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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职称晋升及其相关制度改革一直是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群体中的核心议题，深切关乎着医务人员的个人利益，始终备受他们的高度关注。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不断探索多元化的职称晋升渠道，众多地区纷纷将“完成基层工作任务”列为职称评审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
鉴于基层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现状，这一新的晋升要求无疑会对部分医生的经济收入和职业发展构成一定的挑战。但不可否认，这些变革，给基层医务人员放宽了晋升的“硬性指标”，释放了利好消息，从而推动基层医疗的发展。
可申请先参加职称评审，通过后2年内补足基层工作经历
图源：内蒙古卫健委官网
7月初，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关于2024年度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在定向评价、定向使用的有关职称政策中，《通知》明确：对在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满30年且中级职称取得满10年，仍在诊疗一线岗位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加大职业道德、考核结果、基层服务水平、群众认可度等方面的权重评定高级职称。
这种晋升方式被称为“定向评价、定向使用”，意味着获得副高级职称的医生将被指定在乡镇卫生院担任职位。
“定向评价”采取单独分组、单独评审的方式，取得的职称限定在本区内有效。“定向评价、定向使用”的高级岗位实行总量控制、比例单列、专岗专用，不占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与常设岗位分开设置、单独管理，并向乡镇卫生院倾斜。
今年3月，广东省卫健委发布了《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2023年度全省卫生健康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图源：广东省卫健委
其中倾斜措施中第一条就指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紧缺专业技术人才，取得中级职称后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相应专业连续工作满10年，且已聘任中级职称的，可申报直接认定副高级职称。
2023年12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
其中，《措施》提出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生取得中级职称后在基层连续工作满10年的，经职称评审委员会考核评审，可直接取得副高级职称。根据《措施》，对这类获评副高级职称的医生实行“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对通过定向评价取得的职称，所聘岗位限定在乡镇卫生院。
《措施》还要求二级及以上医院专业医务人员晋升副高级及以上职称，须有任现职以来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1年以上经历。县级公立医院中层管理人员晋升职务，须有在乡村医疗卫生机构任职或挂职1年以上经历。
2023年1月，吉林推出了优化基层服务“3010”职称申报评审机制。即在县乡基层企事业单位从事一线专业技术工作累计满30年，且现仍在一线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聘任中级职称满10年的，可随时申报晋升副高级职称，实行“县审核省认定”制度，每月认定一次。
符合当年正常职称申报条件的也可参加年度职称申报评审。
2018年9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通知》，文件在提升全科医生职业吸引力方面，明确：要打通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发展天花板，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经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并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的，可直接参加中级职称考试，考试通过的直接聘任中级职称。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取得中级职称后在农村基层连续工作满10年的，可经职称评审委员会考核认定取得基层卫生副高级职称。
这些政策调整反映出我国职称晋升体系的逐步改革，将基层工作经验作为评审的重要考量，从而鼓励更多医疗专业人员服务于基层。
如果其他条件不要求，只要求在基层工作10年，是真的“好”吗？
一份深入医疗领域的调研数据显示，基层医务人员的职业困扰聚焦于任务繁重、标准严苛与薪酬低廉的三角困境。在文化素养相对不高的社群中，他们还需应对种种非理性就医现象，诸如患者无理索药、过度医疗期待、强行要求诊疗服务、无序插队及无理证明需求等。
暂且不论这些在医院普遍存在的难题，对于基层医务人员这一独特群体，其最核心的困境是“临床疏离”：
1.表格越来越多：每天都有整理不完的表格，周末加班已经成了常态；
2.患者越来越少：经济条件好了，头疼脑热的村民都会选择前往大医院；
3.限制越来越多：输液受限，手术受限，药械管理更加严格透明；
4.考核越来越形式：不科学的考核指标，让医生总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
若此现状持续，基层医生的职业发展何从谈起？
基层医务人员，构成了我国医疗体系庞大的基石。若问基层医院是否缺人？答案复杂。实则，其根本缺失的是“资金”。
与其政策向基层倾斜，不如“钱”向基层倾斜，直接且有效。
有人担忧，去除晋职压力会让医生失去进取心，趋于平庸。实则不然，此举或能激励优秀人才产出更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因为科研将回归纯粹，走向精英化，不再单纯为晋升服务。对于那些真正致力于科研的医生，应给予更多支持与鼓励。同时，临床医生应能专注于患者的治疗。
近年来，医院晋升机制已有所变革，科研论文的比重有所降低，更加重视抗疫一线的贡献以及临床病案、个人业绩、社会评价和患者满意度等方面，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转变。然而，由于缺乏明确的侧重点和量化指标，这种机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弹性，其效果尚难以评估。
从医疗的本质来看，患者满意度是最能真实反映医生技术与服务水平的指标，但由于其难以量化且存在弄虚作假的风险，因此难以直接用于评定。相比之下，“以考代评”或许是一个更为公平的方案。
展望未来，我们期待能够探索出更加有效、贴近实际的评定标准，为医生提供多元化的晋升通道，让他们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与专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