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AI发布GPT-4后，在公开的贡献者名单中，有几十人是华人，其中好几个是清华北大复旦等中国高校出去的人才。
众所周知，在互联网时代，美国的硅谷科技圈就有大量的中国人和印度人，其中一部分中国人回国创业和任职，但更多是留在了微软、谷歌、脸书等公司。
除了互联网和AI领域，在大家都关心的芯片界，华人也是其主导力量之一。比如AMD的CEO苏姿丰就是华人，还有英伟达的CEO黄仁勋，他们都是美国科技界的华人大佬。
可以说从核心技术到企业管理，以及配套链条，都有众多华人的身影。
在充分利用世界人才方面，美国的力度很大，做得非常好。
为什么不能让“中国鸡”回来下蛋呢？
任正非曾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我们有时候花大价钱，从国外引进的高新技术，打开后，发现是中国鸡下的蛋，我们还要交关税，还要出高价，为什么不能让中国的鸡回到中国来下蛋？”
是啊，中国从来不缺人才，也不缺天才，如果让他们都留在国内发展，那我们还担心什么被“卡脖子”的问题呢。
从软件到硬件，从芯片到AI，很多华人都顶尖技术的代表，他们代表了所在领域的顶尖水平。
如果我们梳理一下，就会发现那些代表美国科技领先的半导体企业中，不管是英特尔还是高通、美光等，其中都有很多华裔专家和工程师。
在美国硅谷，据不完全统计，大概有数十万华人遍布各大科技公司，其中从中国高校直接走出去的人才也有数万人，以至于美国媒体也抱怨在科技领域的华人实在太多了。
所以，让“中国鸡”回来下蛋，而不是高价买国外的“高价中国蛋”，这是一个大问题。
环境土壤的改善是关键，一定要让人才有用武之地
孙亚芳曾给任正非提过一个报告，说我国不缺科技致富的种子，而是缺少使种子成长的土壤，这就是创新机制。
华为在用人的机制方面有很大的探索和创新，这跟任正非对知识和人才的重视有关。
“我们这个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它的核心就是人类创造财富的方式和致富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任正非说，“随着时代的进步，特别是由于信息网络给人带来的观念上的变化，使人的创造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在这种情况下，创造财富的方式主要是由知识、由管理产生的，也就是说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
要知道，要想人才产生巨大的贡献，首先是管理要做到很大的贡献，这里所说的管理应该是激发而不是控制。没有好的管理机制，就不会有让人才充分发挥的土壤环境。
中国不能再有陆家羲式的悲剧
按照才华和贡献来说，数学家陆家羲应该是院士级别的人物，他是物理和数学方面的天才，而且他基本上算是自学成才，其天赋可谓出类拔萃。
但他呕心沥血写出来的论文不能在国内发表，往往论文寄出去后，一年都等不到回音，最后等来个不予发表的回复。
我们不缺千里马，我们从来都是缺发现千里马的伯乐。
陆家羲解决了世界级难题，攻克了斯坦纳系列中的大集定理，受到西方数学界和众多学者的推崇，当名声传回国内，我们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才。
可惜的是，陆家羲的研究都是在工作之余做出来的，因为常年生活贫乏，身体积劳成疾，导致他英年早逝，他在生前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鲜花和荣誉。这就是人才被浪费的一大悲剧典型。
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陆家羲，你会不会去国外？陆家羲在面临这种选择的时候，他义无反顾的选择了祖国。但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是陆家羲啊，追求尊重、才华施展的空间和高待遇是人之常情。
院士和处长，谁说了算？
叶培建院士曾吐槽说100个科学家论证的东西，还不如部委一个处长说话算数，这样的管理机制是有问题的。
不是不能外行领导内行，而是你作为“外行”要清楚自己是支持者和服务者，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
比如任正非就经常说自己不懂技术，他把自己当成组织者和后勤部长，因此华为人才济济，创造、创新能力很强。
“搞科研不如搞关系”这样的价值观和风气危害甚大，这既削弱了我们的竞争力，也容易逼走人才，导致官僚气腐蚀学术界，让科学家变得庸俗起来。
专家说了不算数，机关说了算数。叶培建说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建立机制，减少行政方面的阻力，“一旦论证好了，国家批准了，各个机关就是执行，你不要问那么多为什么，我没有义务（解释）、花太大的精力说服各个部门。”确实，如果每个部门的处长都要问一遍为什么，那就把科学家逼成官僚了。
总之，要想让“中国鸡”回来下蛋，第一是机制、土壤的问题，第二就是尊重和待遇的问题。一流的人才就要给一流的待遇，这是理所当然的。
科学是无尽的前沿，没有人才、用不好人才，那一切都是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