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清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五日，学士徐致靖上奏举荐谭嗣同，光绪皇帝当即颁发上谕：“湖南长宝盐法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著该督抚送部引见。”谭嗣同接到进京“诏谕”，喜出望外，抱着病体立即出发北上。
前一年十一月，一艘小火轮从长江进入湘江，溯水而上，谭嗣同身挎宝剑，目光灼灼，迎着寒风站在甲板上，眼前是一幅静谧而萧索的湘江晚景，思绪仿佛穿越了烟雾缭绕的原野，直达远方，不禁吟曰：“我所思兮隔野烟，画中情绪最凄然。悬知一叶扁舟上，凉月满湖秋梦圆。”
这不仅仅是一幅自然景色的描绘，也蕴含着谭嗣同对自由、超脱世俗束缚的向往和追求。或许，唯有通过这样的意象，他才能抒发内心深处的情感，以及对远方的憧憬。
初六日正午时分，小火轮渐渐驶近长沙城，谭嗣同眺望着前方滚滚的湘江和巍峨的岳麓山，不觉思绪翩跹。似乎这几年一直在行走、奔呼，自从20岁参加科考，纵是才气超然，可直到而立之年，依然失意科场。眼见《马关条约》丧权辱国，维新变法迫在眉睫，谁还有心思埋在那些故纸堆里？
见儿子弃考决心已定，谭嗣同的父亲、湖北巡抚谭继洵恼怒之余，只好强迫其前往江宁（南京）赴任江苏候补知府。这个候补知府是谭继洵花钱买来的，江苏当地官场上压根就没人把谭嗣同当一回事儿，乃至四处碰壁。谭嗣同从此专心西学，广交志士，追寻维新变法之路，即使这次是受实业家盛宣怀所托回湘办矿，也可借此机会奔赴长沙参加风起云涌的维新运动，没什么不好。
“驹隙任添新岁月，马头还我好山川。”长沙越来越近，谭嗣同内心禁不住燃起新的希望与激越。他有一身功夫，身手矫健，擅长骑马射箭。早在父亲任职西北时，一有时间他就跑去和驻扎在边关的将士们同饮青稞酒，同歌伊凉曲，同以沙漠为席，同枕戈壁而眠。“曾经沧海，又来沙漠，四千里外关河。”辽阔的边关山河赋予了他那开阔的胸襟，点燃了蓬勃的生命激情。
图丨谭嗣同自制崩霆琴
似乎上一位这样在茫茫西北荒漠肆意奔驰的少年，还是西汉时期的冠军侯霍去病。
图丨时务学堂故址牌坊
顾不上叙旧，谭嗣同就迫不及待地阅读梁启超撰写的《开办时务学堂大概章程》《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暗暗地点点头赞许：梁启超果然直承老师康有为的政学教育思想，并加以发挥，更显激进。念及于此，谭嗣同又摇了摇头，坦言道：“政学固然重要，开启民智固然重要，但还得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特别是西方自然之科学！”
梁启超对谭嗣同的建议笑而不语，全神贯注于时务学堂的教学，比在《时务报》当主笔时更加辛苦。他用《孟子》和《公羊春秋》为教本，主张民权之说，撒播变革的种子。他每天讲课四小时，晚上则认真地批阅学生读书札记，每条评语可达千字之多。就这样，他试图通过在学生定期交来的札记上写评语的办法，向学生灌输激进主义。学生们在札记中表现出的点滴进步思想、民主要求，往往都会得到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热情鼓励，不多时，湖湘学子的思想就仿佛脱离了封建专制思想樊篱。
已回湘一个月了，谭嗣同除矿事之外，四处奔走，积极筹办南学会。当得知湖南巡抚陈宝箴已经牌示同意开南学会，且以巡抚署孝廉堂为办公讲学集会之所时，谭嗣同精神为之一振：“来日以此为议院规模，利权尽归于士绅，即陈（宝箴）抚台去，他人来，亦不能更动。”
梁启超颇为振奋，他和谭嗣同都认定，南学会与强学会的作用是一致的：研习新学，结成团体，成为改良先锋。
人微言轻，对此又能奈何？谭嗣同只好前往江宁（南京）过年。行前，他特地禀明父亲谭继洵，将应陈宝箴之邀，弃官回湘专心襄助新政。许是正处于国难当头，谭继洵倒没怎么反对儿子的举动，这令谭嗣同反而意外，有些唏嘘。谭嗣同干事向来果敢坚决，春节一过就携夫人李闰及家人自江宁回湘。为了全力襄助新政，他将李闰送回浏阳老宅居住。
