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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使信息生产和发布更加便捷，诸多健康类议题谣言利用互联网迅速扩散。本研究考察的健康类议题谣言是指未经核实却广泛传播的缺乏明确信息来源、混淆视听的错误、虚假的与健康相关的信息。健康类议题谣言的传播可能误导公众，危害健康，甚至造成集体恐慌，威胁社会稳定。针对谣言，有关部门会发布辟谣信息，即经过核实，对谣言中的错误信息进行纠正和澄清的信息。但辟谣信息相较于谣言的传播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在说服公众的过程中面对人们先入为主的认知偏差，甚至可能使人们更加相信谣言（Swire-Thompson et al.，2022）。辟谣信息的呈现方式是否与信息接收和解读机制相符，信息能否被阅读者有效解读并接受是决定辟谣信息产生预期效果的关键（Wang et al.，2022）。政务新媒体等辟谣主体如何通过采用合适的信息呈现手段有效辟谣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目前，既有研究多集中于探究谣言传播的过程，有关人们如何解读辟谣信息以及辟谣效果的研究相对欠缺。首先，相关研究考察信息特征对辟谣效果的影响多采用数据挖掘的方式，关注信息文本特征对辟谣效果的影响（张放、范琳琅，2022）。然而这类研究所关注的信息特征往往是松散、孤立和脱离语境的。说服信息通常由结构、内容和呈现方式等信息组件构成。某些信息组件只有与特定信息组件配对时才有更好的说服效果（Lee，2019），对信息特征组合效果的探析能为说服信息如何取得效果提供实证依据。其次，既有研究较少关注个人如何处理信息，而个人的信息处理方式影响其对信息的可信度评价、态度以及后续行为（Zhang et al.，2014；Xiao et al.，2018），因此要探究关于健康议题的辟谣信息的说服效果有必要将个人信息处理方式纳入考察范围。最后，老年人接收、解读信息有其独特的方式，相对更容易受健康谣言的影响，而针对老年人信息处理机制及其效果的研究相对缺乏。中国已逐步进入“老龄社会”。在此背景下，针对老年人群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本研究基于解释水平理论对于信息特征组合说服效果的阐述，探讨社会心理距离与信息呈现方式及其组合效应如何影响老年人对有关健康问题的辟谣信息的信任，以及信息处理模式在此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一）解释水平理论与解释水平适配

解释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是一种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体基于自己与认知客体之间的感知“心理距离”来解读认知客体（Trope & Liberman，2010）。当认知客体不是来自直接经验时，个人可以感觉到与认知客体的心理距离。由个人对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发生者以及发生概率的感知而产生的心理距离会影响个人对事物的认知、反应和行为，感知心理距离增加时，个体采用高解释水平方式，即以抽象、去背景化的方式解读事物。随着心理距离的缩短，个体采用低解释水平方式，即以具体化、背景化方式解读事物（Trope et al.，2007；Liberman & Trope，2008）。

研究表明，心理距离与信息属性的解释水平适配（construal level fit）将产生更好的说服效果（Trope & Liberman，2010；Soderberg et al.，2015）。由于人们倾向于抽象地理解（高解释水平）心理上感觉遥远的事物，他们在对心理距离较远的事物作评价或决策时会更加重视那些具有高解释水平特征的信息，而面对距离较近事物时则偏重低解释水平的信息属性。因而，信息发布者可以通过信息特征的解释水平和感知心理距离的匹配来达到更好的说服效果（Hansen & Wänke，2010）。例如，Herhausen等（2020）发现感觉与所属机构社会心理距离较近的员工对机构有更具体的认知，更容易接受具体的、低解释水平的信息。感觉与所属机构社会心理距离较远的员工对机构有更抽象的认知，更容易接受抽象的、高解释水平的信息。

基于解释水平理论的相关研究揭示了通过心理距离与信息特征的解释水平的适配来提高说服效果的可行性（Adler & Sarstedt，2021）。既有的研究集中于广告和营销或与公共事务相关的信息（Griffioen et al.，2019；Adler & Sarstedt，2021）。这些研究为解释水平理论与解释水平适配效应对于说服信息效果研究的适用性提供了支持，但对不同信息类型和呈现方式的考察还比较有限，尤其是健康类辟谣信息与广告或一般公共事务类信息有明显差别，因为直接涉及个人生命健康的重大利益，其心理距离和信息呈现方式组合效应的说服机制可能显著不同。探究心理距离与信息呈现方式的组合效应对信息信任的影响，有利于探索解释水平理论对于说明和预测健康辟谣信息作用的适用性。

