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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章伯钧之女，1963年被下放到四川，1970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以至其父亲含冤而死时也未能见上最后一面，直至1978年才撤除罪行释放回北京。2001年退休，在其步入人生晚景多年之后开始写作，记录自己看到的、记得的悲凉与凄惨。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在你的《伶人往事》里，从来没有试着写梅兰芳？
章诒和：梅(兰芳)是个有故事、无往事的人。怎么讲呢，由于梅的个性和位置，1949年以后，事实上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所以他那之后的那些事，都是例行的故事，都是大家知道的，而不具备个人回忆的往事意味了。
如今陈凯歌说梅，他不是要抬高梅，而是用梅来拯救他自己，他想打梅这张牌，但梅不需要他打，梅自己就是张立起来的牌。
我和陈凯歌是两个方向的，他写虚，我写实，他追求美，我追求真。
很多人都问我，写不写梅，我说我要看到档案，我知道这些(事)，只是因为私人关系。但我觉得远远不够。
写梅兰芳最主要要对梅先生有非常非常深的感情。
艺人是非常神秘的一群人，他们和所有的群体都不一样。他们只给你看台上和场合中的一面，私下里的这一面，他是不给你看的。他不仅不给别人看，他也不说。除非像我已经扎到他们圈子里了，而且和他们特别好，然后还有一个父辈的这种关系，那么你可能知道一点点，但远不是他的全部。
艺人只能告诉你一点点，再不然，告诉你的就是假的。
中国新闻周刊：看梅孟(小冬)之间的感情，总觉得就像梅中正平和的舞台艺术，虚大于实，现实中梅真是这样吗？
章诒和：梅一辈子讲究中正平和，在舞台上、在现实中他知道什么是过犹不及。
孟当初和梅碰头时，孟18岁，孟着实是好，但还未大红大紫，观众爱看他俩游龙戏凤。两人在王克敏的半百生日宴上认识，这时福芝芳(梅兰芳的二太太)已经是那么多孩子的妈了。
婚姻是要撮合的。梅喜欢孟，孟也仰慕梅，但梅对孟，也仅仅是喜欢而已，梅从没主动追求过谁。
所以要把梅写成情种，那也错了。渐渐地两人就有了摩擦，孟抽大烟，梅家是不能有这种嗜好的；做了太太，必须要做家眷，孟还是要抛头露面；不能登台，孟背着梅去唱戏。不停地事出来。所以孟对于梅既是新爱又是个负担。
事情发展到后来，梅非常清楚，必须要了断，要不全完！
分手前，梅在武汉打了一个双台，完了和身边人说，今这台是白打了，这四万两白银是给那边(孟)准备的。也好，这事就这么了了吧。这是梅当时的心情，有些许失落，更有如释重负。
梅一生和谁都很和气，只负过孟，但那也是世事中的不得已。
一分手，孟就拜了余叔岩(当年京剧老生最高水平)，开始大红大紫，成了冬皇。
大家都喜欢福芝芳，她是真为梅好，人又大气，爽快，能干，也能生。艺人是必须要靠血缘来传承的。
这一点，梅怎能不懂？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评价梅兰芳？
章诒和：首先不要把梅(兰芳)抬得太高，他不是一个英雄，他就是个艺人，而且绝顶的聪明。
同样是艺人，我们把梅和程(砚秋)放在一起看，就能多少看到梅的实了。
程和梅不一样，1949年解放时，程觉得高官真捧他，真把他当人看，给了他很高的地位，因为以前唱戏的地位是很低的。他很感动，特积极，让他去哪儿从不含糊。
这些梅可没有。
但程马上就傻了，戏改后发现最后只能唱7出戏。戏子就是戏子，以戏为生，以戏为命。这个打击是致命的，所以程一生都生活在悲情之中。程那种悲凉，觉得人生非常没意思，不想唱戏，绝对不让自己的孩子唱戏。这贯穿他的一生。你要说脱俗，程先生比梅先生脱俗多了。
所以30年代他到德国不想回来，他把银子都搬过去，就想在那边居家度日了。但这边一个大角儿养的一群人——养他的和他养的，全急了，首先就是他太太。
而梅呢，他在大问题上，非常听话，因为他知道周围都是高人，都比自己强，他要靠他们来抬和帮。这一圈子的人还互相掐架，但梅先生都能摆平。
这些梅党就是爱他，爱艺术，所以别再过多地投入到同性恋的狭隘想法中。
梅党不是要求和梅做什么、或是捏捏他的脸蛋，那都不对。不是没有玩男旦的，但“梅、程、尚”，全都没有。
梅通过梅党，他艺术上集中了多少人的智慧，而且他能体现出来，化成自己的。一出戏下来，“走，咱们吃饭去”。席间您就得给畹华讲讲戏唱得怎样，给他挑刺。所以你看梅多聪明，第二天人家就改。
梅先生是这么个人，不分党派，不分左右，不分穷富，只要您真有本事，真为我好，我就掏心掏肺。梅党这些人，1949年后基本都倒了，但梅先生依然如故。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梅兰芳与程砚秋对戏改的不同态度？这可以看出他们哪些不同的性格？
章诒和：梅对于形势的把握又是聪明至极，1949年后，梅兰芳不同意戏曲改革的那一套，但这件事让他碰了钉子，差点被组织批判。当时，他在家里说，“敢情49年后咱还是不能随便说话”——这他立刻就总结出来了。
我们这些人都知道他那份聪明，我父亲就在家里说，“罗隆基还不如一个畹华！”
