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 源：经典摘读，原文节选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入门&米塞斯思想精要》》，《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入门&米塞斯思想精要》，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4.6原始经济中的实物计算
精打细算(economizing)的任务既适用于像鲁滨孙·克鲁索那般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人，也适用于处在一个拥有广泛劳动分工和复杂贸易往来的社会中的人。鲁滨孙·克鲁索的任务是利用所有他能用到的手段：以期得到最大的满足。决定和选择的过程对于他的福利至关重要。类似地，在现代社会中，大量相互作用的个体试图充分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以满足需求。无论是像社会主义理论中所设想的那样，将选择和决策大部分交给一个中央计划委员会，还是或多或少地由在市场经济中活动的个人自由地做出此类选择，当中都存在这个经济问题。鲁滨孙能够有效地管理数量有限的资源，并且只需制订相对不多的计划来控制其用途。由于选择范围相对较小，他无须对各种行动方式的可能后果做任何量化计算，就能够有效地做出决定。他评估和预期的能力大多依赖于他对各种生产替代方案(productive altermatives)的观察和直觉把握。对他来说，以实物产出来计算就已足够，因为他的资源不是高度多样的，每种资源对他来说都严重缺乏通用性。鲁滨孙能获得所有生产中都需要的原始要素，包括自然资源的土地以及人力。然而，由于他在孤立处境中的生产能力有限，因此这些原始要素就无法转化为广泛的中间产品，比如机器和工具。他就只能使用最简陋的工具，因为他既无法获得(考虑到其处境)也无须使用代表现代经济特征的更加复杂和精密的机械。因此，即便假定能够获得诸如货币之的东西以用于计算目的，他如何使用可用资源生产消费品的决策也仍没有复杂到需要进行某种客观的损益计算。有效利用资源的方式或多或少是确定的。最具通用性的要素就是自己的劳动和智慧，他将这两者与自然资源相结合以生产他想要且能够生产出来的产品。鲁滨孙的时间和精力都会用于生产基本的工具、猎取食物、建造居所、制作服装以及休息。鉴于他的特殊环境以及欲望，他无须编制和计算有关过去或预期中他如何成功地使用时间和精力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数据。他的精力和时间都有限，这使他无法发掘他所在岛屿的自然资源的全部潜力。他的决定将基于对每个行动的收益能力的主观计算。他的备选方案非常有限，以至于他在达成这些评价时，能够观察和预期到其实际行动的后果。并且，由于他只为满足自己而生产，因此在那些可生产的产品中选择生产哪一个对他而言也就不是问题。他自己的价值排序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一个自给自足的家庭也可以有效地管理其经济资源而无须任何形式的计算，特别是当这个家庭逐渐形成资源利用的习惯做法时。在这些相对原始的情况下，无论何种必需的成果计算，都可以用各种产出(有时就是指实物计算)来把握。由于没有交易关系，也就没有交易媒介，因此也没有适用于计算目的的通用标准。数百年后，为了解决稀缺性的问题，发展出了另一种方案来替代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这种替代方案就是社会协作(socialcooperation)，即我们所说的社会基础。事实上，所有人都选择了社会协作而不是自给自足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导致生产力出现了巨大的提升，从而逐渐瓦解了自给自足的供给方式。尽管从社会协作中涌现了相对丰裕的产品和服务，但经济问题仍然存在：欲望总是超出手段或资源所能提供的满足。稀缺问题的持久性意味着，即使是在一个现代化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强大的社会里，我们仍须决定如何使用各种稀缺资源来满足社会成员更加急需得到满足的需求。在发达社会，这些决策并不像在自给自足的原始经济状态下一样简单。我们无法轻易得知这些资源的潜在用途。由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导致的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大大提升了资源使用的灵活性。社会协作允许一大部分原始资源，如土地和劳动力，能够被直接用于生产所谓的生产者财货，或者说中间产品，它们最终将与追加的土地和劳动一起生产出消费品。在这里，自给自足经济与社会协作之间存在一个关键区别：在一个现代经济中，资源使用的错综复杂使得做决策远比鲁滨孙时期复杂得多。经济决策复杂性的增加，部分是因为一个发达经济体所能提供的消费品和服务种类繁多。我们必须决定要生产何种财货以及生产的数量。替代方案的数量越多，决策就越困难。然而，关于目标的决策还不是唯一重要的决策。