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世纪，中国就将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来欣赏，出于欣赏的需要，鉴赏家与收藏家们就对书法作品提出了一个复制的要求，因此，在4至5世纪，中国人已经能用手工制出旨在忠实于原作的精确复本(傅申——《海外书迹研究》）。如今由于岁月磨砺、流传散失等原因，许多原作或许早已不存于世，而后人根据原作精神尽力复刻、还原的摹本因其制作者精湛的手法以及对原作神韵的精准把握，即被认定为“下真迹一等”，也是对制作者技艺的最大认可。浙江大学出版社《宋画全集》《元画全集》副主编、责任编辑李介一先生带领的团队历经五年不断打磨，总结出一套独特的的艺术图书制作经验，以“下真迹一等”为目标匠心打造《中国法书》丛帖，力求在目前的技术工艺上还原原作精神面貌与时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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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书》丛帖选取历代著名书家的书法作品，涵盖从晋唐到明清十八位书法大家之代表作。首辑20册包含：
王羲之《寒切帖》《行穰帖》
黄庭坚《赠张大同书》
黄庭坚《王史二氏墓志铭稿》
米芾《虹县诗》
赵孟頫《湖州妙严寺记》
鲜于枢《御史箴》
康里巎巎《梓人传》《杂诗》
王阳明《君子亭记》
文徵明《西苑诗》
祝允明《千字文》《前后出师表》
徐渭《淮阴侯祠》
陈淳《秋兴八首》
董其昌《乐毅论》《秋兴赋》
董其昌《项墨林墓志铭》
董其昌《行书二种》
黄道周蔡玉卿《行书合卷》
张瑞图《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诗》
王铎《临王献之帖》《杂书诗卷》
傅山《小楷金刚经册》
陈洪绶《自书诗册》
其中，多位历代名家题跋、印痕初次完整呈现
包括鲜于枢《御史箴》、王铎《杂书诗册》等十余件作品首次印刷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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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作工艺与印刷还原度来看，此次20册图书皆可视为首次发表，因其与以往之印制具有天壤之别。
是继《宋画全集》《元画全集》之后，图书仿真印刷艺术的又一次长足进步！
古人使用“硬黄”、“响榻”等技艺以原作为母本制作摹本，此次发行的王羲之《行穰帖》《寒切帖》即是唐代摹本，在我们的印刷成品中，可以充分感受到唐人“硬黄”纸的典型质感。制作团队历经数据采集、图像处理、印刷成册等工序，借助先进印刷技术与理念，使《中国法书》丛帖完美呈现。
此次《中国法书》丛帖有以下传承与创新之处
《中国法书》丛帖内文采用特别定制特种纸，具有低反光、高分辨率的特点，可以完美地控制网点扩大率在标准范围之内。
同时内文用纸采用特殊涂布工艺，将涂布与纸基完美融合，既保留了原纸的质感，又能胜任超高精度的仿真印刷，且原纸的丝向、送厚度及抗拉性也较市面其他同等级用纸有明显优势。在多角度、不同光线条件下仍然不影响观赏体验，得益于定制特种纸的运用。《中国法书》丛帖采用日本涌水高等级油墨，其价格是目前通用油墨的6倍左右，此油墨具有淡墨清亮能见厚度、浓墨通透不失层次的特点，是一款印制书法作品的极上等墨。印刷版材采用德国AgfA最高等级CTP版材，充分保证出版网点的阶调完整性，四开机胶印平整度大大优于对开机，但相应成本也增加一倍以上。《中国法书》丛帖全程使用杭州四色印刷有限公司四开机印制现有入编作品皆从原稿高精度拍摄，部分采用8*10英寸技术相机，部分采用丹麦飞思数字后背拍摄，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CCD后背拍摄，以保证中间调层次的完美体现。