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的传入，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自此以后，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又融入了新的内容与养料，从而变得更加丰富和灿烂。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路线有海、陆二路。
陆路即由西域各地经著名的“丝绸之路”而传入，它又分为南北两道。南道是指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沿昆仑山北麓，经于阗而至莎车。北道是指从敦煌北上到伊吾(今新疆哈密)，然后西行，沿天山南麓，经龟兹而至疏勒(今新疆喀什)。
以上两道都在天山南侧，因而又统称天山南路。东汉时著名的译经大师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就是经天山南路二道来到中国内地传播佛教的。
关于佛教传入我国内地的确切年代，历来传说纷纭。其中有不少是后来的穿凿附会，不足为信。尤其是魏晋以后，佛教与道教为了争优劣高下，各自都编造了许多假说以争先后。西晋道士王符曾伪造《老子化胡经》，利用东汉以来流传的“老子化胡说”抬高道教，贬低并排斥佛教，说老子西涉流沙，入天竺为佛，化导胡人，释迦牟尼是其弟子，佛教的地位当然低于道教。
佛教徒也不甘示弱，针锋相对地提出许多说法，强调佛教创立在先，佛教传入甚早。例如有的说，秦始皇之时，就曾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一十八贤者赍持佛经来化始皇”。还有的说，早在春秋末年，孔子已“闻西方有圣者焉”，并称佛为“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的大圣人，超过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皇五帝和夏商周三代的开国君主。
另外还有一些说法，虽然掺杂了不少虚夸的成分，但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例如《魏书·释老志》说，汉武帝时，张骞出使大夏，已知“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浮屠之教”。霍去病讨匈奴，带回了休屠王的金人神像，汉武帝将其“列于甘泉宫”，“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从当时中西交通的开拓以及汉与西域的交往来看，说中国已有人知道佛教，这并非不可能。但印度佛教此时还处于部派佛教阶段，尚未开始制造佛像，因此，说汉武帝已礼拜佛像等，就不太可信了。
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是东汉明帝永平(58~75年)年间“感梦求法”的说法，此说几成定论，也为史家长期认可。关于这一传说，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记载，最早的见于《四十二章经序》和牟子《理惑论》。《理惑论》中说：
这段记载，没有标明年月。后来才逐渐有了永平三年(60年)、永平七年(64年)等不同的记载，通行的说法是，永平七年感梦遣使，十年(67年)使还。关于这次求法，后来在内容和情节上也不断有所充实和发展。例如说当时随汉使者来华的有西域沙门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并用白马驮来了经书佛像，译出了第一部佛典《四十二章经》，洛阳的白马寺也因此而得名等。这些说法虽有夸张的成分，有的甚至富有神话色彩，但其中所反映的汉明帝遣使求法的基本情节则是可能存在的事实。不过，这并不能说是佛教传入之始。它只说明佛教在中国有进一步的传播。对此，我们可以证之以光武帝之子楚王刘英奉佛的事实。据《后汉书·楚王英传》中记载:
这里，楚王刘英在他的领地与沙门、居士一起奉佛，还“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人们却并未感到有什么特别的惊奇之处，汉明帝还对此加以褒奖，这说明，佛教至少在永平八年(65年)时已有了一定的流传，并在上层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显然，佛教的传入已经有了一段时间。
另外，裴松之在《三国志·魏志·东夷传》的注中引曹魏鱼豢撰的《魏略·西戎传》说：“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从当时佛教的传播和中西之间的交往等历史情况来看，这一记载是比较可信的，但目前由于缺乏其他资料而无从确考。
文字来自珠海市普陀寺
视频来自宝莲文化视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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