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1. 刀锋上的“密使一号”
2. “红色特工”吴石战斗在敌人“心脏”，牺牲23年后被追认为烈士
3. 因贪吃牛排被捕的叛徒蔡孝乾
1949年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度过了55周岁生日，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个生日。吴石与妻子商议，到台北照相馆合影留念。这些照片成为他与家人在一起的最后影像。在照片中，仅吴石和夫人王碧奎、小儿子3人，明显不是全家福。或许在他心里，不久后一家人就会团聚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当时，在他和很多人看来，台湾的解放只是时间问题。很多人都相信，共产党将不惜代价通过军事手段解放台湾。吴石的好友、共产党员何遂之女何嘉后来充满深情地回忆：“（1949年）8月在台北，父亲和吴伯伯接触密切。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避免祖国的分裂，吴石甘冒斧钺，同意继续为共产党工作。我们并在香港协助吴石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10月初，吴石再次来到香港，与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负责人、人称“小万”的万景光会面。会见后，何嘉受万景光的委托，送他到启德机场，目送他离去。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横的联系”导致暴露
对吴石提供的情报的重要性，参与过吴石案审理的李资生在 《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 文中写道：“吴石是一个忠诚过度的情报员，他以参谋人员的立场，猜测中共目前需要的情报，而加以有意的收集。他并且懂得情报的要次，特别注重数字、图表，使得朱小姐 （朱谌之） 转送过去的资料，都对中共具有极大的价值。”后来，国民党保密局在“吴石案”档案的“综合检讨”中，对中共华东局派遣来与吴石联络的朱谌之颇多分析。“检讨”评价朱谌之“党性坚强，学能优良”，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早有应付事变的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检讨”还认为，这次之所以能破获吴石案，皆因朱谌之与蔡孝乾等联络，暴露身份，犯了“横的联系”的严重错误。1950年1月29日晚，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在住处被埋伏的国民党保密局人员抓获。蔡孝乾的公事包里有一个记事本，上面留下了“吴次长”的记录。这成为致命破绽，使国民党保密局将目标锁定在吴石身上。3月1日晚，吴石被捕。国民党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亲自出马，负责主审。叶翔之后来升任台情报局局长，成为台湾情报圈极具影响的人物。从吴石的狱中手记可以看出，他3月5日到4月7日遭到频繁提审，“随时被讯问，均是使人神经异常紧张，心境异常刺激”。比吴石晚一个多星期入狱的著名报人龚德柏以狱中见闻写了一部 《蒋介石黑狱亲历记》，其中对“吴石案”有关的人和事也有零星的记叙。龚德柏所住的4号牢房就在吴石所住的3号牢房隔壁。保密局监狱前身是日据时期的军人监狱，一间5平方米不到，空气流通很差。这样条件恶劣而狭窄的地方，因为国民党抓人太多，而人满为患。第一晚睡了4人，第二晚增至6人，第三晚又增一人，以后均为七八人，有时增至10人。睡的问题非常严重，至5月10日，他被他人挤得连坐都不能坐，只得站立3小时。“幸而只一星期，救星下降，即国防部次长吴石经医生检验，血压高至二百余度，非得安眠，有即日脑溢血而死之危险。但吴为要犯，非明正典刑不可。”“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