印刷色彩管理的国际标准ISO-12647-2为参考，结合德国Fogra，以及美国G7色彩匹配方法，生成符合特种纸张、特种油墨的独一曲线，贯穿整个制作、校色、打样、出版全流程中，并始终严格执行并定时校正。采用与《宋画全集》一致的10微米调频网印刷工艺，挂网数约为680线，是目前普通200线印刷的三倍有余。保证高精度印刷的同时定制纸张的申放达到惊人的50%，即成品1000册，印刷用纸1500册。外盒采用两层白卡纸与具有防水性的水洗纸复合装裱而成，具有轻便、防水、耐磨、应力持久均匀的特点。内封选用经典仿古纹样，手工装订并内衬高强度海绵，保证长时间翻阅、握持的舒适性。《中国法书》丛帖入编作品选自天津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及海内外著名私人藏家的藏品，印刷复制过程中旨在尽量保留原作气息、传达原作精神，为读者开辟一条通过印刷品直观感受古代书法真实面貌，理解古人笔墨精神的道路。王羲之唯一海外墨迹藏品与晚年名迹——王羲之《行穰帖》《寒切帖》黄庭坚于海外稀有晚年大字精品——黄庭坚《赠张大同书》
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王羲之《行穰帖》王羲之真迹不存，而今只有摹本传世，这是学术界普遍认为的现实。经启功先生考证，王羲之书迹摹本最为可靠的尚存九卷：“一、《快雪时晴帖》，二、《奉橘》等三帖一卷，俱在台湾，三、《丧乱》等三帖一卷，四、《孔侍中》等二帖一卷， 以上俱带名款。还有五、《游目帖》， 俱在日本虽不带名款， 但见于《十七帖》中。近三十余年中发现的重要唐摹本首推六、《姨母》等帖一卷，在辽宁，七、《寒切帖》，在天津，以上俱带名款，还有八、《远宦帖》，在台湾，虽不带名款，但见于《淳化阁帖》，九、《行穰帖》（在美国）。其中《行穰帖》是流失与西方的唯一一件，傅申先生评说“有了这件珍品，西方的中国书法藏品的地位随之大大提高”。《行穰帖》初见于晚唐张彦远《法书要録》之《右军书迹》，原帖三十二字，当时已有残缺，存三十字，张氏作释文：“足下行穰九人还竟应快不大都当任县量宜其令口口因便任耳立俟王羲之白。”北宋徽宗年间此帖收归御府并录入《宣和书谱》，前隔水徽宗亲笔瘦金书“王羲之《行穰帖》”六字，并钤“宣和”连珠玺，后隔水钤有“政和”、“宣和”二玺，而徽宗亲书因年久磨损原本不复可见，《中国法书》团队通过技术手段尽可能复原了题签内容，使读者如今得以一览徽宗手迹。徽宗手书题签（图书局部实拍） 真迹题签部分已磨灭肉眼难辨，《中国法书》团队通过技术手段复原可见“王羲之行穰帖”。北宋亡，此帖辗转金章宗内府，及至明代，流入嘉兴项元汴天籁阁，相传项氏帖后题有数行，后被割去，张丑《清河书画舫》提及此帖时称“项子京家《行穰帖》”可证曾藏与项家。后归韩世能，韩世能曾为董其昌馆师，且其子韩逢禧与张丑交往甚笃，因此张、董均有机会得见此帖，我们从董其昌所作三段题跋就可想而知玄宰在好友手中见到此帖时是怎样的心情了。第一段跋作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冬，董氏五十岁：宣和時收右軍真跡百四十有三（按：應作二百四十有三），《行穰帖》其一也。以《淳化官帖》不能備載右軍佳書，而王著不具玄覽，僅憑仿書鋟版，故多於真跡中掛漏。如《柏（按：應作桓）公帖》，米海嶽以為王書第一，猶在《官帖》之外，餘可知己。然人間所藏不盡歸禦府，即歸禦府，或時代有先後。有淳化時未出，而宣和時始出者，亦不可盡以王著為口實也。此《行穰帖》在草書譜中諸刻未載，有宋徽廟金標正書，與《西升經》、《聖教序》一類，又有宣和、政和小印，其為內殿秘藏無疑。然觀其行筆蒼勁，兼籀篆之奇蹤，唐以後虞、褚諸名家，視之遠愧，真希代之寶也。何必宣和《譜》、印，傳流有據方為左卷耶！萬曆甲辰冬十月廿三日，華亭董其昌跋於戲鴻堂。此跋写于拖尾白纸上，详细交代了董其昌所见《行穰帖》之来历，以及给出了此帖的鉴定意见：右军佳品。或许是仍不过瘾，董其昌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五十五岁时以大字草书写下第二跋：此卷在處，當有吉祥雲覆之，但肉眼不見耳！己酉六月廿六日再題，同觀者陳繼儒、吳廷，董其昌書。