就如鲁滨孙那样，在一个社会中，人们还要决定如何将资源与目标联系起来。要怎样使用资源？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以回答，是因为一个发达经济体中的经济资源是极为通用和多样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有益影响所产生的效应，作为技术和生产技能进步的成果得以被广泛运用，这造就了它们的通用性。这些不可计数的变化使得原始生产要素转变为各种各样的人造资源，从而创造出难以计数的专用资源。很明显,经由这样数不清的一系列步骤才能生产成品和提供服务，这最经济或最有效的选择不可能仅仅依靠评估实物计算来做出。如果没有一个用于比较结果的基准，那么丰富的资源就不可能导致理性地分配和管理原始生产要素以产出更精制的生产资料。例如，铁可以用于制造火车头、农用拖拉机设备、纺纱机和织布机、建筑框架、石油钻采设备，以及成千上万其他产品。但如果大家还记得许多其他资源可以提供有效替代的话，那么问题就变复杂了。例如，铜、锡和铝可用于代替某些产品中的铁或钢。考虑到所有替代选项的范围，问题就扩展了。如果仅仅使用实物计算，资源使用的决策就会是一个非常混乱的问题。稀缺资源的分配将混乱不堪且极不精密。一旦自给自足的束缚被解除并且假定为交换而生产，后者是成熟市场社会的象征，那么依据过去经验来进行精密计算的需要就出现了，并且这个需要也会通过导致广泛交易发生的因素来满足，这一因素就是货币——经济体的交易媒介。货币计算提供了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通过它，现代经济能够将海量的、不同的实物资源和产出以共同尺度来衡量正是这一普遍货币尺度为投入-产出计算和对于配置稀缺资源而言至为重要的资本-收入计算提供了基础。由于手段的稀缺性要求仔细比较成本与效益以及生产过程中的投入与产出，因此这一计算必不可少。人们普遍认为，在现代经济中，实物计算不能当作配置资源的适当基础。只要简要看看社会主义的某些主要倡导者如何认识到实物计算的不足，就能发现，即使是市场经济最狂热的反对者，现在也认识到需要一个帮助理性配置资源的共同尺度。1920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发起挑战，他指出由于实物计算的缺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一个发达经济体中是不可行的。他指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家忽视了在现代经济中如何进行资源配置的关键任务。他们迷醉于社会规律的不可避免性，并因此认为它天然地可行，从而无视这一问题。没有一个知名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代言者曾花精力去解释如何才能做出理性使用稀缺资源的决策。现在，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对不可阻挡的历史规律的信念在科学讨论和探究面前是不算数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家面临的挑战是从理论上来解决如何计算的问题。主要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家随后同意，在这方面他们的理论需要再做探讨。然后，他们开始解释，他们认为在缺乏通过竞争形成的市场价格时，中央计划当局将会如何管理配置过程。这一解释相当于承认计划当局需要使用某种共同尺度来计算各种可相互替代的经济行为的效果的方法。他们同意米塞斯是对的，他指出了他们此前的所有工作都无法应对这一难题。他们相信，在现代经济管理中，实物计算不顶用。他们的回复大多归结于一个论点，借助每一种特定财货的过剩和短缺的引导，中央计划当局能够通过试错来确定价格。而这些以经济交换媒介来表达的价格，将成为履行资源配置任务时的“指示灯”。短缺了就需要向上调整这些产品的价格，而过剩则是价格下调的信号。这种价格调整将导致适当的生产调整——价格上涨会增加供给，而价格下降则会减少供给——最终达成均衡价格，从而消除中间品和成品的各种短缺与过剩。通过中央物价和计划当局的货币引导，资源将得到理性的使用。现在，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体并不是注定要实行实物计算，而且，多亏了米塞斯，他们才得以证明这一点。【注：奥地利学派仍然最坚决地认为，在一个纯社会主义社会体中经济计算是不可能的。没有真实的市场价格，中央当局的法令在尝试模仿市场力量时将变得极度笨拙，且无法成功。参见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动》(Human Aclion:ATrealise on Economics,Chicago:Henry RegneryCompany,1966),第698~715 页。社会主义社会今天能够利用来自市场社会中的价格信息这一事实不应被忽视。社会主义中资源配置的决策无法在一个纯粹的隔绝的环境下做出。】自给自足生产与基于社会协作的生产的最重要区别就是，只有在后一种安排下，人们才能认识到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极大好处。