见此，陈宝箴甚是欣慰，直言道：“你就帮衬熊秉三（熊希龄字）办好时务学堂和南学会！”谭嗣同赶紧表态：“在此救亡图治、关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我将竭尽全力使南学会成为湖南士绅议政维新之场所！”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是南学会开讲之日，谭嗣同早早赶到孝廉堂，当身材颀长的他如青松般立在讲席前，众人纷纷凝视细看，暗自赞叹，真是好一位风流少年。演讲的标题为《论中国情形危急》，谭嗣同神情严肃，讲到了日本，讲到了土耳其，语气是那样激烈，故事是那么新颖，人们听得如痴如醉，心绪为之激昂，只觉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唯有奋起维新变法。
南学会一炮打响，此后各府州县皆有会员，与南学会总会遥相呼应，此举实为地方议会之初始。不久，樊锥在邵阳成立了南学会分会，谭嗣同则回浏阳创立了群萌学会。
且说梁启超等人在时务学堂学生札记和问难中的批语，包括了平等、民权、去跪拜、变服饰、兴民权、开议院、推重素王孔子，并借助五经、诸子大义阐发民权思想。这些批语初时只是在学堂内部传播，堂内风气日益激进，但外面尚不知晓。到年底放假，学生将这些札记批语带回家，激动地向家长们宣讲新思想，家长们赫然变了脸色，很快就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长沙城内的保守势力如临大敌，认为如此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疯狂地对维新派口诛笔伐。
时务学堂新年开学，过度的劳累已使梁启超累倒在床，谭嗣同闻之，赶紧去探访。朋友真挚的关心，令梁启超的精神有所振作。这两个情投意合的年轻人，心心念念都是维新变法，都是国家和民族的富强！可因他俩同为“箭垛式的人物”，此时都成了保守派詈骂的目标。
梁启超病情越来越严重，只好离湘赴沪就医。谭嗣同至码头送行，见船渐行渐远，不禁泪眼模糊，他真担心好友一去不复回！而在去往上海的船上，梁启超对同行的人讲了一番誓言：“面对今天这样的困难，我们须完全抛得下自我，将事业坚持到底！”如同下咒一般，他甚至坚决地说道：“万一失败，同志杀尽，只留自己一身，此志仍不可灰败。”
在初春的长江上，梁启超的话竟一语成谶。
谭嗣同、熊希龄等这一批年轻人，决心创办一份日报，为维新事业呐喊，使之成为维新派的主要宣传阵地。随后，以熊希龄为首，维新人士组成董事会，每位成员集资一份，《湘报》成功面世。
尽管陈宝箴同意设立《湘报》，但他规定报纸要以绝大部分篇幅刊登电旨、公牍、奏疏和报道本省新政、各国时事、杂事、商务。虽然也可以适当地刊载论说，但只允许对某些时政进行平和的议论，不准放言高论。
见状，谭嗣同忙急切地解释：“在此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之际，他可能眼见情势危险，激愤于朝廷大员一味保守，乃至欲用激烈之言来唤醒民众。但只要事先好好商榷，平时又加强督促，应是不会出现出格的言语！”陈宝箴也知唐才常非激烈之人，且才华出众，也就点头答应了。
唐才常得任主笔，不管不顾地以激进的言论，宣传“爱国之理”“救亡之法”，倡导变法维新，与守旧势力开展针锋相对的论战。《湘报》话题涉及倡办学会、提倡自治、重视科技、抵御外侮、兴办实业、废除八股、要求民权等方面，其深沉的热情，磅礴的气势，言辞之激烈，主张之激进，连有名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国闻报》等也甘拜下风。
