十多年了。这三十多年中，苏州发生了置百万仓、嘉定新邑、许浦水军、顾迳移屯等大事，这些内容都应该再补充进去。于是李寿朋请州学教授汪泰亨和地方文学之士，“增所缺遗，订其侻讹”，对原书进行了增补完善，并邀请名宦赵汝谈作序。在序中，赵汝谈重提了此书的著作权争议，认为《淮南子》虽然是淮南王刘安的8名门客具体编纂，但署名是刘安，其他如《通典》《吕氏春秋》等书，也都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但署名也只有主持者一人，而非其他参与人。按照上述署名惯例，虽然《吴郡志》由龚颐正、滕成、周南等人参与，但因是范成大负责提纲挈领，应该算成范成大著作。况且范成大的神道碑中也载有此书，可见此书的著作权毫无争议。赵汝谈所言可谓有理有据，《吴郡志》的著作权至此盖棺定论。“方公书始出也，疑谤横集，士至莫敢伸喙以白。曾未四十年，而向之风波息灭澌尽，至是无一存者。”

历尽周折，绍定二年（1229），《吴郡志》终于完成刊刻，距范成大去世已经过去了三十六年，参与编纂的龚颐正、滕成、周南也均已作古。赵汝谈的《<吴郡志>序》作于“绍定二年十一月朔”，据《吴郡志》卷十一《牧守》记载，李寿朋于绍定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次年十月二十七日离任，可见李寿朋主持刊刻的《吴郡志》是完成于其离任之际。

值得一提的是，也就是在这一年，李寿朋还主持刊刻了《平江图》石碑，现藏于苏州文庙，为研究苏州古城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也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碑刻城市地图。《平江图》和《天文图》《地理图》《帝王绍运图》一起，并称苏州四大宋碑，早在1961年就被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在不到一年的任期中，李寿朋留下了《吴郡志》和《平江图》两部杰作，虽然后来沧浪亭五百名贤祠中没有给他留下一席之地，但单以此而论，就为后世造福无穷，他堪称苏州历史上最有作为的郡守之一，值得苏州人永远纪念。

毛晋重刻《吴郡志》

明代末年，《吴郡志》迎来了再次刊刻，刊刻的主持者为著名的常熟汲古阁主人毛晋，这次刊刻的经过也值得一说。

据毛晋在《<吴郡志>跋》中记载，在他十几岁时，为了应考童子试，到苏州师从高伯暐，高伯暐为苏州府学生员，曾带着毛晋到文庙大成殿，瞻礼孔夫子像，然后拜谒了韦应物祠堂。在韦应物祠堂的西庑发现了半架刻书的板片，已经“尘封蠹蚀”，毛晋好奇之下，抽了一片看了看，发现是《吴郡志》，但年少的他对此毫无了解，“不知是何人所作，何代所镌也”。此事发生在毛晋的“舞象之年”，应在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至四十七年（1619）间，这是毛晋第一次见到《吴郡志》的书板。

长大后的毛晋酷爱藏书刻书，他从钱谦益的荣木楼得到了一部宋刻《吴郡志》，非常喜欢，“珍如髻珠”，但不知道书板在什么地方。后来方岳贡为松江知府，纂修《松江府志》，请毛晋参与编纂，和大儒陈继儒共事。毛晋就带着这部宋刻《吴郡志》到陈继儒的居所顽仙庐，陈继儒翻开后，见门类总目，井井有条，十分激动，“击节叹赏，得未曾有”，并题跋于书后。当时史兆斗在座，陈继儒对毛晋说：“贵郡文献，都在此老腹笥中。”史兆斗为吴江名士史鉴之后，迁居长洲。史载其少受学于刘凤、王穉登，绝意科举，致力于古学，喜藏书，达数千卷，知识渊博，尤熟于吴中典故，在当时颇为有名。在其卒后，著名文学家汪琬曾云：“此翁死，吴中文献绝矣。”可见陈继儒之言并非虚夸。

史兆斗对吴中文献果然熟悉，一见毛晋带来的宋刻《吴郡志》就说：“此志为赵宋绍定刻板，藏学宫韦刺史祠中。”毛晋一听，恍然记起十几岁时在苏州府学韦应物祠的事情，“深愧童蒙，觌面失之”，于是赶快乘船回苏州，再拜韦应物祠。但当年的半架书板已经都无影无踪了，毛晋仔细搜索后，发现只有香炉下还垫着五块，但也已经腐朽了。这些书板的版式和内容，和他收藏的宋版《吴郡志》相关部分完全相同。毛晋赶快追问其他板片的下落，被告知已经作为柴火烧饭了。毛晋极为可惜，长叹道：“呜呼，惜哉！异代异宝，不遇赏音，竟付煨烬！”这是崇祯元年（1628）之事，距毛晋第一次见时，已经过了十多年。

虽然宋代刻板被毁掉了，但毛晋认为他这次来还能够找到几片“蠹余木屑”，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岂神授余耶？”所以就不惜代价，按照所藏宋本，重刊此书，“以答神贶”。

据《汲古阁校刻书目》著录，毛晋所刻的《吴郡志》五十卷，共计六百八十五叶。版式保留了宋刻风貌，每半页九行，行十八字，小字双行，行亦十八字，左右双边，粗黑口，三黑鱼尾。卷末多有“同郡后学毛晋订正、重刊于虞山汲古阁”篆字两行。由于毛晋收藏的宋本不全，这次刊刻的《吴郡志》有残阙之处，尤其是卷十一的《牧守题名》部分缺略尤多，但瑕不掩瑜，正如潘景郑《著砚楼读书记》所云：“汲古阁刊本《吴郡志》自绍定本而外，世称佳帙，以其据宋本行款摹刻也。”经过这次刊刻，《吴郡志》得以重行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