此外，自给自足的生产者只为自己的满足而生产，而相应来说，社会协作必然意味着为他人的满足而创造产品。在现代经济中，几乎每个人都将自己的技能和精力投入某一高度专业化的活动中，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给他人使用。如果我们每个人突然被迫只为自己生产，便会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由于对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依赖使得高效配置资源的问题变得复杂，因此必须采取某种手段来整合或协调众多行动者的分散的计划和努力。劳动分工问题的基础就是哈耶克所说的“知识分工”问题，它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真正核心问题”。哈耶克提出如下中心问题：存在于不同心灵中的知识碎片的组合是如何联系起来从而才能产生效果的，而假如该效果是被有意地达成的，这就需要使指挥这一切的心灵掌握某种单个个体所无法拥有的知识。例如，在这个意义上，在我们定义的条件下，个体的自发行动总是导致资源分配，尽管从没有人对此做出计划，但它仍然就像是依据一个单一计划做出的。这在我看来确实回答了被隐喻为“社会心灵”的问题。
我们不能低估知识问题的重要性。当然，一个劳动分工的体系包含着潜在的混乱与混沌。如果它要运行，就必须有一些手段与整个经济体中的个人决策和行动同步。例如，如果大多数人希望更多的木头用于建房而不是造纸，那么信号就必须有效地传播以诱导资源用途的转换；否则，稀缺的资源就不会以最为合意的方式被使用，它将被用于满足不那么急切的需要。然而，常规的所谓完全竞争模型，由于其完备知识的假设，彻底回避了这个决策同步问题。该模型假设技术、品位等知识都是给定的，所有的个人计划都被想象为始终如一地啮合在一起。知识被描述成数据，就如物理科学中所用到的事实一样。但是这种知识观曲解了社会科学中知识的本质。人类决策和行动所依据的知识是非常不完善的，这仅仅是因为每个人头脑中的大部分“知识”都是由他对其他个人未来的决策和行动的推测所构成的。这些假设都是主观感受，不具有物理科学中的事实的确定性。此外，由于一个人在得到了更多有关外部客观事实或他人的决策和行动的经验之后，往往会改变其决策和行动，因此认为所有的分立的计划和行动最终能连接起来并形成一个静态的长期均衡的想法，是完全不切实际的。由于完备知识的假设，这个模型因此无法关注“知识分工”问题这个模型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构想，有助于理论家去理解不存在意外变化的原子式经济过程的逻辑结果。但是，如果我们在研究真实世界的时候没有把不确定性的成分错误地排除，那就必须谨慎地使用这个概念。因此，理性地配置资源的任务并非利用“给定的完备知识”以做出经济决策和行动这么简单的事情。所有活生生的知识都是以不可计数的分散的碎片形式“给定”的，而非存在于单一的心灵中。每个人都拥有关于其所处的时间和地点的独特的环境信息，并因对其特定环境的独特了解而采取行动，他人则从该行动中受益。然而，因为这些特殊信息只与其特定状况有关，所以他可能会以与其他人的计划不相协调的方式来使用这些知识。社会协作就需要一些方法，使每个人拥有的与他人计划相关的那部分特殊知识能够尽可能广泛地传播。而在无情的变化中，该方法必须能让知识得到连续传播。正如哈耶克指出的：“……经济问题总是也只是产生于变化的后果之中。只要事情像以往一样继续，或者至少像他们期望的一样，那么就不会出现任何新的需要决策的问题，也没有必要形成一个新的计划。”协调问题不可避免地关联着以下事实：所有与经济行动相关的数据并不像专注于均衡条件的传统价格理论想让你相信的那样，是简单地给定的。市场力量，以及市场参与者，包括消费者、企业家生产者和资源所有者三者的决策的结果将持续影响市场的变化。应该好好审视的不是均衡的静态条件，而是不停地走向均衡运动的市场过程的动态性质。决策是在没有完备知识的情况下做出的，它意味着所依据的数据远不是被给定为所有人使用的，而是难以捕捉、稀少并且只能通过发现和感知来获取的。因此，市场过程本质上是一个连续试错的过程，部分参与者掌握的新知识导致了计划和行动的变化。市场过程的驱动力量是生产者-企业家，他们从市场行为潜在的改进中看到了获得利润的机会。由于相互竞争的生产者-企业家们在市场中合力造成的改变和不停地寻找利润，市场过程才奔流不息。当其他市场参与者多少是被动的,并对利润相关机会不甚了解或者不感兴趣时，生产者-企业家们却在寻找和发掘盈利潜力。他们所发现的、他们的行动所依据的数据有可能错误，而随后犯下的错误会以货币亏损的形式呈现，这就会导致市场的进一步改变。一旦引入“不完备知识”这一条件，价格理论和市场图景就会大大背离正统论述。本文来源：《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入门&米塞斯思想精要》，[美]托马斯·C.泰勒、[美]罗斯巴德著，翻译：杨震、熊越、李杨；出版社：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4.6。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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