在国民党当局看来，“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据李资生 《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 一文记叙：“当他初来的时候，他一度想用参谋次长的威严来吓人。可是，当主管人员把一切情况暗示给他以后，他马上改变态度，从此，他就很诚恳、很明白地说明自己的经过。但他一贯的老脾气，就是吞吞吐吐，不肯直截了当地讲，除非把一切证据都提出来，他很难得承认，尤其是牵涉到第三者的时候，他总带着‘好心来替别人洗刷。所以，我们说吴石‘诚意坦白，是在侦讯人员有计划的盘问中，使他不能不诚实，不能不坦白。严格地说，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迟于吴石10天入狱、和他共处一室一个多月的狱友刘建修在2009年8月的口述，让我们读到了吴石在狱中最后的细节。刘建修说，1950年3月10日，他因“邮电案”被逮捕，关进保密局的看守所“南所”。牢房的面积很小，里面已经关了两个犯人，年纪大的那人就是吴石，只是当时刘建修还不知其名。吴石有些胖，身材不高，脸形是圆的，头发很短，像个光头。被关在“南所”的犯人，一天吃两顿饭。吃饭时，他们三人围着坐下，饭菜放在中央。从第一天起，刘建修就发现，吴石可能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因为每次都会送来一个小盆子，装着别的食物，是专门给他吃的。盆子里有肉有鱼，比一般犯人的伙食要好很多。吴石整天都很安静，几乎是从来不讲话。在他脸上，刘建修看不出什么表情。“他也没有明显忧愁的样子，可以说是相当镇定。吴石能够这样，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对自己的命运就感到害怕，也担心家人和同志的情况。”在白天，吴石通常一半时间在看书，其余时候就躺着，看书时就坐到光线照得到的地方。他一直在读同样的书，刘建修看到，有《中国文学史》《中国史纲》 《世界史纲》。房里另外一个人大约40岁，个子高大，听口音是山东人。刘建修进来两三天以后，听到那山东人说，他是上校，在国防部某单位工作，因为金钱方面出了问题，所以从半年前起就被关在这里，不过他的问题已查清楚，没有事了，大概一星期后就可以回去。那人还说，如果吴石和刘建修有事要向家人交代，他可以帮忙传话。刘建修始终没问山东人姓什么。当时他心里恐惧，也害怕有“窃听器”，所以任何话都不敢讲，只是用耳朵听。大约过了几天，山东人和吴石互相在“咬耳朵”。刘建修觉得，是怕他听到。接下来的几天，他们都这样讲话。两三天后，看守喊山东人的名字。他收拾几件衣服，弄成一个小包袱，就走了。又经过两天左右，吴石在晚上被叫出去。整晚只有刘建修一人在房间睡觉，直到天亮，吴石都没回来。他的书堆在地板上，刘建修看到，那本《中国文学史》 封面有毛笔写的“吴石”两字，字很端正，刘建修这时才知道他的名字。直到第二天下午，门才被打开，两个特务很粗暴地把吴石丢进来，那门又立刻关上。刘建修去查看他的情况。吴石被凌虐得很厉害，躺在地板上不动，也不讲话。他没有穿长裤，身上到处是伤，皮肤是红的、紫的，腿也肿得很大。吴石一直躺着，过了一两小时，才慢慢坐起来，靠着墙壁，仍然没有开口。之后，饭送来了。吴石指着他的那盆菜，很虚弱地对刘建修说：“吃吧，吃吧。”可是他自己并没有吃东西。三五天后，吴石好一点了，有时坐起来看书，读的还是那本 《中国文学史》。刘建修觉得吴石看着不像“坏人”，很同情他。刘建修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台湾曾发生“2.28”事件，所以很痛恨蒋家政权。他猜想，吴石应该也是反对国民党的，但他不敢多问。吴石也问他是哪里人、在哪里工作等等，他说了，吴石点点头，又问：“你是不是蔡孝乾的案子？”他说不知道。他后来觉得，吴石判断得不错，但他当时真的不知道蔡孝乾是谁。过了一两个星期，有一晚上，吴石又被叫出去，也是第二天下午才抬进来。这次吴石更加痛苦。他睡了一天一夜，没有动，眼睛闭着，一直发出呻吟的声音。刘建修不敢打扰他，而且很害怕，觉得这也是他将来的遭遇。每次饭菜送进来，他都会劝吴石：“还是要吃一点，不吃不行。”吴石勉强爬起来，吃一点点，喝一些汤。刘建修看到他这个样子，心里很难过。又过一阵子，吴石的身体有些恢复。一天，看守把门打开，喊刘建修的名字，说：“出来！”这次轮到他了。特务分成3组，每组两个人，轮流审问，2至4小时换班一次。用刑是非常可怕的。“那些特务没有人性，不是人，简直是禽兽、魔鬼。”他被抬回牢房时，也是不能动，只能躺着，连续几天都是这样。吴石自己也很虚弱，但会对他说些鼓励的话，并且叫他吃自己那一盆食物。刘建修没有吃，实在是吃不下。但他还是很感谢吴石，因为从吴石的眼神、口气，他觉得吴石是关心他的。吴石在保密局监狱度过了3个月零11天的痛苦岁月。因为遭受酷刑，一只眼睛失去光明。他心里知道，几乎没有指望走出这深牢大狱。他断断续续草就了遗书，遗书写在 《元赵文敏九歌书画册》的背面，为行草所书。多少年后，他的亲人好友读到了这2000多字的遗书。吴石留给孩子的书简
