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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老师可能做梦都想不到，自己在六十几岁的年龄，还能重新翻红爆火，攻占年轻一辈的心房。
这不，在前不久的韩国签售会，余华老师刚出场，现场的欢呼声就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放眼望去，清一色都是稚气未脱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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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轻群体里，余华老师火到什么程度呢？
有人激动到地铁坐过了站；有人凌晨三点就出门排队；还有人二话不说，直接在现场打起了露天地铺……主打一个追星式签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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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顶流”、“摆烂大师”、“反PUA先行者”、“潦草小狗”……
作为中国文坛少有的“e人”，最近两年，余华的身上背负着太多标签。
而余华从“严肃文学代表”走向“网红团宠”的过程也颇具喜剧色彩。
他能收获年轻人喜爱的关键，恰恰在于这些不着边际的标签上。
从前提起余华，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活着》，是遥不可及的“文学家”，是与鲁迅同年代的文豪。时间久远到让部分网友开始质疑余华是否真的“活着”。然而事实证明，余华不仅好好地“活着”，还活成了一个6G冲浪选手。网友说他长得像潦草小狗，他转身就把头发剪了，结果挣扎无效：“本来以为是发型像，去剪了头。结果学生说，不是发型像，就是长得像。”采访时，对方问他为什么给《活着》这本书打9.4分，是不是有什么讲究？签售会上，读者想要一个“一辈子不上班”的签名，他反手就在扉页上写：认真贯彻了“把悲伤留给读者，把快乐留给自己”的理念。疫情期间，总是隔三差五做核酸的余华，对于笔下人物的姓氏越看越不顺眼，干脆把全家人的姓从“杨（阳）”改成了“殷（阴）”。在和罗翔的网络对谈中，文化人罗翔一脸迷弟地询问余华，为什么会给书中的女主人公取名“林红”：“我当时一看到这个人物，就想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不知道是不是？”同为文化人的余华不停战术性挠头，像极了上课忘带作业被抽查到的小学生，主打一个“你们开心就好”：外国记者发出灵魂提问：“法国作家和中国作家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区别就是法国作家用法语写作，中国作家用中文写作。”疲惫的工作日刷一刷余华的段子，烦恼瞬间“一剪没”，难怪年轻人这么爱他。幽默乐呵的小老头形象，难免让人将余华归类为乐天一派。他对于苦难，有着自己的感悟，对于消解苦难，有着自己的智慧。余华用“活着”两个字为书命名，因为他太懂得这两个字对于普通人的重量：在这之后，余华并未迅速收获名与利，反而为了养大与《活着》同岁的儿子，不得不开始写剧本养家糊口。“相对来说，写影视生活费用会挣得更多一点，但写电视剧很难受，是很痛苦的经历。”在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不停摸索着前行，被反复退过稿，遭受过犀利批评，一步步走到了今天。《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出版的时候，遭到了文学界的大规模批判。他们认为，一个先锋派的作家开始“与苦难和解”，这是对“先锋”的背叛，是限于流俗。呕心沥血的成果，翘首以盼的期待，在顷刻间轰然倒塌，打击可想而知。“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文学刊物的主编，公开说我们写的不是文学。”“我的作品发表和出版的历史，就是一个遭受批评的历史。”但余华鲜少提及被质疑的煎熬和低谷期的烦闷，相反的，他用幽默化解了这份稍显沉重的叙事：“可是，只要不让我回去做牙医，什么样的批评我都能接受。”他似乎总能避重就轻地将艰难的部分消解，用诗意对抗无序涣散的命运，绝不低头。所以在谈到从事文学写作的初衷时，他能乐呵呵地回答：“我当年努力写小说，就是为了过上一种不被闹钟吵醒的生活。”好友史铁生失去双腿后，所有人都避免跟史铁生说“走”和“跑”之类的字眼，生怕刺痛他。固然存在开玩笑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余华对于挫折四两拨千斤的智慧。在宣传签售的过程中，余华早年关于“写作是为了不拔牙”、“上班故意迟到2小时”等摆烂言论在网络上流传开来，完美击中了当代打工人的现状。再配合与莫言、史铁生、苏童等文坛大佬的“怨种兄弟故事”，猎奇的目光和流量顷刻聚集，让余华频繁登顶热搜，彻底翻红了一把。年轻人喜欢余华，不仅因为他是个快乐的“梗王”，更因为他是个摆烂的“懂王”。在遍地996的年代，他大胆开麦，对社会的“努力学”进行批判：“我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的年代。如果有人告诉你要努力工作，就会得到很好的回报，那是鸡汤，不是事实。”余华知道，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经济高速发展、百废待新的一个时期，社会充满活力，到处都是风口，只要肯努力就会有成功的机会。所以在面对年轻人“不上进只上香”的段子时，他说上香也是一种上进。签售会上，当有书迷问他如何平衡创作和生活中的情绪时，他说“累了就休息”。当专家批评“躺平”的态度是不思进取时，他在书展上回应：“如果退休算一种躺平，那我们可以认为躺平是一种社会制度，是允许的。”“只要他认为他的经历很值得，那他的人生就是幸福的。”在年轻人无法与平庸的自己和平凡的一生达成和解时，他告诉我们：点个【在看】，感谢余华老师带给我们的治愈瞬间，让我们和余华老师一起欢乐地“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