（二）情感信任与认知信任

在互联网环境中，信任是影响个人处理高度复杂社会中不确定性和未知风险的重要因素（Kohring & Matthes，2007）。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健康风险时，信任是用户采纳信息的前提。有学者区分了两种形式的信任：基于认知的信任（cognition trust）和基于情感的信任（affective trust）。认知信任指通过了解、理解和分析建立的对认知客体的信任，基于个人对认知客体是否有能力、是否可靠的理性判断。情感信任则基于个人的直觉或感觉来判断认知客体是否值得信赖（Morrow et al.，2004），两者共同形成一般信任（McAllister，1995）。结合辟谣信息特征，本研究将对健康辟谣信息的认知信任定义为基于信息论证和论据的可靠性以及对发布者能力与知识的评估形成的信任，对健康辟谣信息的情感信任则指基于直觉或感觉以及信息中情感与社会人际线索形成的信任。目前，少有研究探究情感信任与认知信任的形成机制，而对信任这一关键说服前提的研究有利于更有效地设计和发布互联网辟谣信息。

（三）社会心理距离对信息信任的影响

在互联网上，个体依据与信息所提及的特定群体的关系来评估自己与信息内容的社会心理距离（McDonald et al.，2015）。本研究关注的是健康谣言辟谣信息与老年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针对老年人的信息对于老年人来说具有较近的社会心理距离，而针对普通市民的信息对于老年人来说，社会心理距离相对较远（McDonald et al.，2015）。许多研究表明，通过信息设计操纵社会心理距离能显著影响信息说服效果。如接触互联网产品信息时，个体感觉自己与信息发布者身份接近，或对销售产品的店商有具体了解，会缩短社会心理距离，从而更易信任产品信息（Zhao et al.，2020）。

有关健康信息传播的研究也证实，个人感知的与健康威胁之间的心理距离影响个人分享健康信息的意愿（Kirkpatrick，2021）。拉近与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与受众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来传达健康风险的紧迫性和严重性能增加受众对信息的遵从（Chu et al.，2021）。与之相对，社会心理距离较远时可能带来犹豫与顾虑。面对各类疫苗，较远的社会心理距离和抽象的健康信息都将导致个体安全性忧虑（Chu & Liu，2023）。目前与健康辟谣信息相关的社会心理距离对信息信任影响的研究仍较为缺乏。鉴于健康辟谣信息发布时，个人往往处于谣言混淆视听、信息真假难辨的复杂信息环境中，面临与自身生命健康相关的重大风险。在提供健康辟谣信息时，拉近社会距离以降低不确定性可能获得老人更高的信任。本研究提出假设：

H1：相较于社会心理距离遥远的信息，社会心理距离较近的健康辟谣信息能令老年人产生更高的信任。

（四）信息呈现方式对信息信任的影响

在辟谣信息的呈现方式中，叙事和依靠数据论证的非叙事方式都被用以提升纠正错误信息的效果。其中叙事方式是具体的信息呈现方式，通常以特定的人物和故事情节为特征，是情境化、低解释水平的。与之相对应的，非叙事信息仅传递信息，对事物作一般性解释（Kim & Nan，2019），通常由说明论证或统计数据构成，抽象且非语境化，具有较高的解释水平。既有研究证实叙事和依靠数据论证的非叙事方式在提高说服信息可信度上都有一定作用（McConway，2016；Thier et al.，2021）。

