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中国人吗？是。
你爱中国吗？爱。
你愿意中国好吗？愿意。”
1935年9月17日，在当年的南开学校始业式上，张伯苓做了题为“认识环境，努力干去”的演讲，提出“公”“诚”“努力” 三条建议，作为每个学子应对国难的药方。
“爱国三问”的发出，如果仅仅局限于南开校史范畴，显然是掩盖了其跨时空的思想价值和穿透意义。此处，他反复提到的中国，在张伯苓“家国词典”里，不单纯是地理概念，或政体存在，而是中华民族历史存在的精神载体和血脉源头。
《从家国到家园：南开往事》——正是探寻南开爱国主义精神脉络的著作。本书思路开阔、穿越时空，兼顾真实性与文学性，以大量史实还原岁月现场，书写了种种血与火、欢与悲、泪与歌、初心与宏愿、爱国与担当的故事。同时，构筑了一个花开花落、人来人往的斑斓艺术长廊，从中可以领略到南开大学成立百余年来，严修、梁启超、张伯苓、胡适、梅贻琦、张彭春、周恩来、张学良、曹禺、陈省身、杨振宁、叶嘉莹等众多杰出人物的人生片段与爱国主义精神侧影。多元交织，情景再现，为读者带来了反思、追问、求索，以及对于未来的深邃梦想……
黄桂元，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一级作家，天津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第八届、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在百余家海内外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与批评文章三百余万字，部分作品曾被多家选刊转载。入选各种年度中国散文或随笔选本十余次，曾获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等，已出版长篇小说、文学评论集、作家评传、散文随笔集等十种。
1935年9月17日，在当年的南开学校始业式上，张伯苓做了题为“认识环境，努力干去”的演讲，提出“公”“诚”“努力” 三条建议，作为每个学子应对国难的药方。
始业式，现在的说法就是开学典礼。在这种场合，新同学最期待的便是校长现场的演说。张伯苓每每利用这个机会，向学子们宣示南开的办学理念，而强调最多的就是为国为公的精神追求。他的演说魅力别具一格，带有浓浓天津乡音的“大白话”， 通俗易懂却举一反三，层层推进，言浅意深，极富感召力。
张伯苓在这一年的始业式上，主要谈了两个主题：一是“认识环境”，二是“努力干去”。这里的“环境”指的是时局。那么，这一年的时局有了什么明显变化？最大的不同，就是国家、民族的危难日益严峻。九一八事变致东北沦陷后，日寇开始对华北的蚕食，且不断加剧。1935年以来，日本通过一系列蓄谋已久的军事行动，提出种种无理的要求，制造事端，得陇望蜀。而软弱的国民政府一再退让，并于 7 月与日方达成耻辱的 《何梅协定》，表示对日方“所提各事均承诺之”，致使国内人心大乱。
一直对日本野心保持警惕的南开大学，其处境日趋艰难，完全是可以想象的。张伯苓经与校董们商议，不得不将原定为 9月 11日的始业式推迟举行，其间专程赶赴南京，寻求国民政府和教育部的支持。回津一周后，张伯苓出现在始业式上，满怀忧患之情，做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演讲。一上来，他就表示，“今天藉这个机会，和新旧学生稍微谈谈现在的情形”，以寻求今后共同应对时局变化的策略，确立一种自觉意识和态度。接下来，张伯苓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声追问，令人动容：
现在，我给你们讲几句话：
你是中国人吗？是。
你爱中国吗？爱。
你愿意中国好吗？愿意。
最后，张伯苓语气坚定地告诉新同学：“现在局面这样，不用先生们讲，你们还不懂吗？还用我说吗？你们认识了环境，努力干。”这次演讲，让初入南开的学子们真切感受到国家的危难和南开人的责任，爱国意识愈发明朗。
“爱国三问”的发出，如果仅仅局限于校史范畴，显然是掩盖了其跨时空的思想价值和穿透意义。此处，他反复提到的中国，在张伯苓“家国词典”里，不单纯是地理概念，或政体存在，而是中华民族历史存在的精神载体和血脉源头。
第一问，“你是中国人吗？”意指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意识。个体生命哲学通常会追问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又要去到何处？这是形而上的终极追问，而在“你是中国人”的设问中，更多了一种民族认同与自我寻根之问和血脉归属感。这一问，是个体对自我的一种确认、描述和辨识，通过与他者的比较，找出真实的异同点，最终达到对“中国人”身份的清醒认同。
第二问，“你爱中国吗？”源于根植深厚的家国情怀，却又凝结为深沉的当下之问。在中华民族艰难成长史中，家国情怀一直是民族共荣的支撑点，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对国家有了充分认识，爱国才不是盲目的。这也是一种深刻的灵魂拷问，如是，必须通过爱国心这一“公共链接”，凝聚中华民族的理想、力量。也是在这篇演讲里，张伯苓要求学生们每天都要完成三次内心追问：“我真爱国吗？我自己对公家有好处吗？我自己对公家有害处吗？”这是展示家国情怀的一步步细化。
第三问，“你愿意中国好吗？”针对的是人们如何践行报国之志，属于具有前瞻性的未来之问。爱国从来都不是干巴巴的口号，而是烙印在灵魂中的信仰，把爱国行为最终落到实处。爱国没有大小、多少、前后之分，真正的爱国者必须要身体力行，将个人命运与国家盛衰紧密相连。一个人无论处于何等逆境，身在什么岗位，都要自觉融入爱国报国的责任担当，将爱国之心与爱国之力融为一体。
关键是，我们有对中华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吗？我们有对中华民族和传统文化知恩、感恩和报恩吗？
张伯苓是从常识性的做人角度阐释爱国精神的。成立南开系列学校之初，张伯苓就极富远见地制定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促使学生在读书的时候，就要开始培养自己的救国能力，在服务社会的时候，成为救国的有生力量。在他看来，许多人对于爱国意志的麻木和冷漠，症结源于私利作祟。不愿意有所作为，违背南开校训精神，表现为缺乏合作之“公”与做事之“能”。“爱国三问”正是针砭此种种弊病而有感而发，至今仍有镜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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