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西部府厅州县之设既考虑了全国的普遍做法，又考虑到吉林当地的特殊情况。就吉林西部府厅州县边界的形成而言，其“一府五厅一州一县”架构受吉林原有驻防区划分的影响，但此后的调整与政区增置则与当地民人分布的情况息息相关。
吉林西部设置府厅州县时，与吉林各地原有驻防关系密切。吉林将军治下前后设置过七处副都统，且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降拉林副都统为协领到光绪七年（1881）升珲春协领为副都统这段时间内，长期稳定为吉林、宁古塔、伯都讷、阿勒楚喀、三姓五处。虽然吉林东部各驻防官员长期管理当地的“民地钱粮及旗民词讼”事宜，但这种管理方式在民人相对稠密、涉及事务繁多的吉林西部难以维系，以至于雍正年间当地便已设置州县。不过，后出各厅与州县不同，往往为“管理某城事务”而非管理某地的目的设置。如伯都讷理事同知的职权描述为“驻扎本城，专管地方刑钱及旗民交涉事务”，强调其与伯都讷副都统间的关联。设于郭尔罗斯前旗内的长春厅，其“辖境”则完全以出放蒙荒的范围为准。至光绪时期，双城、宾州、五常三厅同样分别以专管阿勒楚喀副都统驻防区内双城堡协领、蜚克图围场、五常堡协领事务的面貌示人，甚至敦化县也声称是为专管“阿克敦城”附近事务而设。
可以看出，这些与特定驻防挂钩的表述，固然从事务层面明确了这些府厅州县的管辖范围，却在地域层面上多少显得模棱两可。所谓“某某地方”究竟指怎样的地域范围，看似毋须划定，但作为其基础的八旗驻防区界，在这一时期实则并不清晰。吉林全境遍布群山，其间各驻防城往往设置在便于进行农业生产的平坦地带，各驻防区的土地早期开发常限于驻防城附近。在这种情况下，驻防区之间以山川等自然地物为界，便是自然而合理的选择。在乾隆《盛京通志》中记录了吉林各驻防区四至八到的具体信息，其中除吉林副都统与伯都讷副都统之间局部以边墙相隔外，其他副都统之间的边界均为自然地物。位于吉林乌拉与宁古塔新城间“适中地方”、起到驻防区分野地标作用的驻防城额穆赫索罗是唯一的例外。至嘉庆年间设置的双城堡协领，其汛地止于双城堡附近的旗民聚落；而同治年间设置的五常堡协领，其驻防区同样以山川为界。可见在《盛京通志》成书后数十年，驻防区仍主要以山川为界。各驻防依山川为界固然省去了划界的步骤，以河为界的部分相对明晰，但在吉林中部人迹罕至的群山密林间指山为界的部分，无疑不具备全面踏勘的条件与必要。
换言之，驻防区界完整、详细的踏勘过程，只会出现在各驻防区邻近界址处的土地也得到开发之后。在新进入吉林的垦民的作用下，依山川或柳条边而行的驻防区界因各属垦地交错而发生变动。如吉林、伯都讷两副都统驻防区本以柳条边、亮甲山等地物为界。但照实录于嘉庆十一年（1806）所记，因随时间推移，民人不断“在吉林界内私开地亩，往伯都讷首报纳粮”，两副都统推动重新勘界，“将旧有鄂博另行筑高，每五里设一界石，共设十二界石”，并记边墙北侧有“由巴延鄂佛啰边门（即法特哈门，今舒兰市法特镇境内）至黄山嘴子（今榆树市大坡镇荒山咀子村）十五处地方，由四道梁子（今榆树市黑林镇后四道梁子）至老河身（今榆树市大坡镇老河深）周围六十处地方”归吉林副都统管理。这条不再依照柳条边与自然地物划定的边界，此后为吉林厅、伯都讷厅沿用。反之，如果这样的契机不存在，驻防区界的详细踏勘便会被搁置。如光绪十二年（1886）时，阿勒楚喀、宁古塔两副都统驻防区间重新勘定边界，其契机为后者单方面怀疑光绪七年设置在阿勒楚喀副都统驻防区内的宾州厅在其境内马蜓河荒地上招民垦种时，并未阻止当地民人至宁古塔副都统境内贡山、禁山地段越垦。可见在此前设置宾州厅时，由于土地纠纷尚未出现，有关厅界亦即驻防区界的踏勘根本没有开展。
图2 嘉庆十一年吉林副都统、伯都讷副都统划界地带简图
资料来源：底图参考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8册《清时期》“吉林”（第12—13页），界点出处为参考《清实录》、光绪《吉林通志》。
