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巨变，共同经历
作者／ IT时报记者 钱立富 孙妍
编辑／ 钱立富 孙妍
75年前，我国通信业是怎样一幅景象？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只有26万电话用户，每千人只拥有0.5部固定电话，90%的县不知电话为何物。那时，人们寻常通信靠书信，遇到大事、急事、难事时则靠电报。即使到改革开放前夕，我国通信业水平仍比较落后。1978年，我国电话普及率仅为0.38部/百人，只为世界平均水平1/10。打电话难的矛盾当时依旧突出，相声大师马季先生曾创作一部作品，就叫《打电话》，讽刺了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时说话啰唆、废话连篇的现象，让排队的人着急上火。
如今，又是怎样的景象？
打电话难早已成为历史，2012年我国移动电话普及率超过100部/百人，现在则达到125部/百人。如今，不再是人人通信，而是万物互联。
75年，与共和国同龄的《IT时报》（前身《上海邮电报》）见证了中国信息通信业的惊天巨变，从“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成为“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行业”，如今正“向新而行”，既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也为其他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蹒跚起步
▲1952年，上海药水弄棚户区装上了公用电话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通信业，那就是“一穷二白”。1949年时，全国只有21.8万门电话，主要为党政军服务，邮电业务总量也只有2.58亿元。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公用传呼电话应运而生，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电话紧缺时代人们的语音通话需求。
1952年12月，上海全面开办公用电话传呼业务，这是电话转向主要为百姓服务的一道分水岭。第一个传呼电话落地于长寿路西康路附近弄堂口的一家小烟杂店，每一次的传呼费为3分钱，而且也为老板引来不少客流，店铺生意更加兴隆。
此后，公用电话传呼业务不断拓展。哇啦哇啦声成为上海街头巷尾一道独特的风景，“后厢房老张，侬厂里老刘叫侬回个电！”“303室刘阿姨，侬女儿长途电话来了！”
在《IT时报》的一次采访中，老一辈艺术家牛犇也对传呼电话记忆深刻。他清晰记得上海弄堂口烟杂店的老大娘，每次上影厂有什么通告，都是通过这位大娘的传呼电话传递给他的。每次，大娘老远就会大声嚷起来，“牛同志，明天……”，半条街的人都听到了。
相比打市话，打长途电话更加不易。新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只有长途电路2800条，打长途电话要去邮电局排队。有时候一排队就是一整天，不少人为了打上长途电话，不敢喝水不敢吃东西，就是因为不想去上厕所，担心回电来了自己却错过接听。
那时，人们与外界联系主要靠书信，遇到紧急情况时则发电报，因为资费比较贵，人们打电报时惜字如金。在北京电报大楼营业的59年间，发出最多的急电是“母病速归”。那时，人们最怕深夜听到送报员的摩托车引擎声，这往往意味着人间悲剧的降临。
打破瓶颈
▲改革开放初期，邮电局内每天挤满了来发电报和挂长途电话的用户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段时期虽然我国通信业取得了一定发展，但总体仍处于落后状态。
1978年，我国的电话普及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0.05部/百人提升至0.38部/百人，但电话普及率大约相当于非洲平均水平1/3，亚洲平均水平1/7，世界平均水平1/10。就以上海为例，1978年时电话普及率为1.7部/百人，同期纽约为80.2部/百人，东京为66.1部/百人，伦敦为64.6部/百人。
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后，全社会对通信的需求急剧增长，薄弱且严重短缺的通信基础设施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尤其是在率先开放的沿海地区，“电话装不上、打不通、听不清”成为矛盾焦点。外商来了之后，首先感到不适应的，也最为关注的就是通信，“一问电话二问路，第三才是谈项目”。原邮电部部长、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曾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位澳大利亚外商在沿海某城市考察后，需要打国际长途电话向老板报告，但当时我国至澳大利亚没有国际电话直达电路，要通过人工台从欧洲转，三天都没接通。
以1980年为例，全球话机总数达到4.5亿部，我国仅有418万部，也就是说，占世界1/5人口的国家拥有的话机数量还达不到全球话机数量的1/100。
不仅电话规模小，技术也非常落后，全国三分之一的市话和绝大多数长话需要靠人工接续，许多农村地区使用原始的手摇话机，技术装备比发达国家落后20到30年。