(字帖题跋实拍)第二次跋相比第一次行笔更加自由、书展，可想定是与好友同观此帖时兴之所至，挥毫落下这文书俱佳的一段跋语。董氏第三次题跋落在两跋之前，因此曾被误认为是第一跋，但与之写于《乐至论》自跋对比，根据杨元铮先生的研究《行穰帖》跋语应该较晚。有意思的是这段跋语的内容提及苏轼题于《送梨帖》诗句：“家鸡野鹜同登俎，春蚓秋蛇总入奁。君家两行十二字，气压邺侯三万签。”这首诗的本意是赞赏王子敬之父王羲之的笔法厚重凝秀，米芾《书史》记录东坡题此合卷本末颇详：王献之《送梨帖》云：“今送梨三百颗晚雪殊不能佳。”⋯⋯跋尾半幅云：“因太宗书卷首见此两行十字，遂连此卷末，若珠还合浦，剑入延平。太和三年三月十日，司封员外郎柳公权记。”后细题一行曰：“又一帖十二字连之。”余辨乃右军书，云“思言叙卒何期但有长叹念告。”公权误以为子敬也。⋯⋯盖能书者未必能鉴。余既跋定之，苏子瞻于是跋诗曰：“家鸡野鹜同登俎，春蚓秋蛇总入奁。君家两行十二字，气压邺侯三万签。” 相传“李泌父承休，聚书三万余卷”，韩愈诗亦可为证：“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可见苏轼援引韩愈诗来赞赏王羲之《思言叙》帖，而董玄宰又引东坡诗来褒奖《行穰帖》：
東坡所謂“君家兩行十三字（按：蘇軾原詩為“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者，此帖是耶？董其昌審定並題。之后董其昌又将《行穰帖》归还韩世能之子韩逢禧，并换得李唐《江山小景》图，乾隆有诗曰：“行穰答韩情，江山归董守。”此帖易主后，玄宰晚年仍念念不忘，《容台别集》中有云：“余曾有右军《行穰帖》真迹十五字，正是《十七帖》一种书。”韩逢禧之后，此帖流转于吴廷、周敏仲，归安歧后散入清内府，乾隆十三年（1748）引梁武帝评语御笔亲书“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八字，及其另外两跋此处不作深入探讨。此帖有宣、政印迹，可知为宣和原本，但《宣和》谱中时常混有伪作。明人张丑《清河书画舫》中提到《行穰帖》有此结论：“唐人硬黄临本，定非真迹。”如今借助高清摄影技术我们可以比较轻松地看到原帖笔画中有明显的勾摹痕迹，傅申先生指出：“经过仔细研究，可看出《行穰帖》是一篇杰作，它综合运用了“单笔”和“廓填”法。如果原迹中的笔画有一尖锋，复制者亦试图再现这一现象。”当时的复制者使用“硬黄”作为材料，尽可能细致地还原了原帖中的细节，像“人”、“还”等字露出的贼毫，以及第二行末尾一字中间一处模糊的墨痕，表明原作有修补的痕迹，而独具匠心的复制者保留了这些细节使得摹本更加接近原作的书写状态，不仅如此，从摹本中我们可以看出复制者试图再现原作的墨色变化，通过相应的调整表现出原迹笔画的轻重与墨色的浓淡。《行穰帖》复制者用几可乱真的技术精心制作了硬黄摹本，以致乾隆题此帖“王羲之《行穰帖》真迹”，并称“非钩摹能比”，从上文中可知乾隆所题有误，但亦可看作对制作者的一种褒奖。与王羲之早期作品《行穰帖》相比，《寒切帖》显得平淡冲和，更像晚年之作。《寒切帖》系流传有序的王羲之法书名帖之一，北宋初年刻入《淳化阁帖》（卷七），宋徽宗《大观帖》（卷七），明代《宝贤堂帖》（卷四）、《玉烟堂帖》（卷十）、《二王帖》（卷上），清朝《临苏园帖》（卷二），此帖尾部有娄坚题跋，称其为《廿七帖》。后隔水上有董其昌跋，是王羲之末年书且有确切纪年可考者。《行穰帖》结体圆浑肥美、笔法遒劲，《寒切帖》苍劲老辣，董氏评此帖“钩摹精良，章法天然，毫无刻意经营的痕迹，用笔简淡，所谓‘不疾不厉而风规自远’”。《行穰帖》、《寒切帖》作为王羲之墨迹摹本，同样是勾摹精良、笔意传神的传世名迹，因创作时期、勾摹技法、保存状况的不同，呈现出不一样的风格面貌。《行穰帖》、《寒切帖》局部（实拍） 对比可见二帖材质、质感表现明显不同在制作时要把握《寒切帖》简淡、深远的意境就不能一味强调墨迹的清晰度，应该更加注重对于原作整体气息的还原，使其与丰润的《行穰帖》拉开应有的差距，这也是《中国法书》丛帖制作团队秉承的理念——以“下真迹一等”为目标还原原作精神而不是一味迎合需求。