吴石写道，自己就读保定军校与留学日本，均得以第一人卒业。任事以还，忠慎勤清，绝不丝毫苟且，一息偷安。朋友多以“十二能之人”看他，因为娴熟中外古令兵学，通文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会英语、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不图今日竟陷此悲境，不能自保其身，亦可痛也。”他回忆了自己29岁与夫人王碧奎结婚，壮年气盛，家中事稍不当意，便辞色俱厉，但碧奎对他忍让有加，亲切相待。30年夫妇，极见和睦。此次累及碧奎，感觉真是有负于她。“提及儿女，至为伤心。”他最钟爱的小儿子才6岁，从未久离膝下，朝夕拥抱调笑，让他忘忧。春天刚报名入私立幼稚园，还没见到他入学就被捕。“不知父子尚有见面之日否？思之不禁泪涔涔下矣。”他写道，自己一生清廉，生活简朴，唯一的资产就是书籍。希望诸友好能为他设立小规模图书馆，以作纪念，让他爱书与好读之美习传诸后人；希望儿辈知自立，为善人，谨守清廉俭朴家风。最后他写道：“十余年来风尘仆仆，又因抗战八载以迄于今，戎马关山都无闲逸之境，致读书养性功夫，大大欠缺，而有今日失足。夫复何言，夫复何言！”就义马场町
1950年3月底至4月初，随着对吴石等人侦讯的结束，对于“吴石案”相关人员的最后处理也提上了日程。4月7日，“国防部”参谋总长周至柔签报蒋介石，提出审判人员组成的架构，请示如下：交办本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等叛乱一案，业饬军法局侦讯终结，依法应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庭。陈派该局简二副局长曹秉喆、简三军法官宋膺三为本案审判官外，拟请指派战略顾问、二级上将蒋鼎文为审判长，战略顾问韩德勤、刘咏尧为审判官。4天后，蒋介石批示“可照办”。由此，对吴石等人进入审判程序。经过1个多月的审理，6月初，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呈文周至柔，提出对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给予重判，但免于死刑。周至柔转呈蒋介石。“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审判不公，并为罪犯说情，殊为不法之至，应即明该三员革除原职为要。”1950年6月10日，一个阴霾满天的日子。下午4时，由蒋鼎文上将任审判长，韩德勤中将、刘咏尧中将等任审判官的“特别法庭”在国防部军法局开庭。审判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贴墙站着一溜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整个审判时间很短，审判长匆匆问过四名“要犯”的姓名、年龄和籍贯后，就匆匆宣读了死刑判决，并称死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立即执行。实际情况是，蒋介石亲自“核准”的 《总统宁高字390084号》 杀人密令已于开庭前一日送达军法局。刑车从青岛东路的军法局开出，一路经过上海路、南海路几个街区时，阴霾了大半天的台北下起了连绵的六月雨。沿途不少军民冒雨观看。一刻钟后，刑车抵达“马场町”。这是河边的一片坡地，空旷而荒凉，早在日据时代，就是处决犯人的场所。四人在此就义。当时情形，唯有香港 《星岛日报》 第二天在头版显要位置作了报道，在当时颇为轰动。报道的大标题为 《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角同被处死》，还特别加上一个意味深长的副标题 《吴石临刑前从容吟诗》。陈宝仓（右二）在青岛接受日军投降的留影
