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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现状是产能过剩，而消费过度则是过去的遗产。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当前的 经济背景。尽管很多人认为投资低迷是因为信心不足，但即便信心恢复，投资机会也有限。多数行业已出现过剩，新兴行业如新能源、半导体、人工智能也面临竞争和容量限制。
今年以来，不管是从统计数字还是从日常生活中，都可以看到消费的疲软。
2023年以来，中国GDP平减指数（反映一般物价水平走向）增速弱势运行，经济持续处于低物价状态。在此背景下，企业“增收不增利”，公共财政收入增速偏慢，消费者信心指数也有回落。
而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总能看到每天经过的店铺换了一茬又一茬，微信群也很多在聊消费降级。线上线下，各行各业，除了出海找机会的创业者，其他人的反馈大多是日子不好过，业务减少很多，压力越来越大。
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找对问题。今天这篇文章，我们整理了笔记侠PPE（政经哲）25级导师、清华大学教授、社会学家、中国经济观察者孙立平老师关于市场需求与消费趋向变化的观点，希望为更多的企业家与创业者带来启发。
我最近深入研究消费领域的发展，包括现状和未来趋势。我发现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历程，两百年前几乎为零，但近两百年财富急剧增长，标志着消费的爆炸性增长。关于财富增长的原因，学术界有很多讨论。我想说明，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汽车、个人电脑、电话及智能手机这七大件日常关键物品，开启了消费和繁荣的新纪元这些物品对全球经济、生活方式和全球格局产生深刻影响，缺少它们，世界经济和人类生活将截然不同，全球格局可能发生重大变化。这些物品满足了人们的基本需求，比如冰箱延长食物保鲜时间，电视连接远方的视听体验，洗衣机简化洗衣过程，空调调节室内温度至舒适水平。它们迅速普及，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熊彼特（著名的奥地利裔美国经济学家）指出，技术创新要推动经济发展，需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引发商业和消费革命；二是新技术需广泛影响各行业，促进经济整体增长。（1）它们可被家庭或个人拥有，与只能使用的火车、飞机、互联网不同；（2）价格适中，通常不超过一年收入，确保商品的普及性；（3）系统标准化且用户友好，适合所有年龄段和文化水平的人使用；这些特征使得几乎每个人都能成为消费者，为大规模消费奠定了基础，推动消费主义时代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今天，这一过程接近尾声。智能手机之后，尚未有技术具备这些特征。因此，我们看到产品内卷现象，许多产品出现华而不实的功能，增加经济负担和使用烦恼。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塑造了过去一个多世纪的经济发展和当今世界的经济格局。未来，我们将如何进入下一个阶段？有人提出，随着人工智能革命，将出现新的智能五大件：家用机器人、内容输出型机器人、AR/VR头盔或眼镜、自动驾驶清洁能源汽车和3D打印，而人工智能是这些技术的核心。人工智能时代的新五大件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改变人类生活，但七大件时代留给我们许多值得思考的话题。我们必须面对现实，认识到内需不是简单能被拉动的，因此，我们需转变发展思路。第一阶段，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约20年，以电视、冰箱、洗衣机三大件为主导，90年代中期产能饱和，亚洲金融危机后内需问题显现；第二阶段，90年代末至2016年，以房地产为主导，1998年房改标志着开始，2016年提出“房住不炒”标志着结束，经济和消费都围绕房地产；第三阶段，从2017年开始，房地产逐渐退出经济中心，进入后置业时代，理论上应提升生活品质。但现实中我们正艰难地开始这个转变，可能需要很长时间。（1）我们刚经历的大众消费阶段，从90年代到本世纪初，以家电和房产汽车为主，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2）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已经结束，房地产和汽车市场接近饱和，三大件进入更新换代期，消费潜力释放减缓。（3）随着住房问题的解决，人们开始追求生活品质，未来阶段将不再以房子汽车为主。