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民族报编写组
巍巍峨峨祁连山，
风刀雪剑烈骨寒。
红旗指处峰让路，
战士刀头血未干。
时间倒回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总部率三十军、九军、五军、骑兵师、妇女独立团、教导团等部共2.18万余人西渡黄河。然而，由于形势变化，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11月11日，经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同意，渡河部队组成红西路军，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为完成“夺得甘、凉、肃根据地”等任务，向河西走廊进发。
地广人稀的河西走廊天寒地冻，物资匮乏、缺粮缺水等问题对西路军造成严重困扰。将士们西渡黄河时，只准备了几天的口粮，衣服也十分单薄；武器装备十分落后，每3人才有一支勉强能够使用的步枪，每支枪只有极少的子弹。面对长期盘踞甘青、装备占优、强悍残忍的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部，西路军处境十分凶险。
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西路军将士以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和不怕牺牲的顽强精神，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与占据绝对优势的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先后在景泰、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历经大小战斗（役）70余次，歼敌2.5万余人。
▲血战高台英雄群雕。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供图
最为惨烈的是1937年1月发生的高台之战。红五军将士以简陋的武器与十倍于己的“马家军”对战，坚守孤城半月之久。子弹用光了，他们就用大刀、梭镖、铁棒、土砖、冰块，一次次将敌人击退，高台城墙上血迹斑斑、弹痕累累。城破后，战士们与敌人在街巷展开激烈的白刃战。这场血战中，红五军近3000人几乎全军覆没。
军长董振堂在敌军攻上城楼后，高喊：“共产党员们，干部们，敌人上来了，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我们要血战到底！革命一定成功，自由幸福的日子一定会到来！”他挥舞大刀与敌搏斗时，不幸被敌射中胸膛壮烈牺牲，时年42岁。
▲西路军当年用过的大刀、枪支、衣服等物品。 张铁梁摄
▲西路军当年用过的公文包、马灯等物品。张铁梁摄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回忆道：
“在这里，没有男同志和女同志、轻伤员和重伤员、战斗人员和勤杂人员的区别，屯自为战，人自为战，举刃向敌，争为先登。围墙被炮火轰塌，血肉就是屏障，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堵上来……在这里，生存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存。”
这是一组令人扼腕的数字：西路军2.18万余人，有7000余人战死沙场，9200余人被俘，其中5600余人惨遭杀害。不论是血洒疆场、英勇牺牲，还是不幸被俘或流散隐匿，西路军将士始终保持红心向党的忠贞本色，以血肉之躯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功绩。
他们在河西走廊奋战期间，帮助当地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点燃了革命的火种，为后来党和人民军队在西北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被俘的西路军战士中，有一部分经由祁连山脉，被转押至青海西宁、循化等地服苦役。青海省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查汗都斯乡红光上村，原名赞卜乎上村。80多年前，400多名被俘的西路军战士曾在此做苦役。他们开荒、打井、修房子，与当地群众相互包容、相互帮助，播撒了民族团结的种子。1987年，循化县委、县政府决定把赞卜乎上村改名为红光上村，寓意“红军精神，光照千秋”。
从1939年至1946年，红军累计在循化开垦荒地1700多亩，修建巨型水车5架、住宅围墙60多处、学校1所、水磨3盘、油坊2处。在日常往来中，红军与各族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为了传播革命的火种，红军在烧制花砖修建清真寺的过程中，巧妙地将红五星、镰刀、斧头等图案以及“工”字镌刻在了花砖上。
西路军战败后，兵分三路艰苦转战，各族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和保护红军，留下了许多红色佳话。西路军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二营副营长廖永和在河西战斗中负伤，与战友失散在青海柴达木地区。一位蒙古族老大娘用牲口把他驮到家中，为他治好身上的伤。1949年9月，西宁解放，廖永和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革命队伍。此后，廖永和在青海任职期间，还时常去看望救护过他的蒙古族老大娘。红五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在高台失陷时因伤被俘，在青海西宁附近逃出后，他先得到一位汉族老妈妈的救助，后又得到一对藏族父女的照顾，最后回到了陕北……
这些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的生动写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继承西路军将士遗志，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来源 | “国家民委”微信公众号
编辑 | 张漪琪
值班编委 | 张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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