但既有研究比较叙事和非叙事的辟谣信息的说服效果，并未取得一致的结果。叙事通常在人物故事中嵌入说服信息，意图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播信息，这种方式可能减少人们对说服信息的抵制，增加态度改变的可能性（Moyer-Gusé et al.，2011）。因此，当辟谣信息是叙述性的时，信息接收者不太可能进行反驳，这使得以叙事形式呈现的辟谣信息可能更有效。然而，也有研究认为叙事元素可能会分散读者对须纠正要点的注意力，非叙事纠正则有助于将重要理念整合到读者的思考和判断中，可能比叙事纠正更有效。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究这两种信息呈现方式对于健康辟谣信息的说服效果。鉴于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需要花更多的脑力来认知和处理信息，老年人解读统计数据的能力也相对有限，以统计证据和逻辑论证的非叙事方式发布说服性信息，可能导致理解困难（Dahlstrom，2014）。而以叙事形式呈现的健康信息比非叙事形式的信息更容易理解和记忆，容易唤起对叙事角色的认同而促进读者知识、态度和行为意图的转变（Murphy et al.，2013）。本研究提出假设：

H2：相较于非叙事信息，叙事健康辟谣信息能令老年人产生更高的信任。

（五）社会心理距离与信息呈现方式的解释水平适配性对信息信任的影响

社会心理距离与信息呈现方式分别对信息信任的影响存在诸多不一致的结论，这可能源于信息的说服效果受到社会心理距离与信息呈现方式交互作用的影响。社会心理距离贴近时，采用低解释水平的信息呈现方式更有说服力；社会心理距离较远时，采用高解释水平的信息呈现方式更有说服力（Yang et al.，2014）。由于叙事方式呈现具体事物和相关情境信息，与低解释水平关联；非叙事方式仅传递综合与抽象信息，与高解释水平关联（Kim & Nan，2019）。叙事呈现方式与近社会心理距离组合、非叙事呈现方式与远社会心理距离组合带来解释水平适配从而达到更高的说服效果。

迄今为止，考察社会心理距离与叙事信息呈现方式组合效应的研究较少，结论也存在分歧。例如，一项研究发现相较于远社会心理距离，近社会心理距离与叙事方式组合增加了信息说服力（Xu，2018）。另一项探究社会心理距离与叙事方式组合对吸烟者戒烟态度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当戒烟劝导来自他们最好的朋友时，叙事比非叙事方式对戒烟态度的影响反而更弱（Ma & Nan，2018）。因此，社会心理距离与叙事信息呈现方式的解释水平适配效应值得结合具体的信息特征和受众特征进一步深入探索。基于解释水平理论，当辟谣信息针对老年群体时，可能拉近信息与老年人的联系，进而增加信息信任。但要取得说服效果，也要提供清晰的事实与具体的健康风险应对方式，引导个人作出理性思考和判断。叙事信息通过角色传达具体事实、提供清晰明了的行动方案，以满足个人的心理需求与期待。而非叙事信息运用统计数据进行一般说明和抽象解释，需要较高的理解能力，一定程度上降低贴近的社会心理距离带来的亲近感，削弱近社会心理距离对信息信任的积极影响。相较于针对老年群体的辟谣信息，针对普通市民的信息，由于心理距离较远，可能降低个人的参与度，引导个人对问题作综合分析思考。此时叙事信息难以发挥引人入胜、克服说服阻力的优势，而非叙事信息中的阐述论证和统计证据以及非语境化的一般性信息可能有助于个人对信息客观性的判断，削弱较远社会心理距离对信息信任的不利影响。因此，当社会心理距离与信息呈现方式同时运用于健康辟谣信息时，两者的互动可能对结果产生显著影响并通过信息接收对象所感知的社会心理距离与信息呈现方式的适配发挥积极效应。本研究提出假设：

H3：社会心理距离与信息呈现方式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信息信任。

H4：社会心理距离与信息呈现方式解释水平适配性正向预测信息信任。

具体来说：

H4a：针对老年群体的辟谣信息（近社会心理距离），以叙事方式（低解释水平）相对于以非叙事方式（高解释水平）呈现将取得更高的信息信任。

H4b：针对普通市民的辟谣信息（远社会心理距离），以非叙事方式（高解释水平）相对于以叙事方式（低解释水平）呈现将取得更高的信息信任。

（六）信息处理模式中介信息解释水平适配性对信任的影响

信息说服效果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如何理解和认知信息。Chaiken（1980）提出的启发系统信息处理模型[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HSM）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被广泛用于阐释个人对信息的不同处理方式，其中包括两种信息处理模式，一类是基于理性思考的系统化模式，一类是基于感性直觉的启发式模式。系统化模式更多地依赖于深入思考，处理速度慢，占用较多的脑力资源，基于规则进行，其信息处理过程和结果可以被个体意识到；启发式模式则更多地依赖于浅表直觉，处理速度快，占用较少脑力资源，反应自动化，个体可以意识到信息处理结果但不太在意信息处理过程。