报道说，6月10日下午4时，国防部军法局高等军法审庭长蒋鼎文升庭，依据惩治叛乱条例，将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4人判处死刑。随后，书记官桑振业走近被告席，通知四人：如有遗言，准许当场书写。吴石、陈宝仓和朱谌之都留下了简单遗嘱，聂曦则“迷惚不复书写”。10分钟后，遗嘱写完。四人在庭上饮酒颇多，旋由宪兵押登卡车，抵马场町刑场。四人经行刑宪兵扶持下车，“举步已见艰难”。4时30分，四人自左至右跪于刑场坡地。一声“执行”的命令，四宪兵执枪行刑。枪声齐响后，四人同时倒地。吴石惨叫一声后，其心脏缓缓自伤处突出。“吴石中两枪毙命，朱谌之中六枪始毙命，血流遍地，事后分装入四具薄棺掩埋。”报道透露，吴石事前早知难免一死，遗书早在狱中草就，当堂只写诗一首。至于这首诗写了什么，《星岛日报》 未透露一字，之后也无后续报道，把悬念留给了读者，也留给了历史。几年前，我从吴石中将家人手中看到吴石最后的手迹，读到这首用生命凝结成的诗句。这首诗是吴石在狱中就写在遗书之末的，庭上再书写了一遍。诗写道：又过了两个月，1950年8月10日，因“吴石案”受牵连的吴石副官王正均、作战参谋林志森就义。至此，因“吴石案”遭杀害的人士达6人之多。因“吴石案”受牵连者逾200人。总数字有多少，只能期待时间来给出答案。1994年，吴石将军遗骨回归大陆，和夫人合葬于北京香山公墓。一座汉白玉纪念碑上写着：吴石将军、王碧奎夫人之墓。墓碑背面记刻着：胜利后反对内战，致力于全国解放及统一大业，功垂千秋。“红色特工”吴石战斗在敌人“心脏”，牺牲23年后被追认为烈士来源：政协联线
吴石（1894—1950），字虞薰，号湛然，福建闽侯（今福州市）人。历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军事厅厅长、南京政府国防部史政局局长、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抗战时期第四战区参谋长、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等职。
1950年6月9日，台湾当局宣称破获一起“中共间谍”重大案件。
次日，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及其副官等4人，以“通共罪”被处决，台岛一时为之轰动。
此后一段时间里，在台湾，“吴石”成为人们忌讳的名字，避而远之；在大陆，因海峡两岸的战时对峙以及隐蔽战线的特殊需要，在几十年间吴石未被公开提起。
由此，吴石之名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也淡出了历史，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吴石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是在2009年春，电视剧《潜伏》在全国的热播，他被认为是最接近剧中主人公——余则成的原型，从而引起广泛关注，媒体争相报道。
这是一位传奇人物。少年时代的吴石，心怀国家，毅然选择投身北伐。凭着他的资质、才能以及和李宗仁等人深厚的私交，仕途相当顺利，升迁甚速。
他参加过北伐、抗战、解放战争等诸多为中华民族而奋斗的重大历史事件，他的一生有着那个时代鲜明的特征。忠贞爱国伴其一生，为国家、为民族立下不朽功勋。
1929年，吴石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先后留学日本炮兵专门学校、日本陆军大学。在日留学期间，他有“十二能人”的美誉（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毕业时各科均名列第一，引起轰动，为中国军界赢得荣耀。
全面抗战开始后，吴石出任参谋部二组（厅）第一处处长，负责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
他曾参与长沙、湘桂、桂南、昆仑关、桂柳等重大会战的策划，也就在这个期间，吴石开始对共产党有了一些了解。
时任第四战区参谋长的吴石将军（中）接受慰军
他亲自到武汉珞珈山听周恩来的演讲，同叶剑英等人有过交往，还认真研读了毛泽东的军事著作——《论持久战》，看后大赞其妙。
作为同乡、同宗、同学的吴仲禧向他介绍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后，吴石立即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还有几个小细节，可以看出吴石对共产党的好感发自内心。国共谈判破裂前夕，昆明发生了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枪杀事件，在南京就可嗅到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火药味了。
有一天，吴石的妻弟（赴美接受空军训练回来）来家做客，聊到当天他们去苏北“执行任务”，为了不使老百姓遭殃，他们把炸药都扔到田里去了。此后，吴石就很少在家人面前谈论时事了。
后来，寄居家里的朋友孩子外出买回公开出售的《新华日报》，吴石也就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