所以虽然1949年后梅被抬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但做不了太多的事情。这些他心里非常清楚，所以之后就没再做什么事了。
但一些政治讲话，梅是必须要发言的。那个处境，他是个头靶，是个旗子，他得亮相，所有的稿子都是别人写的。只要他登台亮相，他就是个大青衣！
其实梅对戏改是大有看法的，1949年以后，用运动的方式推行文化政策，一种是文改另一种是戏改。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这叫旧艺人，梅清楚极了。
而程的悲情就在于看不透，他的戏改建议绝对正确。要知道梅程都唱过好几百出戏，他们不断地唱不断地丢，为什么丢，因为觉得不好。最后留下很多很精致的，各种改良的成就都在保留剧目里。
中国这些顶级艺人的智慧不是一般人能比的，每天都是三教九流，政治的、经济的、文人墨客、得意的、失意的。他把中国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看得明白着呢。
所以1949年后，梅是看透的。这也是解梅这个人的关键，为什么他入了党，却放着每月7千的工资不拿呢，这叫了得。
但梅确实比程胆小。程多豪迈，大胸怀，那工夫，太漂亮了。要是你，爱梅还是程？我是爱程。
到后来程完全放开了，大碗酒大碗肉，那酒都是白酒。梅心情也不是很好。他俩一走，家班剧社都不复存在了，从此以后就没有角儿了。
真相如火，传播真相者如普罗米修斯。陈徒手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档案中挖掘真相，目的是“记录40年代末之后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把历史的灰暗面平铺给人看。
陈徒手说，“知识分子有个天职，就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吭，是失职；若作假，是渎职。”
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一步弯曲的？“思想改造”、“洗澡”这些消失于教科书，只会偶尔散落在网络世界隐秘角落的陌生词汇，究竟意味着什么？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过”？
回答这些问题，在今天，仍有意义……
为此，@人文精选诚荐陈徒手先生作品《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
这是两部深入解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著作，运用了海量有据可查的档案资料，实在不可多得。
陈徒手先生根据几十年积累的资料所写出来的著作，其实还有好几本，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能出版的就这两本，而且《人有病，天知否》还颇多波折，属于“漏网之鱼”，最终能与读者见面，实属不易。
陈徒手先生的这两部作品，数量有限，之前一度售罄，有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收藏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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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学传统。自孔子以来，中国历史学家差不多都格外重视当代史的研究与表达。
不论是孔子册《春秋》，还是司马迁著《史记》、班固写《汉书》、司马光编《通鉴》，历史学家尽管都会述往事、追源头，但其真正兴奋点无不在于当代，在于给刚刚逝去的时代一个说法。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的历史学家无法对刚刚逝去的时代进行研究，更不要说描绘。我们的历史却总要“出口转内销”，要靠外国人的研究去为自己的历史定位。
我不是说外国人不能研究、不能写作中国当代史，而是当我们捧读如此厚重的《邓小平时代》时，除了钦佩作者远见卓识、中允公道外，多少有点为中国历史学家感到羞愧，或不平。
中国历史学家为什么不能像傅高义先生那样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阅人无数，写出这个伟大时代的历史呢？
今天要向大家重点推介的，就是傅高义先生遗作《邓小平时代》。这是傅高义先生“十年磨一剑”的巨作，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在写作上既不苛求历史人物，也不为尊者讳。
早在傅高义《邓小平时代》香港版问世，我就急切阅读过最感兴趣的章节。这确实是一部伟大作品。我们可以不完全赞同作者的看法，但我们必须承认傅高义先生为我们勾勒的这个伟大时代是可信的。 ![]()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看懂邓小平时代背后的涌动暗流，既能了解种种社会思潮，更是一把洞悉当下的钥匙。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无论之于曾经还是之于当下的中国，都举足轻重。