大量研究表明，互联网信息量大，缺乏质量标准、信息来源匿名等特征会促使对启发式信息处理模式的依赖（Metzger et al.，2010）。信息解释水平适配对信息传播效果的强化作用依赖于启发式信息处理（Liberman & Trope，2003）。心理距离和信息解释水平的适配符合人们对不同距离事物的认知经验，将使信息处理过程耗费较少的认知资源，使信息处理变得容易和流畅（Sungur et al.，2017）。作为启发式线索，解释水平适配性可能正向预测个人对信息的启发式处理，而削弱对信息的系统化处理。此外，在说服领域，信任是一个关键性结果，可以由信息处理的特性决定（Koh & Sundar，2010）。信任包括对认知客体的情感信任与认知信任，而启发式和系统化处理对信任的不同维度产生不同影响。通过启发式处理形成的信任来自即时判断，无需过多脑力。与之相对应的，系统化处理则需要更多认知资源。因此，通过启发式处理模式形成的态度可能具有更多的情感属性，导致更多情感信任，而系统化处理则与认知信任相关（Koh & Sundar，2010；Kim & Sundar，2016）。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5：信息处理模式中介社会心理距离与信息呈现方式解释水平适配性对信任的影响。

具体来说：

H5a：启发式处理中介社会心理距离与信息呈现方式解释水平适配性对情感信任的影响。

H5b：系统化处理中介社会心理距离与信息呈现方式解释水平适配性对认知信任的影响。

（一）实验设计

基于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本研究采用2×2，即社会心理距离（老年群体与普通市民）和信息呈现方式（叙事与非叙事）设计进行基于网络平台的二因子组间实验。研究对象为60岁及以上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通过在线调查平台“见数”发放搭载实验情境设计的问卷，将参与者随机分成四组如表1，参与者完成问卷且被确认有效由平台给予奖励。实验开始前，参与者先回答一组问题，评估他们对新冠病毒感染的已有知识、健康状态、感染情况；然后参与者按照分组阅读一条由政务公众号发布的关于新冠病毒的辟谣信息，回答一系列问题，包括信息处理模式、情感信任、认知信任以及人口统计信息的题项。

此外，本研究在问卷中嵌入严格的操纵检验，参与者在阅读完实验材料后回答“您阅读的文字中提到哪个人群”（老年群体或普通市民），“您阅读的文字提到以下哪类信息”（市民接受媒体采访或新冠疫情有关数据）。所选选项与所阅读材料不一致的参与者即为没有通过检验，答卷视为无效。根据G*Power3.1软件计算结果，预计实验需要的最小样本量为179（效应量=0.25，α=0.05，Power=0.8）（Faul et al.，2007）。本研究于2023年1月8日到2023年2月8日之间收集数据。最终样本中，有效问卷400份，其中男性占比为47.25%，女性占比为52.75%；平均年龄为62.64，66.25%的参与者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33.75%为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感染过新冠的人数占比为81.25%，18.75%的参与者未感染过新冠病毒。

（二）实验材料

本研究以“没有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特效药”为健康辟谣信息的统一主题。中国逐步放开疫情管控后，与预防新冠感染药物相关的谣言骤增，错误服用药物导致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但其中“特效药”相关辟谣信息并不热门，可以避免参与者对信息过于熟悉而导致偏差。实验开展时，新冠疫情仍是近年来影响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其相关的信息可以作为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利用新媒体平台辟谣的重要材料。实验所采用的健康辟谣信息都显示为来自政务新媒体公众号，其内容截图不包含任何受欢迎程度指标（例如，收到的点赞或评论的数量）。实验内容包含对两个自变量的设计。（1）叙事方式：叙述性信息以对事件的具体描述形式呈现，包含媒体对市民的采访、对当事人话语的引用。非叙事性信息以包含新冠疫情有关统计数据信息的形式呈现，没有提到具体事件与人物。（2）社会心理距离：近社会心理距离的信息针对老年群体，明确提及“老年群体”“老年朋友们”“老人”。远社会距离的信息则面向普通市民，提及“市民朋友们”“市民”，而不针对特定人群。

