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和科研机构牵手后，产品正式投产前，有一关必须得过，就是“中试”。在业内，中试被称为“达尔文死海”——从理论研究走向产品市场的空白地带，高校院所和生产企业都不愿涉足。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在传统科教重镇武汉市，半月谈记者找到了令人振奋的答案。
不重视中试，代价有多大
坐拥90多所高校、101家科研院所、76位院士、130万在校大学生，304万各类人才、98家独立科研机构，科研机构总量位列全国第四……武汉，一直被认为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武汉面临着科技成果转化的挑战。如何成功跨越“达尔文死海”，“中试”在科技人员眼中就是科技“果子”由生变熟的关键一环，也是困难重重的一环。
2019年10月底成立的武汉中科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先进院”），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和武汉经开区联合共建。先进院执行院长康翼鸿告诉半月谈记者，中国科技被“卡脖子”的领域，一大半关乎材料问题。而8年前，我国材料领域的论文专利数量就已经居于全球第一位。
在他看来，造成这一矛盾的原因是我国长期忽视“中试工程技术”这一创新链的关键一环。中试工程技术既需要具备产业经验的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又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场地，高校院所因为缺乏硬件资源建不了，企业因为投入大、见效慢等问题不愿意建。
相关研究显示，在基础研究、中试熟化、批量生产三环节，欧美等发达国家投入比例为1∶10∶100，我国则为1∶0.7∶100，存在着明显的投入资本不足。科技成果经过中试，产业化成功率可达80%；未经过中试的，成功率只有30%。同时，中试熟化的过程，可以给资本市场、产业端、人才端提供可视化的工艺过程及场景标的，对资金链、人才链、供应链、产业链的融合，尤具重要意义。
两种模式，一样风生水起
在武汉经开区军山科技园的厂房里，李江华信心满怀地说：“我们将构建一个以中试熟化为核心的孵化体系。我们搭建了10条中试生产线，得到一大批投融资机构的关注和支持，部分项目已经完成首轮融资。”
与未来院仅隔一条马路，便是先进院的中试厂房。入口不远处的厂区内，10余个矗立的金属罐体引人瞩目。
“这里正在中试的是新型磷酸铁锂前驱体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池领域。”先进院研发人员贺兴臣介绍，与传统生产工艺相比，新型磷酸铁锂工艺有望将生产成本降低5%至10%。结合湖北的磷化工产业基础，先进院陆续开发出多项具有前景的技术路线与生产工艺。
未来院和先进院是武汉经开区打造的两种不同类型的中试平台的代表。在两院负责人看来，过去一些地方搞中试，至多提供几处楼宇空间，而武汉经开区则直接提供几万平方米的厂房，可以把中试搭建的生产线直接搬到企业车间扩大生产。
“在这里，我们有两三千平方米搭建定制化的中试生产线。”李江华告诉半月谈记者，未来院科研办公场地1万平方米，中试基地及孵化园区达3万平方米。
自2022年6月投入运行以来，未来院立足经开区产业需求，以未来技术项目为基础，特别着意于从华中科技大学优势学科的科研成果中“优中选优”进行中试熟化。
与未来院聚焦一所高校的科研成果有所不同，作为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在武汉设立的唯一一家企业法人新型研发机构，先进院是一家重点面向新材料领域的企业型研发机构。
“我们的定位是研究服务型企业。研究机构是追求创新，企业则追求价值。我们这个中试平台就是以为企业客户创造价值为目标，在实现企业价值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价值。”康翼鸿说。
成立不到两年的未来院，已在突破卡脖子技术方面取得一系列进展。该院协助引入的高端电子氟化液，有望成为西方巨头公司产品的国产替代。
“试”出一座创新之城
引导鼓励新型研发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独立或联合建设中试验证平台，政府给予建设补助资金支持，推动更多成果从实验室走进企业生产线，武汉已经积累相当经验。
“近年来，武汉市不断完善政策，支持中试平台建设，分类给予经费奖补与资助。多数中试平台现已建立完整的服务流程及内部激励机制。”武汉市科创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23年12月底，武汉纳入备案管理的中试平台共156家，依托企业建设94家，依托高校院所建设46家，这两类也是目前武汉中试平台的主要建设形式。
此外，武汉市还成立成果转化中试平台联盟，首批50余家会员单位都是在武汉市科创局备案的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平台单位。正如李江华所言，对于一座城市而言，中试事业的兴旺，直接关乎城市创新能量的激发。武汉走过的路，或许可以为更多瞄准创新的中国城市提供路线图。
来源：半月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