为了打破瓶颈，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确立了通信必须先行的战略思想，提出“先把交通、通信搞起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为我国通信业打破固有模式，确立高起点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
程控飞跃
▲引进贝尔公司的S-1240数字程控电话交换设备
撬动我国通信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支点”，就是“全面上程控”，实现我国通信业“三步并作一步走”，推动电话事业大发展。
电话设备的核心是交换机，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意识到程控交换技术是未来的方向，但当时，我国刚刚掌握纵横制技术并即将实现产业化，对程控技术的掌握则几乎是空白，所以在发展方向上大家产生了分歧。反复权衡之后，我国决定跳过纵横制和空分交换机，从第二代的步进制交换技术跃升，全面采用程控交换技术，“三步并作一步走”，实现质的飞跃。
1982年11月，我国第一套万门程控电话交换系统在福州开通，开了全国先河。
1984年元旦，中国和比利时合营、中方控股的上海贝尔电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成立，这是全国第一家制造数字程控电话交换机的中外合资企业，引进了具备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S-1240型全数字程控电话交换机生产流水线。经过技术人员日夜奋战，1986年11月，第一套S-1240设备在上海电话局泰兴分局投入使用。
时任上海邮电管理局党委书记徐东旲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S-1240投产之后，我们采取了降价销售的策略，头几年亏了不少钱，但是有效拉低了进口程控交换机的价格，提高了关键设备的国产化水平，对促进我国通信大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后，我国电话规模快速提升。1992年11月22日，上海电话设备容量率先突破100万门，国家领导人对此题词、致函祝贺，《上海邮电报》当时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
1997年8月，我国县级以上城市全部实现电话交换程控化。到2002年，我国电话用户总数超过两亿，电话网总体规模和用户数双双跃居世界第一。
电话大发展更为我国自主通信产业崛起厚植了土壤。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量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涌现，主要目标就是研发程控交换机，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世界级通信巨头的华为、中兴、大唐电信，中国和全球通信行业格局由此逐步改写。
移动崛起
▲上世纪90年代，大哥大逐渐流行
20世纪80、90年代，在程控交换助推我国电话大发展的同时，移动通信和互联网开始兴起。
1978年，美国在芝加哥开通了全球第一个移动通信系统，次年日本建成了全球第一个蜂窝移动电话网。而在1982年7月，上海电信开通了中国第一套150MHz移动电话系统，但容量很小，仅有20户，成为国内第一个开通“大哥大”的城市。1987年，广东则开通了我国第一个900MHz蜂窝模拟移动电话系统。
《上海邮电报》(《IT时报》前身)1992年12月报道，“大哥大”系统在上海开通十年后，上海的“大哥大”用户突破万户。1995年，“大哥大”在上海迎来发展高峰期。当时在上海长途电信局负责烧号的凌斌清楚记得，当年两次集中放号，总计卖出7万台“大哥大”，每个人怀揣着拿报纸层层包裹的巨款大排长龙，长途电信局当时从交通银行请了10名工作人员带着点钞机来放号现场支撑。
“男人就是大哥大呀，大哥大，你听这名字，都得听他的。”“要这么说，女人就是BP机，BP机一呼，你大哥大就得乖乖地回啊！”1997年春晚舞台上，冯巩和牛群一唱一和，逗得电视机前的观众前仰后合。
“大哥大”开启了我国移动通信业务蓬勃发展的时期。之后，我国从模拟移动通信进入数字移动通信时代，1998年11月，我国数字移动电话号码升至11位，彻底解决了用户发展与号码资源不足的矛盾，开启了我国移动电话发展史上的全新阶段。如今，我国移动电话用户已经达到17.72亿户，普及率超125部/百人。
活力迸发
▲2008年电信重组，诞生三家全业务运营商
在老百姓极度渴望随时随地通信的同时，我国通信业奏响了“政企分开、邮电分营、引入竞争机制”改革三部曲，行业发展活力不断被激发出来。
1994年，中国联通成立，由原电子部、原电力工业部、原铁道部共同出资组建，在原邮电部门之外引入新的市场主体，标志着中国通信业正式开始破除垄断、引入竞争机制。
1998年，在原邮电部和电子部基础上，信息产业部组建，推动通信业实现政企分离。
2002年，电信“南北分拆”之后，逐步形成了电信、移动、联通、网通、卫通、铁通、吉通“七雄争霸”的局面。
2008年，通信业进行了大规模重组，最终形成了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家全业务运营商，呈“三足鼎立”之势，既推动市场充分竞争，又防止资源过度浪费。
经过不断的体制改革，市场竞争日益充分，中国通信业行业活力不断激发，走出了一条“在发展中改革，在改革中发展”的道路，并取得显著成效。