北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过半百且患有腹心之疾的山谷老人接见了前来拜访他的外甥，还为其抄写了一段韩愈《赠孟郊序后记》并题写长篇跋语相赠，此时被贬谪在戎州两年的黄庭坚正值政治生涯的谷底，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巴蜀地区饱受心理与生理的双重折磨，不知是遗憾抑或是幸运，在完成这一件不朽杰作的五年左右时间后便与世长辞。黄庭坚自幼聪慧过人，其舅父将其认定为“一日千里”的神童，对于一位二十二岁得中解元、二十三岁进士及第的才子在科举之路上可以称得上一帆风顺，此后结识文坛领袖苏轼并拜在门下成为“苏门四学士”之首，想必此时一定是鲜衣怒马、意气风发地渴望成就一番事业，可他应该不会想到，其担任实录院检讨官时所编校的《神宗实录》在日后会成为被攻讦的把柄。当时王安石新党的章惇位居宰相，在哲宗授意之下以《神宗实录》带有诽谤为名打压报复苏轼及一衆旧党，本该仕途坦荡的起居舍人、秘书丞提点明道宫兼国史编修官黄庭坚的官途便急转直下，先是绍圣二年（1095）贬于黔州（今四川彭水），而朝中言官似乎认为所贬地方条件太好，于是再次进言将黄庭坚移置戎州（今四川宜宾），可以想象一贬再贬对于一位曾经的天之骄子是何种的打击。在初次贬官之时，黄庭坚游历至江西黄龙山，感到自己以往的书法中棱角太多，于是使用圆转多于方折的笔法、精良的笔墨书写一千七百字成就书法巨作《廉颇蔺相如列传》，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这篇文章讲述了两位将相不合，但能“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故事，因无意中卷入朋党之争而遭贬斥，因此选用此篇文章来书写，想必是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当贬谪到四川戎州，其外甥随母前来探望，黄庭坚为其书《赠张大同书》，这是他的五件大字作品之一，体现了他书法艺术的顶峰之貌，也是他晚年书法境界的集中体现。此为纸本长卷，纵34.1厘米、横552.9厘米，凡四十五行，一百七十二字，字字珠玑，如吴宽所评“老气勃勃，觉不可当”，从中不光可以领略山谷老人晚年时期志未满而身先老的长恨之情，字里行间又透露出廉颇老矣大志尤在的不屈之心。《宋史·黄庭坚传》有载：“绍圣初，出知宣州，改鄂州。张惇、蔡卞与其党论《实录》多诬，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问，摘千余条示之，谓为无验证。既而院吏考阅，悉有据依，所余才三十二事。庭坚书‘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至是首问焉。对曰：‘庭坚时官北都，尝亲见之，真儿戏耳。’凡有问，皆直辞以对，闻者壮之。”相传黄庭坚十五岁就读书成诵，二十二岁乡试摘得解元，二十三岁进士及第，二十八岁京学官试名列前茅，又结识当世文坛领袖苏轼，成为“苏门四学士”之首，真可谓前途无量，可想如若不是哲宗时期党争为祸，这位宦海新星封疆拜相也并非难事。黄庭坚的贬谪之路从涪州（今四川涪陵），安置于黔州（今四川彭水），或许是对手认为以黄庭坚的学识能力如果对其留有余地则尚能翻身，于是有言官进言所贬谪的地方条件太好涉嫌违背法令，绍圣五年（元符元年，1098）以避嫌为由再次将黄庭坚移至戎州（今四川宜宾），从上殿听封的天之骄子到一贬再贬，黄庭坚的人生境遇对他的身心、信仰乃至文艺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外甥曾为舅父黄庭坚画像，并请黄庭坚自提赞语：“秀眉广宇，不如鲁山。槁顶黄馘，不如漆园。韬光匿名，将在双井。谈玄说妙，热谩两川。枯木突兀，死灰不然。虚舟送物，成百漏船。”黄庭坚年五十六时赠外甥张大同书中言及自身“时涪翁之年五十六，病足不能拜，心腹中蒂芥，如怀瓦石，未知后日复能作如许字否”，又称“然颇为诸少年以文章翰墨见强，尚有中州时举子习气未除耳”，流露出与自画像诗赞中相同的无奈之情，如果单纯以文来说，似乎更令人感觉象是历经种种后对宿命的悲凉、无力之感，可是观《赠张大同书》之字，却别有一番体会。![]()