在当时蒋介石大肆制造剿共舆论下，作为军事要员的吴石不表态（甚至还“纵容”家人看《新华日报》），就足以成为他反对打内战的最好表态。
抗战胜利后，吴石目睹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独裁专政，极为愤懑，多次发出“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的感叹。
1945年年底，经吴仲禧的联系，他秘密加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的前身），参加民主建国运动。
1947年4月，经中共地下党员何遂（解放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长）介绍，与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等会面，与中共进行联系。从此，开始了人生的重大转折。
隐蔽战线斗争不可忽视。在刀光剑影、枪林弹雨的背后，同时进行着一场场惊心动魄的秘密斗争，关键时刻，起到了战场上以一抵千的功效。但他们时刻生活在刀刃上，随时面临暴露的风险。
吴石就是在何遂的直接领导下（单线联系），利用他在国民党的关系，以其合法身份为掩护，担任军事情报员，并掩护地下工作者。
不久，何遂将上海地下“民联”的联络处以及联络暗号告诉了吴石，吴石按照联络暗号很快与吴长芝取得了联系。
吴长芝也是“民联”组织的成员，1946年从美国回国后，开办大兴贸易公司，自任总经理，以此来掩护地下工作，并提供地下活动经费。吴石常到吴长芝家，将搜集到的军事情报，亲自送给地下“民联”负责人之一吴艺五，再由吴艺五送给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转送解放军。
解放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展开殊死决斗，决定了中国的未来何去何从。而吴石就是扎入国民党“心脏”的一颗铆钉，他利用身居高层的特殊身份，进行军事核心机密的收集和传递，发展组织骨干，策反国民党上层人士，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特殊贡献。
1948年6月，经吴石关照，他的好友、中共情报系统重要成员吴仲禧被派往“徐州剿总”，顺利收集到《徐州剿共总情况》。这一重要情报详细介绍了徐州“剿总”的范围、所辖绥区、主官姓名、兵力配备、“剿总”之作战意图等，被确认是“淮海战役前解放军获得的最早又是比较全面关于徐州一带敌情的情报”。
吴石协助中共地下组织策反第二舰队司令林遵，促成林遵率领30艘舰艇毅然脱离反动阵营。林遵起义，作为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海军最大规模的舰艇集群起义而青史留名。
国共和谈破裂后，解放大军横渡长江，转战上海，挺进东南，吴石为这些战役提供了重要军事情报，如《国防部全国军备部署图》《沪宁沿线军事部署图》等核心情报。
抵榕后，在中共中央社会部福建特派员谢筱迺的协助下，吴石向中共提供大量重要情报。其中有：蒋介石在京、沪、杭解放后的“全国作战部署”，特别是台湾及东南的部署及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动向情报；国民党军在福建省的战斗序列、在福建整编后的主官姓名、福建“绥署”的兵力统计等情报。这些情报都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通过巧妙的设局和解套，借助组织的力量，吴石一次次地把情报送到解放区。
1949年6月，吴石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派遣，准备赴台潜伏，配合解放军解放台湾。
离开大陆前，吴石还有两份重要材料想让吴仲禧转给中共华南地下党组织。吴石由福建先后到广州、香港来找吴仲禧，转交他手中的重要情报：
关于国民党军队留存西北各地的部队番号、驻军地点、部队长姓名、现有人数和配备、准备整编的计划等；国民党部队在长江以南川、滇、湘、粤、闽各省的部队建制和兵力等长达几十页的绝密材料。（这些军事绝密档案298箱，其中有价值连城的“末次资料”775辑，1984年被历史学专家鉴定为孤本珍贵文献）
吴石告诉吴仲禧，他很快就要离开大陆随蒋部到台湾。吴仲禧劝他留下，再考虑考虑，到台湾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