尤其在关键时期，一个重要的选择就可以决定命运，对于个人如此，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更是如此。“改革开放”这样一个重大选择，几乎决定了中国4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
人们关注历史，研究历史，不外乎寻找真相、发现真理，并汲取经验教训，警示现实。
因此，中国若想延续这种社会经济的繁荣，则不可以忘记邓小平当年的选择，以及他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只因我们今天依然身处邓小平时代的延长线上。
为此，@哲学之路公号特别推荐一部堪称邓小平研究“纪念碑式”的作品——傅高义教授的《邓小平时代》。
这本书不只是给邓小平个人立传，更是给一个时代立传。资料非常出格，但写得很客观，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真相。这是一部比历史课本生动百倍的当代史，向我们展示出了教科书里所未提及的那些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历史细节。 ![]()
在改革开放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很大程度都能在邓的时代里找到可作为参考的答案。
正如马勇老师所说：读傅高义《邓小平时代》，仿佛那个慈祥老人并没有离我们远去，他似乎一直在注视着中国的发展变化。
说实话，很多外国作者写中国领导人的书，大多都“不太好看”，然而这本《邓小平时代》除外。
作者傅高义教授“十年磨一剑”，收集了来自日文、俄文、中文和英文的种种史料，并得天独厚地采访了包括邓小平家属、身边干部在内的众多历史亲历者，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一切都使该书具有独特的历史成因，其价值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难以被超越。
众所周知，当代史难写，而写当代史中的领导人难度则更大。
本书最成功的一点，傅高义将目光聚焦于从1976-1997年的“邓小平时代”，把史实、叙事和评价极好的融合起来，在写作上既不苛求历史人物，也不为尊者讳。因此，有读者说：“这本书七百多页的篇幅，居然能一口气酣畅淋漓的读下来。” ![]()
因此，本书的中文版，从最初的港版繁体到中文简体，都因话题宏大、题材特殊而一度洛阳纸贵，频频断货。并且近些年，每逢邓小平时代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关键节点，包括中美关系、港澳台问题，这本书更是频频被推荐。
这不仅因为本书所披露的大量细节所蕴含的史料价值，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依然身处邓小平时代的延长线上，而未来，无论“邓小平时代”是继续，或出现转折，本书都绝对无法绕开。
邓质方：我最近看《邓小平时代》，这本书太值得看了。我通读了全书，才真正意识到，老爷子后来提出的24个字的战略方针，“绝不当头”最重要。这不是简单的权宜之计，这里面体现了老爷子的世界观——谦虚、敬畏和开放。老爷子还说，他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没有做什么事，他仅仅是给松了一下绑，解除了一些禁忌，一切的一切，都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
张维迎：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一看《邓小平时代》。
沈志华：傅高义能写出来《邓小平时代》，中国人写不出像他那样的。
秦晖：通过傅高义先生高超的叙事能力，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邓小平以及当代中国的非常精彩的故事。能把故事讲到这个程度，的确是我们都应该学习的。
《邓小平时代》的译者是著名学者冯克利先生，其译笔精准且朴实无华。本书豆瓣评分高达9.3，除了傅高义先生详实的写作，冯克利先生流畅又中国化的翻译功不可没。
这本书，不少朋友已经读过，但由于各种原因未曾读过的朋友，想必也大有人在，所以值得再次推介。
本书口碑极佳，多次断货下架，今天再次上架。我早在2013年本书中文版首发时，就买过一本，当时的售价是88元。10年过去，售价仍然是88元。
谁也不能预测《邓小平时代》在将来什么时候有可能下架，至少可以说再版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很小。毕竟邓小平时代……已是另一个时代。强烈建议还没有这本书的朋友，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立即一键收藏（库存已所剩不多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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