如今回头看，电信行业是改革最早、最彻底也最成功的“急先锋”，取得的成效十分显著。从2008年起，我国固定电话用户数、移动电话用户数、网民人数、宽带网民数四个指标全部位列世界第一。
大步超越
▲我国移动通信在5G时代实现了超越
在用户规模全面领先的同时，更可喜的是，在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通信业央企的主导下，在产业链的共同努力之下，我国通信技术发展不断取得突破，演绎了移动通信领域从“空白”到“引领”的惊天巨变，老百姓的信息生活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
2009年1月，3G牌照发放，虽然比世界晚了近10年，但却不耽误图文类应用的飞速发展。
2013年12月，4G牌照发放。网约车补贴大战、视频网站大战、移动支付大战此起彼伏，4G真正开启了移动互联网时代。
2019年6月，5G牌照发放。数字经济的红利加速释放，商用5周年之际，5G已经成为高铁、航天、新三样之外的另一张“中国名片”。
在这些变化背后，是我国逐渐提升在全球通信业中的实力和话语权。
在一次央视节目中，一位通信业资深人士讲述了一段往事，那是在1998年，她去芬兰参加国际通信标准组织的一个会议，现场看到有中国人来，与会人士都很惊奇，“当时我们还是‘旁听生’，只是在听，也不知道怎么去提我们的要求。”
而后，中国不再是“旁听生”。3G时代，我国提交的TD-SCDMA方案成为三大主流国际标准之一，实现了我国通信史上系统性标准“零的突破”。4G时代，我国提出并主导的TD-LTE标准，成为全球两大主流标准之一。如今，我国移动通信技术国际标准必要专利占比由1G时代的零上升为5G时代的42%，成为5G国际标准化主导力量之一。
与此同时，我国在5G商用进程中不断取得突破和领先。如今，我国5G基站规模和用户规模遥遥领先，在全球占比均超过50%。
在中国5G走向“无人区”之际，中国通信运营商也为全球5G发展贡献了中国式创新样板，开辟出一条创新、高效、绿色的5G高质量发展新路。
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携手，攻克诸多难关，建成了全球首张、规模最大的5G SA共建共享网络。在2024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WC 2024）期间，中国联通、中国电信“5G网络共建共享”项目荣获GSMA Foundry“网络效能卓越奖”。中国移动也与中国广电携手，建成了覆盖全国、技术先进、品质优良的5G 700MHz精品网络，构建了多领域业务合作、跨行业融通发展的开放共赢新模式。
通信普惠
▲通信普惠时代，新兴应用层出不穷
移动通信快速发展的同时，在另一条“战线”上，我国通信业亦实现高速迭代发展。
2000年，历时8年、总长达8万余千米的“八纵八横”光缆骨干网全部建成投产，从根本上缓解了我国通信干线紧张的状况，也为中国互联网的腾飞提供了强大的、可靠的基础设施保障。
2010年开始，“光进铜退”引领我国光纤宽带网络全面部署。作为主力军，中国电信2011年启动“宽带中国·光网城市”工程，用三年时间实现所有城市光纤化，最高接入带宽达到100M。
2013年，《“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发布，提出重点加强光纤网络和3G网络建设，进一步提升信息基础设施能力和用户使用体验。
2017年，我国所有城市建成光网城市，光纤宽带用户占比由2010年的18%提升至94%以上。
2018年，上海电信率先建成基于10G PON技术的城市级千兆光网，打造“全球千兆第一城”。
2019年，我国发放5G商用牌照，同时，以10G PON技术为代表的千兆网络快速发展，我国开始迈向以5G和千兆光网为代表的“双千兆时代”。
网络能力快速升级，为我国网速水平的快速提升奠定了厚实基础，与此同时，“提速降费”战略让老百姓真正实现了通信普惠。国资委作为监管者，推动中央电信企业倾力实施“提速降费”，资费大幅下降，使得我国彻底甩掉了“资费贵、网速慢”的“帽子”。
从2G到5G，移动资费大瘦身，从半个月工资到一杯奶茶钱。从2008年到2023年这15年，互联网带宽成本下降99.96%。
2023年底时，我国固定宽带网速水平排名全球第四，处于全球领先位置。而通信资费负担则降至全球低位，根据国际电联数据，2023年我国固定宽带资费占人均国民总收入比例仅为0.42%。
覆盖广、网速快、资费低，我国用户用上了“又快又好”的通信服务，进入人人共享、人人参与的通信普惠时代，也为我国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繁荣铺平了道路，互联网巨头应运而生。
当我们畅快地连接5G，打的、购物、点外卖，一部手机搞定衣食住行，一点网络知晓天下事之际，或许我们忘了，中国曾比世界晚了10年才打开移动互联网的大门，但只用了10年，便成为全球用户规模最大、应用生态最多元、技术创新最前沿的数字化的领跑者。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通信业发展经历了挑战和波折，展现了智慧和勇气，从七大历史坐标看到了惊天巨变，通信方式从原始到现代，通信技术从落后到引领，通信服务从小众到大众，通信对象从人人到万物。不过，这些成绩正成为历史，而对历史最好的致敬，就是向新而行，书写新的奋斗历史、创造新的世界奇迹。
排版／ 季嘉颖
图片／ 上海电信 IT时报
来源／《IT时报》公众号vit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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