至此，时务学堂与《湘报》、南学会，各自发力，各展风采，使湖南维新运动为当时全国各省之冠，引人注目。谭嗣同此时意气风发，朋友们不时就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他日日奔赴学堂、学会及报社之间，只觉浑身长了新的力气，前面有个崭新的社会在等着他：国家独立富强，百业兴旺，百姓安居乐业！
好景不长，《湘报》创刊不久，谣言又起，陈宝箴摇摆于维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给湖南维新运动带来了致命的负面冲击。
这一转变始于谭嗣同在《湘报》刊登康有为第五次上光绪皇帝书，并附文盛赞康有为指出了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请求任用维新人士参预政权，并由皇帝出面倡导变法。不料此举引起了陈三立的强烈不满，认为他钻营康有为，自侪于门人之列。就连被谭嗣同视若父亲的欧阳中鹄老师也表示不快：你并非康有为门人，为何要自称门生？
谭嗣同对此大惑不解，甚至在致欧阳中鹄的信中情绪激动：“才常横人也，志在铺其蛮力于四海，不胜则以命继之。嗣同纵人也，志在超出此地球，视地球如掌上，果视此躯曾虮虱千万分之一不若。一死生，齐修短，嗤伦常，笑圣哲，方欲弃此躯而游于鸿蒙之外，复何不敢勇不敢说之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湘报》因刊登了易鼐《中国宜以弱为强》一文，异常激进，直言“西法与中法相参”“西教与中教并行”“民权与君权两重”“黄种人与白种人互婚”四大以弱变强的救国策略，顿时在湖南湖北引起强烈震动。晚清重臣张之洞读后怒火中烧，致电陈宝箴，要求立即“谕导阻止，设法更正”。陈宝箴则指责易鼐“过于偏激，惊世骇俗，非处士所宜言”，并命欧阳中鹄致书报馆批评。
接悉后，唐才常与谭嗣同非常愤慨，立刻著文为之辩护，并以《复欧阳节吾（欧阳中鹄字）舍人论报书》为题刊登于《湘报》：“他（易鼐）发自内心的悲伤，希望朝廷毅然变法，以尽力挽救国家民族于存亡危急之间，实在有忠君爱国之真情，而不应该被埋没。”
不料，陈宝箴态度转而强硬，剥夺了谭嗣同、唐才常主编《湘报》之权，且一并免去了熊希龄时务学堂总理一职。于是，保守势力与以谭嗣同、熊希龄等为首的维新派进行了你来我往的论争。新旧力量对比悬殊，但维新志士并没有因此畏惧，谭嗣同毅然表示：“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
两派纷争已达到了白热化，势如水火，《湘报》被保守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坐不住了的陈宝箴勒令熊希龄将《湘报》报馆交出，单方面停发原每月拨给《湘报》的200两银子。这一釜底抽薪之举，使《湘报》只得以馆址搬迁、酌议章程为由暂时停刊。而祸不单行，早在四月十三日，南学会以天气炎热为由，宣布讲学暂时休会。
肆
就在新旧势力争吵得不可开交之际，有一件事不得不让谭嗣同投入全身的精力。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张之洞与盛宣怀联名上疏，请求修通中国第二条南北走向的铁路——广州到汉口铁路，希望日后能连接上芦汉铁路，实现华北、华中、华南的互通。
鉴于粤汉一线为南北要道，总理衙门认为必须与芦汉铁路相连接，气脉方能贯通，于是乃奏请修筑粤汉铁路。国人议论因此蜂起，焦点集中在这条铁路的取道问题。从江西南下，还是从湖南南下呢？而当时北京到广州的驿路，是南下到湖北黄梅，然后渡长江进入九江，一路通过南昌、赣州，再翻越大庾岭，进入广东境内。沿此线路修筑粤汉铁路似在情理之中，反复权衡之后，朝廷也拟绕道江西，不走湖南。