光绪初年设置的府厅州县一般与既有的驻防区具有对应关系，而这些既有的驻防区的边界因既有三厅的存在已较为清晰，因此此时新设的府厅州县的管理范围往往可以沿用驻防区范围。如双城厅以拉林协领辖境及被前者全包围的原双城堡总管辖境合并设治，奏折将其范围表述为：“东面本与阿勒楚喀以古城店分界，古城店之东今宾州厅界，店西应属双城；东南本与五常堡以莫勒恩河分界，河南今属五常厅界，河北应属双城；南面西面均与伯都讷以拉林河分界，河南河西为伯都讷厅界，河东河北应属双城；北面本与黑龙江以松花江分界，江北为呼兰厅界，江南应属双城。”即因拉林协领管界与阿勒楚喀、五常堡、伯都讷、黑龙江等驻防区接壤，故双城厅与宾州厅、五常厅、伯都讷厅、呼兰厅以相同界址彼此相接。此外，伯都讷厅与伯都讷副都统驻防区、宾州厅与阿勒楚喀副都统驻防区、五常厅与五常堡协领驻防区同样相互对应。当然，吉林府在敦化县来属后，部分宁古塔副都统驻防区也被划入，似造成旗民界址间的差异。但从《吉林通志》所记可以看出，宁古塔副都统驻防区范围不再包含敦化县划去的部分。因此至少可以认为，在光绪八年前，吉林西部诸府厅州县与其对应的驻防区间，保持了管理范围的一致性。至于与驻防区无涉的长春厅，则其东、南两方向沿用柳条边为界，西、北两方向则居于蒙旗界址之内。
吉林西部府厅州县的架构借由当地驻防区的分布草创而成，其光绪二十八年后进一步的分设并未打破这一架构。其中，吉林府内除伊通州、敦化县外，此后进一步分设出磐石县、桦甸县、濛江州、舒兰县、双阳县；伯都讷厅日后升为新城府，同时分设出榆树县；宾州厅先升为宾州直隶厅、分设出长寿县，此后再升为宾州府，又分设出阿城县；双城厅亦改设为府，并分设出滨江厅；至于五常厅虽未进一步分设出新的政区，但也改设为府。光绪十五年（1889）长春厅升府后，同样先后分设农安、长岭、德惠三县。与此前不同，这些府厅州县间新划定的边界无驻防区界可参，但长寿县原为宾州厅烧锅甸子巡检，磐石县袭磨盘山分防州同而来，至于榆树县与伯都讷厅升改的新城府，则分别以原伯都讷厅及其伯都讷巡检为基础。这种参照既有边界的划界方式同样见于以原属农安的农家、农齐、农国三区（即社）为基础设置的长岭县，以“沐德、怀惠两乡与东夹荒之地”为主体设置的德惠县，及以原阿城“老八牌”旗地范围设置的阿城县。
除以上两种参照既有边界划定的情况外，在光绪三十三年各副都统裁撤、府县俱隶分巡道后，府厅州县划界因不必再参照驻防区界而更为灵活，政区范围调整也可因地制宜。如磐石县，原州同辖境内“高阜树根难除、低洼积水难澈”，征课不及预期。故光绪二十八年磐石设县时，划吉林府东南的商埠官街归之。而桦甸设治时，其地处于原贡山一带，亦无平原沃壤，“地势狭小、不敷设治”，于是从前划归磐石县的官街又被划入桦甸县。有所损失的磐石县又在北侧补足，使其界拓展至饮马河上游以北，到达烟筒山、集厂子一带。甚至，府厅州县的范围可以突破原有的驻防区架构。如滨江厅，始设时“划双城沿江之地，以益该厅，而改为双城府分防同知”，进一步调整则跨越阿勒楚喀副都统与原拉林协领驻防区的边界，获得部分原属宾州直隶厅的区域。
图3 光绪十七年（1891）至宣统三年伊通州东南部、磐石县、桦甸县边界变迁示意图（图中聚落反映宣统三年情况）
资料来源：底图参考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8册《清时期》“吉林”（第12—13页），图中“《德藏磨盘山舆图》”为德国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藏《州属旧界并磨盘山等处地舆全图》，光绪三十四年磐石县范围，参刘赞棠《磐石县戊申报告书》所载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绘《磐石县图》。
当然，旗界的变动并不一定影响政区边界。如五常堡协领与吉林副都统界，光绪初年由吉林将军主导，于吉林副都统界内划出五常随缺地一块，位于吉林府东北霍伦川放垦的“农夫耕耘”四牌之地内。然而该地放荒并不受五常厅下属荒务总、分各局管理，甚至当地汉人社牌亦不受五常厅同知管辖。至宣统二年（1910）当地与打牲乌拉所属贡山内可垦区域被一道交予舒兰县时，吉林仍强调其五常堡协领津贴地的性质。换言之，位于五常厅南部的随缺地各牌理应不曾归属五常厅管理。
总而言之，吉林西部府厅州县边界，在光绪二十八年前可以看作依照驻防区界搭建的架构，此后随着大量厅、州、县的新设，大量新划边界在这一架构内产生。新划边界既会参照已有边界直接确定，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作进一步调整。驻防区代表的秩序在清末新政的潮流中虽有瓦解的趋势，但仍保持一定的影响力。另外，宣统三年确定的吉林西部府厅州县边界，部分时至今日仍是政区边界，而其中尤以原驻防区界为主。这无疑反映出自然地物边界更为突出的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