（三）变量测量

信息处理模式：本研究采用Smerecnik等人编订的信息处理模式量表（Semin et al.，2005），量表总共包含10个题项，系统化处理5个题项，启发式处理5个题项，采用Likert7点量表（1=“极不符合”、7=“极符合”）评分。系统化处理包含题项如“我通过充分思考来评估该信息说得是否有道理”“我将该信息表达的观点与我自己的想法进行仔细比较”（M=5.87，SD=0.63，Cronbach’s α=0.741）。启发式处理包含题项如“我只关注该信息中我感兴趣的内容”“我从信息一眼看上去是否专业来判断这条信息的价值”（M=4.89，SD=0.85，Cronbach’s α=0.615）。

辟谣信息信任：信任的测量包括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认知信任与情感信任共同构成一般信任。本研究采用Chih等（2015）编订的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量表，修订后的量表总共包含10个题项，其中认知信任5个题项，情感信任5个题项。采用Likert 7点量表（1=“极不符合”、7=“极符合”）评分。认知信任包含题项如“我相信这条信息说的是真的，因为信息说得很有道理”“我认为这条信息基于发布者对事实的全面了解”（M=5.70，SD=0.85，α=0.86）。情感信任的题项包括“我相信这条信息，因为它读起来很有安全感”“我相信这条信息，因为它的发布者站在读者的角度考虑问题”（M=5.69，SD=0.81，Cronbach’s α=0.86）。

感知健康状态：感知健康状态的测量采用Perret-Guillaume等（2010）编订的量表，筛选后共3个题项，采用Likert7点量表（1=“极不符合”、7=“极符合”）评分。题项包括“我日常生活都能自理”“我可以正常进行社交活动”“过去一个月内，我没有身体上的病痛”（M=5.99，SD=1.17，Cronbach’s α=0.95）。

新冠病毒知识：新冠病毒知识的测量采用Al-Hanawi等（2020）编订的量表，本研究选取其中6个题项，要求参与者作出正确与否的回答，并附加“不知道”选项，不正确或不确定（不知道）的回答得零分，正确的回答得1分，全部答对得6分，将其按百分制计算：标准分=（实际得分/总分）×100，高分表明对新冠病毒的知识掌握更好。量表包含题项如“新冠肺炎感染者没有发烧时，不会将病毒传播给他人”“感染一次，就能对新冠病毒终身免疫”（M=84.08，SD=14.29）。

首先，本研究采用二因素参试者组间方差分析进行假设检验。以信息信任作为因变量，进行了2×2，即社会心理距离（老年群体与普通市民）和信息呈现方式（叙事与非叙事）影响信息信任的方差分析。

H1未获支持。社会心理距离对信任的影响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F（3，396）=2.30，p=0.13，par.η²=0.006。

H2未获支持。信息呈现方式对信任的影响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F（3，396）=0.51，p=0.48，par.η²=0.001。

H3成立。社会心理距离与信息呈现方式的交互作用对信任的影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F（3，396）=5.21，p=0.02，par.η²=0.013。

H4未获支持。针对老年群体的辟谣信息，叙事方式相对于非叙事方式带来更低的信息信任（Mnarrative=5.64，SD=0.08 vs Mnon-narrative=5.87，SD=0.08，t=-0.24，p=0.04），H4a不成立；针对普通市民的辟谣信息，非叙事与叙事方式的差异并不显著（Mnon-narrative=5.57，SD=0.08 vs Mnarrative=5.70，SD=0.08，t=-0.12，p=0.27），H4b不成立。

关于信息处理模式中介社会心理距离与信息呈现方式的适配性影响信息信任，本研究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样本量设置为5000，并依据95%置信区间来判断中介效应是否显著。具体而言，社会心理距离与将信息呈现方式解释水平的适配性进行虚拟编码（不适配=0，适配=1）。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基础上，社会心理距离与信息呈现方式解释水平的适配性为自变量，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分别作为因变量，依次使用SPSS统计软件PROCESS插件中编号为4的中介模型进行4次假设检验。