黄山谷自评其书法：“山谷在黔中时，字多随意曲折，意到笔不到。于僰道舟中，观常年荡桨，群丁拨棹，乃觉少进，意之所到，辙得用笔。”或是天意或是人为，仕途上的曲折为黄庭坚艺术上的高峰成就提供了条件，谪居巴蜀之时涪翁词作六十余首，占山谷作词总数三分之一，在书法上更是获得了飞跃，故宫博物院藏《跋苏轼寒食诗卷》《诸上座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庞居士寒山子诗卷》、国家博物馆藏《牛口庄提名诗》等传世佳作均集中产生于戎州直至放还离开巴蜀的近三年之中，可以说黄庭坚此期间在书法上达到了“人书俱老”的艺术境界。在山谷老人写给外甥的题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在船夫荡桨拨棹中领悟到的笔法之精妙，变化丰富的用笔、通透润泽的墨色是我们可以从这件作品中体会到的最直观的感受，因此在印制的过程中每一个细节的缺失都有可能破坏这件作品的整体气韵，可以说大字书法作品的印制对制作团队的水平要求更高，因为印刷过程中的优缺点都会得到放大，所以此件《赠张大同书》的制作对于团队是一个考验。通过数十次的调整和不断试错，李介一老师领衔月轮山堂团队终于找到了既能体现大字气息又接近原作而不至于失真的平衡点，老道的用笔与丰富的墨色相辅相成，表现线条变化的同时兼顾纸色与墨色的充分融合不脱节，翻开书页感受扑面而来的山谷老人独有的大字气息。![]()
《赠张大同书》局部实拍从材料上，《中国法书》丛帖选用国产油墨成本4-5倍的进口油墨，加上特种订制印刷纸张，考究的材料才能全面体现《赠张大同书》的大字风貌。相比小字书法作品，此卷墨色更为丰富，如何在印刷品中体现山谷老人精良的笔墨，既是此件作品的看点，又是难点。
《赠张大同书》局部实拍 笔路清晰可见、墨色层次分明《中国法书》丛帖追寻墨色与纸色自然融合，体现用笔与材料的特点。墨色并不是浮于纸面，而是更接近于真迹的书写质感。著名学者推荐（按姓名拼音首字母排序）
李介一先生以高超的技术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将中国法帖出版印制推向新高度。
——白谦慎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
《中国法书》选刊毫无悬念地刷新了人们对丛帖的认知。它以《宋画全集》的编纂经验为可靠基础，并升级制作印刷工艺，将直接拍摄的古代作品与当今最好的技术精准匹配，体现出主事者十分可贵的独特理解。选刊为读者搭建了一条真切体会法书原作气息、神韵的方便通道。（原浙江省书协主席，浙江文物局局长）
极致精美的《王羲之行穰帖寒切帖》等一组二十种古代经典法帖，由书画出版印刷专家李介一先生主持，月轮山堂出品、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实验室、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初看了各册成品书后，除了叹赏它细致入微丝丝入扣逼真无瑕的墨痕、纸色、肌理、气韵之外，更有一个判断：李介一兄的本意，应该不仅仅是为广大书法爱好者临习书法时提供一个顶流的经典范本，因为随着这二十年的高科技飞速发展，坊间以高清技术印刷的字帖，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了。介一兄的努力虽是优秀，原本也不过是几十种优秀中的一种，如是而已。但由是我反而产生了一个疑问：他此举的立场和目标，究竟是希望出版一种好的字帖（书法）供大众选用？还是更希望复原古法帖（文物）供学人收藏赏玩兼可临习？从《行穰帖》《寒切帖》本幅均只一小页而用诺大篇幅记录题跋、鉴印、裱式的连篇累牍不厌其烦，我忽然悟出了编者的良苦用心：他是要复原这些过去曾经深藏内宫秘不示人的极世珍品之完整无缺的全部样貌。一卷一册在手，就如宫藏原物跃然眼前一样。故尔，与其说本套法书的编辑，关注点在书法大众的法帖临习（它并不需要题跋鉴印裱式的加持）？不如更确切地说。是兼有高端法帖练习范本但更强调珍稀文物名迹的复原传真且以观赏者学习者的审美感受体验为更高境界。法帖志在“应用”于书法技能习得。而法书名迹重在“赏美”+习字应用+文物收藏考证。