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酗酒”似乎只是生活中的、最多涉及社会治安之类的具体事情，但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却把它作为执行党的“加速发展战略路线的重要内容。1985—1988 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禁酒运动”。
关于这场运动的意义，也写进了刚制定的《苏联共产党纲领》：“党认为始终不渝和坚定不移地和违反劳动纪律、盗窃和贿赂、投机和不劳而食、酗酒和流氓行为、贪赃枉法、阿谀奉承和讨好行为等现象作斗争具有头等意义。”
根据这个精神，1985年5月7日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决议，规定每年减少甜酒产量3亿升，葡萄酒2亿升，果酒则应从1988年起全面停止生产。
当年9月18日苏共中央再作出《关于消除酗酒现象措施的决定》，决定进一步降低果酒产量，乃至逐渐减少白酒的产量，达到每年减少伏特加酒和甜酒生产的10%，五年内减少一半。
一个大规模的禁酒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各种酒类开始从销售商店撤下来，各种官方正试宴会上也不准上酒。仅在1985年下半年全国酒类销售商店已从23.8万家减少到10.8万家，减少了55%。在国内一些地方减少得更厉害。在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哈萨克、吉尔吉斯、摩尔达维亚等共和国的一些地区甚至建立“禁酒区”，完全停止了酒类的销售。从全国范围看，凡有酒类出卖的食品店已减少71%，阿塞拜疆、摩尔达维亚等地高达90%。
过度酬酒确实是俄罗斯多年的积弊。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如果一个国家人均饮酒量超过8升是不好的，而俄罗斯人均饮酒量超过标准一倍。在20世纪80年代初苏共中央收到大量来信，主要是妻子和母亲写的，悲痛万分地咒骂使他们的儿子和丈夫丧失了生命并摧残了儿童的酬
酒现象。人们说，丈夫喝多少酒，他们的妻子和子女就流多少泪。许多科学家也警告：由此民族基因储备有退化的危险。至于酗酒对生产、劳动所造成的损害则更大。所以不能说“禁酒”一事本身有什么过错。
但仅仅过了几年，由于“禁酒”引发了国内重重矛盾，到1988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又作出决定，要求恢复全国的酒类生产。为期三年的“禁酒运动”基本上以失败宣告结束。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戈尔巴乔夫等人对重大决策缺乏周密的计划，以为仅凭一纸行政命令就可以解决几个世纪积存的问题，是导致这场运动失败的最根本原因。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禁酒”所带来的几方面后果。
破坏了国家对酒类实行的专卖政策。在大多数国家，由于出售酒类的高额利润，都是由国家对酒类买卖专控。仅在1984年，苏联靠酒税收入高达530亿卢布。1985--1988年，几年间，国库少收酒税至少达到了670亿卢布。而此时正在进行中的经济改革、结构调整和技术设备更新都急需大量资金。酒税减少必然造成改革的困难。
在所有制改革尚未启动的情况下，“禁酒”沉重打击了国家葡萄种植业和果酒生产的厂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苏联政府一直执行以葡萄酒和啤酒逐步代替白酒的政策，30年间葡萄种植业扩大了两倍。而在禁酒这几年间葡萄种植面积减少了几乎三分之一，关闭了1000家葡萄酒厂，使20来家啤酒厂的进口设备废置。
导致私人酿酒业的泛滥和走私现象的猖獗。人们不能不喝酒，国家禁止卖酒就到私人生产处买，导致私人酿酒遍布城乡各地。据1987年统计，私人酿酒的生产规模可达到人均3.2升。私人酿酒规模的扩大也使对酿酒原料食糖、果汁和果酱需求扩大，从而造成市场食糖果品供应的紧张，排队现象增加，人们对改革开始有了怨言。在此情况下“燕酒”运动不得不匆匆宣告结束。
还在计划“禁酒”运动时，苏联计委、商业部、加工工业部门的领导和一些农业专家曾竭力反对，认为这将使国家在预算方面丧失几百亿卢布，国家葡萄种植业也会遭受损失，许多酒厂的机器将要报废。但戈尔巴乔夫却认为不费很大的力气就可以革掉这“小小的”弊端，又能提高自己作为刚上台的总书记的威望，听不进专家的意见，把消除酗酒行为变成了试图禁止酒类的正常消费的一场闹剧。
曾积极主张禁酒的前苏共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后来在总结“禁酒”中的教训时，尽管肯定了其中也有成绩：“那些年出生率提高了，死亡率下降了，这在不小程度上是由于进行了反酗酒斗争”，但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只靠压服和行政措施，而没有采取教育措施和没有安排健康的休息，所以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靠搞运动的方式改变不了长期养成的恶习。
戈尔巴乔夫等人基本上仍是按照旧体制养成的习惯，工作方法和思维模式仍具有相当多的旧体制烙印，习惯于搞“大呼隆”的运动，而不注意尊重经济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