H5部分成立。如表2，分析结果显示，启发式处理在社会心理距离与信息呈现方式的解释水平适配性对情感信任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值为-0.01，95%置信区间为[-0.03，0.02]，H5a不成立；系统化处理在社会心理距离与信息呈现方式的解释水平适配性对认知信任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值为-0.13，95%置信区间为[-0.23，-0.04]，H5b成立。

基于解释水平理论，本研究通过实验探究辟谣信息社会心理距离与信息呈现方式对信息信任的影响，以及信息处理模式的中介作用，验证了社会心理距离与信息呈现方式的交互作用，揭示了社会心理距离与信息解释水平适配效应成立的条件，扩展了辟谣信息效果研究。

第一，本研究揭示了探究辟谣信息特征组合效应的必要性。既有研究大多孤立地关注不同信息文本特征对辟谣效果的影响而忽略信息特征的组合效应，虽然本研究未能发现社会心理距离和信息呈现方式分别对信息信任的影响显著，但社会心理距离与信息呈现方式的交互作用对辟谣信息信任的影响显著，说明社会心理距离与信息呈现方式组合时与它们单独作用时具有不同的说服效果。具体而言，相对于采用叙事方式的辟谣信息，针对老年群体的辟谣信息与非叙事方式组合能带来更高的信息信任。这一发现与既有关于解释水平适配增强说服效果的研究结论相悖，说明社会心理距离与信息呈现方式的组合效应对辟谣信息说服效果的影响需要结合具体语境与受众心理特征来探索。如有研究表明，个人对科学信息准确性并不真正感兴趣时，表面上的合理性就足以说服个人，但当个人意识到科学信息对其生活可能产生实际影响时，信息的准确性则十分重要（Morisseau et al.，2021）。当健康辟谣信息直接面向老年群体时，尤其信息展示了可能面临的健康风险时，老年群体可能具有更高的获取全面、准确信息的需求。与基于综合报告和事实生成的非叙事信息相比，叙事信息的可信度和完整性较低（Greene & Brinn，2003）。因此，当辟谣信息面向老年群体时，老年人感到与信息所指向的风险群体的社会心理距离接近，提供客观全面、基于数据的非叙事信息可能更能满足老年人信息需求，从而提高信息信任。

第二，本研究关于信息处理模式在社会心理距离与信息解释水平适配性对辟谣信息信任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的检测结果，说明信息处理模式是影响解释水平适配效应在健康传播中实现的重要条件。既有文献虽已提出解释水平适配效应建立在启发式信息处理的基础上，但大多聚焦于信息处理流畅性的中介效应（He et al.，2021），较少通过实证研究探究信息处理模式的中介作用来深入揭示解释水平适配效应的作用机制与成立条件。本研究发现系统化信息处理模式完全中介社会心理距离与信息解释水平适配性对认知信任的影响，而启发式信息处理模式在社会心理距离与信息解释水平适配性与情感信任的关系中未显示显著的中介作用，说明系统化信息处理模式是辟谣信息影响认知信任的必经之路。个人对辟谣健康信息进行系统化处理可能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方面，有关新冠病毒的健康辟谣信息是个体涉入程度较深的重要议题，个人具有仔细处理信息的动机（Wang & Lee，2006）。另一方面，个人对信息议题相关的知识水平也可能影响解释水平适配效应。本研究大部分参试老年人对新冠病毒感染知识的了解都达到较高水平，而且参试者中感染过新冠的人数占比达81.25%。因此，在处理新冠病毒相关辟谣信息时，相当一部分参试者可能因已经具备了对辟谣信息进行全面处理的知识水平以及通过亲身体验带来的充分的直接经验而对信息进行系统化处理。