大多数湖南人并不关心此一决策对于湖南当地有何益处，有些人甚至认为不经过湖南最好，免得破坏田园庐墓的风水。就在陈宝箴犹疑不决之际，以谭嗣同、熊希龄为首的维新派则坚持认为这条铁路必须经过湖南，对湖南的未来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虽然出生在北京的谭嗣同13岁时才从父母身边回到家乡浏阳，但他对浏阳乃至湖南有一份特别的情分。他在浏阳集市、山林河道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和生活，结识了唐才常等朋友，一起拜浏阳当地名儒为师。梁启超《谭嗣同传》云：“（谭嗣同）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故而有“剑胆琴心”之美誉。因而，谭嗣同只要看到不平之事，就会时不时展露一番拳脚。
19岁那年，谭嗣同和望城进士李篁仙之女李闰成婚。生长于诗书家庭的李闰，知书达礼，那一份爱深深地吸引了谭嗣同，他著文反对纳妾，严以律己。即便仅有的一个儿子兰生早夭，但他和李闰仍然相敬如宾，伉俪情深。
机遇稍纵即逝，谭嗣同连夜写了篇《论湘粤铁路之益》，强调当今世界铁路之重要性，可决定一国之强弱，力主粤汉铁路应走湖南，“道江西有不利者六；道湖南，则利铁路者九”，并历数湖南之利。他先从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规划着手分析，又从利权、外患、地形、矿产、经济、资源、取材、民风、军事、劳动力等多种角度，剖析粤汉铁路取道湖南的优势和利好。他还强调：当此之时，英国占领缅甸，法国占领越南，对我国西南边疆的安全造成巨大威胁；粤汉铁路走湖南，则方便朝廷掌控西南各省，可以杜绝列强对我国西南的觊觎，而走江西，就收不到这样的效果……
谭嗣同雄文在《湘报》甫一刊出，立刻击起千重浪，仿佛吹响了集结号，激起更多的湖南人参与到争夺铁路的行列中来。陈宝箴见此赶紧派熊希龄再赴湖北，力争粤汉铁路走湖南，竟成功地取得了盛宣怀的认可。张之洞也随之同意了铁路走湖南的方案。
为了促使早日修筑粤汉铁路，谭嗣同和熊希龄等人趁机呈请设立湘粤铁路公司，并呈请张之洞上折奏请。但张之洞对此再三质疑，陈宝箴只得派谭嗣同与熊希龄赶至武昌，与张之洞、盛宣怀面商成立粤汉铁路公司之事。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张之洞、盛宣怀终将商议的结果以《会奏湘鄂粤三省绅商合请速办粤汉铁路折》上奏，还同时上了《设立粤汉铁路公司并密筹借款片》。十天后，朝廷颁发上谕，准其所请。至此，粤汉铁路之事，总算告一段落，自是大快人心。
1936年9月1日，粤汉铁路正式建成通车。若是谭嗣同没有离开人间，此时他已是古稀老人了。果如谭嗣同当初所料，粤汉铁路这条由北而南的通道，让湖南从此打破“封闭”，进入全国交通大通道、大枢纽前列，极大地推动了近代湖南经济社会的发展，成为近代湖南崛起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之一。
而今，每每坐着高铁南上北下，我就会看到几乎并行的京广铁路。我也曾经无数次坐过绿皮火车在京广铁路上飞驰，不知为何，每次都会想到谭嗣同《论湘粤铁路之益》一文，是那样激昂，那样性情。是的，只要胸中燃起对故乡的爱，笔下必会有豪侠之气。
维新派几乎一败涂地，走投无路的谭嗣同只得接受张之洞的委任，出为湖南焙茶公司总办。
春天，虽然寒风吹拂，可毕竟是春天，花儿的娇艳与嫩芽的茁壮，莫不在无声地宣告着生命的倔强。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仿若云开雾散。这天，是光绪皇帝主导百日维新的第三天，他发布上谕，拟召见康有为，并令黄遵宪、谭嗣同赴部引见。谭嗣同得此消息后感叹：“此行真出人意外，绝处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
五月十一日，谭嗣同离湘北上，却因生病在武昌耽搁了行程，至七月初五日方才乘坐火车抵达北京，住在浏阳会馆待召。七月二十日，光绪帝召见后，赏加谭嗣同及杨锐、刘光第、林旭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