吴石坚定地说：“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
他接着说，为了避免嫌疑，他的夫人和两个小儿女也要一同去台湾。大儿子、大女儿留在大陆，请吴仲禧在必要时给予照顾。
几天后，吴石奉派与何遂一起潜往台湾，执行任务。
何遂到台湾联系工作后，返回上海，吴石则留了下来。以他原来的身份，很快就当上了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以此为掩护，在险恶的环境下为中国共产党工作，情报工作极富成效。短短的时间里，他就扩展了地下活动的范围，江南（刘宜良）在《蒋经国传》中说：“吴石在台湾的特工工作，遍及东南长官公署、保安司令部和空军部队。”
1950年春，中共台湾工委暴露了，为紧急撤离疏散，吴石秘密地为撤离的中共党员办理通行证。中共台湾工委有一位女同志，是国民党原海关总税务司丁贵堂的儿媳朱枫（朱谌之），由于组织遭受破坏，不得不紧急撤离。她所持的通行证，正是吴石办理的。
朱枫持着吴石办好的通行证，辗转到了舟山（当时仍由国民党军队占据）。但是，国民党特务多方追查线索，终于查出了这张通行证的来源。
在搜查吴石家时，特务搜出了秘密电台。至此，“罪证确实”，吴石于3月1日夜被捕了。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于6月10日英勇就义于台北马场町。就义前他从容吟诗：“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用生命写下惊天地、泣鬼神的浩然正气之歌。为了在台有关人员的安全，吴石的地下工作者身份始终是绝对保密的。吴石在台湾被害23年后，1973年10月29日，中央有关部门给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发函，证明“吴石同志为革命光荣牺牲”。河南省民政局于1973年11月15日批准吴石为革命烈士，并发放抚恤金。此项抚恤金，由吴石烈士在大陆的两个子女，作为党费全部上交。吴石烈士有四个子女，其中两个在大陆。长子吴韶成是中共党员，曾任河南省冶金厅总经济师；长女吴兰成也是中共党员，在北京中国医学院工作。吴石将军的噩耗传来，当时已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部长的何遂将军认为吴石是替自己去牺牲，因此据理力争吴石身后的待遇，聊以慰忠魂。但华东局有关部门负责人对吴石的冷漠态度，令何遂将军感到不解，以致爆发严重的心脏病，出院后以身体欠佳为由，辞去司法部长职务，后任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吴石有一子一女留在大陆，长子吴韶成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系，高级经济师，是河南省冶金建材厅总经济师。长女吴兰成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他们长期承受外界的误解甚至迫害。文化大革命中的1972年，吴韶成写信向中央申诉。周恩来看信后，会同当年中央军委主管何遂、吴石两位将军单线联系的叶剑英元帅，力排众议，报请毛泽东批准，于1973年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吴石的后人，大儿子吴韶成和女儿吴兰成才得以解脱困境。“力排众议”四字证明当时还有人企图掩盖事实。但这些人已经不能一手遮天了，所以周恩来得以采纳罗青长（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建议，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吴石夫人王碧奎女士当年也受牵连入狱9年，经吴石故旧多方营救才被释放，独自含辛茹苦抚养尚幼的一子一女，直到1980年5月才得以移居美国洛杉矶。翌年冬，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吴韶成、吴兰成赴美探亲，分离近40年后骨肉终获团聚。1991年12月10日，罗青长接见吴石子女时的留影