第三，H5有关系统化信息处理模式和启发式信息处理模式在社会心理距离与信息解释水平适配性对情感信任与认知信任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不同中介作用的发现，显示不同维度信息信任的生成机制可能存在差异。社会心理距离与信息呈现方式解释水平适配性需要通过系统化处理才能对认知信任产生影响，而启发式信息处理模式对信息解释水平适配性对情感信任影响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不同维度的信息信任产生的条件不同。认知信任基于对发布者能力与知识以及信息论证过程的充分了解和仔细评估，通过对辟谣信息进行系统化处理才能产生，系统化处理在信息解释水平适配性对认知信任影响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而社会心理距离与信息呈现方式解释水平适配性对情感信任的影响以及启发式信息处理模式在其中的中介作用都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对辟谣信息情感信任的形成不仅受到信息特征和信息处理方式的影响，还与以往接触新媒体账号发布的信息、参与信息互动所产生的情感态度有关。只有通过多重互动才能建立情感关系，若信息提供者和接受者缺乏互动，信任要通过认知而逐步建立。随着时间的推移，信任关系得到发展，情感信任才得以建立（Komiak & Benbasat，2006；Fan & Lederman，2018）。因此，情感信任与认知信任可能存在不同的激活机制，未来研究可以纳入对信息来源态度、与信息来源互动经验等因素进一步探究情感信任的形成机制。

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研究收集数据的时段正处于中国逐步放开疫情管控、国内新冠病毒第一波感染高峰的平台期与专家所预测的2023年春节第二波感染高峰之间，感染过的人与未感染人群均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互联网中谣言四起。此时段人们急需从繁杂的健康信息中筛选正确信息，有利于健康辟谣信息的传播。不足之处在于，此时段所有人都具有较高的感染风险，个人对新冠病毒相关的信息也具有较高的关注度，因而一定程度上使得基于信息启发式处理的解释水平适配效应的探究受到压抑。未来研究可以选择其他个人敏感度较弱的健康辟谣信息主题对研究模型进一步验证。其次，本研究对于信息处理模式中启发式信息处理这一概念测量量表的信度偏低。可能是由于启发式信息处理的测量来自参试者的自我报告，且启发式信息处理的问题涉及通过粗略阅读对信息进行快速判断。参试者可能会存在社会期望偏向，选择看上去更为合理的答案（Lim & An，2018），使得启发式处理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量偏小。未来研究有必要通过其他测量手段来避免参试者社会期望偏向的影响。最后，本研究采用的数据基于单次实验，关于情感信任与认知信任的研究结果只能反映个人对所阅读的辟谣信息的情感信任与认知信任，难以反映个人对相关政务新媒体发布信息的态度变化在信息评价中的作用，而情感信任的产生更多基于长期互动形成的情感关联和态度，单次实验无法完全揭示辟谣信息接触对个人情感信任的影响及其形成机制。未来对基于长期互动产生的个人对信息来源的情感、认知态度形成机制与作用效果的研究可以采用历时性研究，以更清晰地揭示情感信任的形成机制和社会线索的作用机制。

本研究通过一项二因子组间实验探究健康辟谣信息特征对信任影响的组合效果，以及信息处理模式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如下。

首先，本研究的发现揭示了社会心理距离与信息呈现方式解释水平适配效应成立的适用条件。研究结果虽然未能确认社会心理距离与信息呈现方式解释水平适配能增加信任，但是却揭示了信息处理模式作为解释水平适配效应在健康传播中实现的重要条件。通过对信息处理模式在社会心理距离与信息呈现方式解释水平适配性影响信任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的探究，本研究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在相应动机和认知能力条件下，面对涉及风险的健康辟谣信息，个人对信息的系统化处理发挥主导作用。

其次，本研究扩展了以往面向老年群体的辟谣信息传播效果研究。一方面，通过证实社会心理距离与信息呈现方式组合时产生的与两个因素单独作用时所产生的不同说服效果，揭示了探究辟谣信息组合效果的必要性，对于未来研究进一步探索辟谣信息组件的效果提供了一定启示。另一方面，不同于以往研究对老年群体解读统计证据和逻辑论证信息能力的担忧，本研究发现当老年群体与健康风险信息社会心理距离较近时，他们获取全面、准确信息的需求可能使其更倾向于信任依靠数据的健康辟谣信息。

最后，本研究在溯源以往与信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区分了情感信任与认知信任的形成机制。信任是互联网环境中个人处理不确定性和未知风险的重要前提，厘清不同情景下信任的不同维度的形成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的发现说明，人们长期接触有关新冠病毒这类涉入度较高的健康议题，积累起相关知识和应对经验，在面对健康辟谣信息时投入较多认知资源进行系统化处理，进而促进了个人对信息的认知信任。然而，情感信任的产生可能更多基于长期互动形成的情感关联和态度，并不受信息特征的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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