一时间，谭嗣同雄心万丈，心飞到广袤的西北。“壮士事戎马，侯封入汉关。”“隔断尘寰云似海，划开天路岭为门。”那时，即便青春年少，心中却盘郁着一如古代边塞诗中的万丈豪情，千古苍茫。流连陇山陇水之间，他曾写过一首长诗《陇山》：“何当直上昆仑巅，旷观天下名山万叠来苍茫。山苍茫，有终止。吁嗟乎！山之终兮水之始。”后来，谭嗣同自号“莽苍苍斋”，或许与此相关。因为他的襟怀，犹如苍莽乾坤中的鲲鹏，早已不拘于一时一地，而是气通万代，神游八荒。
正待一展襟抱，不想，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宣布重新“训政”，光绪皇帝随后被囚禁于瀛台，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画上了句号。
梁启超闻讯逃至日本使馆，至晚来到浏阳会馆与谭嗣同诀别，谭嗣同遂将家书、诗文辞稿及《仁学》手稿托付给好友。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前两年，谭嗣同在南京和长沙完成《仁学》一书，这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
梁启超不忍好友孤军奋战，乃劝他躲至日本使馆，一起逃亡海外。谭嗣同坦陈心迹：“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谭嗣同义薄云天，把“行”而“图将来”的机会让给梁启超，把“死”而“召后起”的任务留给自己。夜色深沉，谭嗣同握了握好友的手，催促他赶紧离开，并慷慨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八月初八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被关押于刑部南所头监。连续几日，无人光临监房，谭嗣同自觉凶多吉少。
谭嗣同想到了远在浏阳的夫人李闰，心里瞬间激起了一股温存。曾记得，那次他陪新婚妻子在父亲官舍的花园里漫步，见园中有亭，四面开敞，题联曰：“人影镜中，被一片花光围住；霜华秋后，看四山岚翠飞来。”人在镜中，镜在花中，花光交辉，这是何等美妙啊！还有，结婚时，李闰的父亲李寿蓉曾送给他这个女婿一副对联：“两卷道书三尺剑，半潭秋水一房山。”老丈人特意用笔势纵横有力的颜体书写，似乎深知他这个女婿秉性。“惊心梁苑风流尽，欲把兴亡数到头！”他谭嗣同不舍生取义、凛然赴死，谁舍生取义、凛然赴死？
已是夜深，窗外万籁俱寂，漆黑一片。是的，这是黎明前的黑暗，虽然是那样漫长、深邃，但同时也正在孕育着新的生命，酝酿着新的希望。
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们还好吗？留有他们，维新就可以继续。一束曙光穿透黑暗照进了简陋的监房，谭嗣同从地上拾起一块煤渣，欣然在墙壁上写下《狱中题壁》曰：“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33岁的谭嗣同用狱中题壁的方式寄望维新，道尽决断，犹如巍巍昆仑，是那样挺拔，那样伟岸！
八月十三日一大早，一队人马扑向刑部南所头监。这天，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戊戌六君子”血洒北京菜市口刑场。
“死得其所，快哉，快哉！”120多年过去了，谭嗣同临刑前那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一直回响在历史长河的上空！
来源：长沙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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