摩挲体悟，得天地古今之气韵。如此三美并举，吾于李介一兄之深厚用心，必作如是观。（中国文联副主席，浙江大学教授，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最近看了李介一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中国历代法书丛帖，我的第一反应这批帖子是我头脑中优秀法帖的样子。它有着非常独特的优势：作为艺术品印刷的各种元素的平衡性，既完整地呈现作品的基本面貌，又具有更多的细节微妙地透出原作的意韵。追求艺术出版极致品质的习惯已经在他的工作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次他主编这套二十册的中国古代法书选辑，充分体现了他对书法艺术作品的技法表现和趣味判断的敏锐度，并以印刷技术的多重方法综合、高质量地呈现这套佳作。如普林斯顿大学收藏的王羲之《行穰帖》一册。他把《行穰帖》作为唐代最好摹本之一的那种韵味，用圆润浑厚且内敛的印刷风格表达出来。有趣的是，在《行穰帖》后面的题跋当中，尤其是对于董其昌的多次题跋，又把它印制得非常微妙，那种飘逸而又有差异的笔墨展现得非常完美。帖子让我们看到了董其昌面对王羲之虽然潇洒但又有所节制的趣味，可以说恰到好处，唤起我十年前在普林斯顿安静拜观原作的那种感受。纵览每一册法帖的编纂，一方面是内容的完整性，从引首到作品本幅，再到题跋印鉴，一应俱全。另外一方面则是作品笔墨细节和艺术趣味的完美再现，让读者在明了作品大的结构和笔墨特点框架以外，能够通过精微的细节体会，来还原作品书写过程的时间性特征，并最终形成整体的、具有生命活力的作品形象。——金晓明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研究员，《宋画全集》副主编，《元画全集》首席专家）
这套《中国法书丛刊》从纸张、印刷、装帧，每一环节无一不精，无一不美，令人爱不释手！翻开内页，墨色层次感完全呈现，原作的气息扑面而来，令人叹为观止！浙江大学出版社李介一工作室树立了法书出版的新标杆。（原浙江大学副校长）
《中国法书》丛帖是李介一先生的最新作品。他告诉我，这套书从选纸、调色、试样到印刷方案的确定，花了三年半的时间。介一对法书的印刷还原近乎苛刻，这是因为他从物质性尤其是墨色的鲜活中体会到了法书的真正趣味。与原作相比较，《中国法书》丛帖几能乱真，可称“下真迹一等”，无疑是同类图书中的精品。（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画全集》首席专家、浙江大学出版社副编审李介一老师带领制作团队历时五年攻克多重技术难关，使《中国法书》丛帖完美呈现中央电视台栏目组在《中国法书》印制现场——杭州四色印刷有限公司进行探访 末学有幸看到了《中国法书》的装订样书，其制作工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开本小巧，拿取翻阅十分轻便；排版设计，兼顾临帖与读帖；特制用纸，触感温润而不割手；墨色细腻，能够近距离感受书法的节奏与气息，等等。 非常高兴与主编进行了深入交流，李老师的治书出版理念令人动容，未来将会以视频的形式和书画爱好者们分享谈话内容，共同学习。——九度山人（书法教育实践者、“九度书法”创办人）《中国法书》丛帖纸张材料支持：浙江蓝碧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情感泛滥的网络时代，最流通的是数字情怀，最缺乏的是身体力行。纸现场力图通过“纸”打通人与技术、理论和经验的隔阂，结合设计师/艺术家的设计元素、理念，以艺术纸张为载体，在传统大批量印制日渐式微、艺术纸短板印刷层出不穷的背景下，纸现场正视当下多元化需求的解决之道。借用欧洲公知艾柯的话来说：纸作为阅读的载体，永不可能被超越和替代。《中国法书》丛帖印刷制作支持：杭州四色印刷有限公司为使您详细了解上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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