蔡孝乾，1908年生于台湾彰化县花坛乡，1924年至1925年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受到瞿秋白、任弼时等人的思想影响，参加了进步青年组织的上海台湾青年会。1926年7月蔡孝乾返回台湾，宣传革命，帮助组织了台湾文化协会左翼。1928年4月当选为台湾共产党（即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中央委员、常任委员，负责宣传部工作。1926年8月，蔡孝乾离开台湾到大陆；1932年4月离开福建漳州到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列宁师范学校（团校）任教，参加反帝同盟。1934年1月作为台湾代表参加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任反帝联盟（后改为抗日联盟）主席。抗战爆发后，蔡孝乾到八路军总部工作，随总部赴抗日前线。1938至1939年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后调回延安工作。1946年7月蔡孝乾回到台湾，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参加发动彰化永靖乡农民减租斗争、台北机务段员工运动等。1949年9月蔡孝乾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1949年4月6日，台湾工委发动了反美、反蒋的学潮。3个月后，有人在台北台湾大学校园里散发地下党的机关报《光明报》。蒋介石紧急召开阳明山会议，3天后，保密局特务抓到早先在台湾大学校园散发《光明报》的4个学生。一个叫戴传李的学生供称，报纸是他妹妹戴芷芳拿给他的，而把报纸交给戴芷芳的是基隆中学校长、中共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8月14日凌晨3点30分，保密局派出3个行动小组，进入基隆中学校长寓所，逮捕了钟浩东，同时搜出了印制《光明报》的器材及大量有关宣传资料。钟浩东历经了3天3夜的连番讯问，表现得十分坚强，但夜以继日地讯问使得他有些精神恍惚。一天，钟浩东忽然反问讯问他的谷正文：“老郑怎么样？”虽说后来钟浩东一直不肯说出“老郑”是谁，但谷正文心里明白，“老郑”肯定是中共在台湾的头面人物。10月，地下党高雄市工委负责工运的李汾在参加完秘密会议后，被保密局特务抓住了，他供出了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陈泽民。特务随后对陈泽民实施了抓捕，经严刑拷打，陈泽民说出了“老郑”的住址：台北市泉州街26号。但当特务赶到此住所时，已空无一人。1950年1月29日，在“老郑”住所长期蹲守的特务抓到一个40多岁的男子。此人报了假名字和假身份，被关押期间要求提供美食。谷正文回忆说，自己一眼便看出此人有追求享受的弱点，便让人天天给他买饺子。一星期后，此人说：“想着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并指定要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西餐厅的牛排。吃完牛排后，此人说为表示感谢，可以带他们去共产党的一个据点。特务让他带路，结果此人走进一个黑暗厂房时，突然跑掉了。此后，谷正文已经确认此人正是蔡孝乾，也就是他们一直寻找的“老郑”。2个月后，谷正文又掌握了蔡孝乾在“老台共”时的一些关系。通过追查拷问，谷正文得知蔡孝乾已躲往嘉义农村，便派看押过他的特务去查找。为了避免显眼，特务们换上农民服装，却在当地的乡间路上远远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追上去一看正是“老郑”。经查问，原来他在乡下躲藏2个月，感到清苦难耐，想到镇上西餐馆吃牛排解馋。蔡孝乾叛变后，在一周内便供出所有的名单资料，造成包括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在内的400多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逮捕，导致台湾工委下属组织全部被破坏。从1949年8月到1950年3月初，保密局一共破获了80多件“中共间谍案”。其中因为蔡孝乾叛变被抓捕讯问、清查的关系人，竟达1800多人。叛变后，蔡孝乾加入国民党，任台湾当局防务部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1956年任台湾当局防务部门“情报部”研究室少将衔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1982年10月在台湾病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