（4）提升生活品质阶段的消费特征将更加差异化和弹性化，主导产业将不再像过去那样突出。（5）面对消费透支和超前问题，我们需要反思刺激内需的策略，避免过度消费。（6）未来的发展动力在于识别真正的需求，包括民生问题、改善性需求、贫困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需求，以及创造消费场景，推动而非拉动需求。过去几十年的集中消费模式已结束，未来至少有两个重要变化。（1）未来可能不再有像过去那样占据经济大部分的主导产业。（2）企业跟随市场风口就能盈利的时代已经结束，房地产销售量已经不能保证。80年代财政收入增长慢于GDP，意味着居民收入增长快，促进了消费。但后来财政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长，如果这些收入能用于改善社会保障，我们就能进入一个稳定的消费阶段。但如果社会保障没有得到改善，未来可能会更加困难。中国经济的现状是产能过剩，而消费过度则是过去的遗产。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当前的经济背景。尽管很多人认为投资低迷是因为信心不足，但即便信心恢复，投资机会也有限。多数行业已出现过剩，新兴行业如新能源、半导体、人工智能也面临竞争和容量限制。此外，过去几十年的过度消费也对现在产生了影响。经济活力不足常被归咎于消费，而消费低迷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不愿意花钱，这从M2的高量（货币供应量M2的快速增长）和低流动性中可以看出。收入多但消费少，因为消费意愿低。消费意愿受预期影响，人们根据收入和未来需求决定消费和储蓄。消费还受个人需求及迫切程度影响。尽管我们拥有大房子和良好的基础设施，但是否真正享受得起，值得思考。现在我们需要偿还债务，并为未来储蓄，但因为挣钱能力有限，而寿命延长，消费变成了一生的事。一个家庭在日常生活中会计划和安排，以确保生活舒适。但当家庭刚购置房产，花费巨大，甚至负债时，他们必须调整生活方式，紧缩开支，同时尽量维持生活水平，避免让家人受苦。社会和家庭一样，生活是周期性的，有扩张和收缩期。在这些时期，保持平常心至关重要。因此在特定条件下，顺应形势，避免过度干预，是一个不错的次优选择。我们通常基于供求平衡来判断，但这种判断忽略了供需关系的相对性。供大于求可能是因为需求不足或供给过剩。中国社会结构和政府政策导致产业周期波动，产能过剩是常见现象。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许多产业的产能其实是面向全球市场的，因此内需无法完全吸收所有产品。比如中国生产的鞋子大部分是为国际市场准备的，内需无法消耗如此巨大的产量。当商品滞销时，不能仅归咎于内需不足，需考虑供需两端。通过国际比较，若消费正常，问题可能在供给端；若消费异常，则需解决需求端问题。以中美为例，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41.8%，而美国为29.2%。2021年，中国这一比例降至38.2%，美国则为31.7%。这显示中国的消费能力并不低，但仅限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上，消费还包括住房、教育、医疗等不在统计内的项目。因此，不能简单地说中国消费比美国强。美国人在服务业，特别是保险上花费较多，但中国有庞大的住房消费，2021年商品房销售超过18万亿。尽管住房支出大多不计入消费总额，但对民众而言，这是真正的消费。我认为当前的问题并非消费不足或需求疲软。在80年代，我们用一年工资购买电视，一年收入安装电话，花费十几万甚至二十多万购买桑塔纳，大约10年时间经历了三大件时代。自1998年起，20多年间，我们经历了房价收入比增长几十倍的房地产时代。我们并非不消费或偏爱储蓄，而是存在过度消费、超前消费和负债问题，导致无力继续消费。当前问题并非消费不足，而是可能的透支或超前消费，居民负债率高达60.6%显示了这一点。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旺盛内需的时代已过去，内需无法仅凭拉动实现。我们需要新的策略，就是让居民更多地分享发展成果，稳定预期，并创造消费场景，从而推动而非拉动内需。传统上，我们被视为节俭、偏好储蓄，导致消费不足和内需疲软，阻碍经济发展。然而，我认为这一情况已改变，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我们必须正视消费中的两个最突出问题：一个是阶段压缩，一个是超前透支。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其发展具有压缩性特点，不同发展阶段混合且某些阶段缩短。西方国家经历六个经济增长阶段耗时一两百年，中国仅用约30年。尽管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家庭债务水平看似合理，但社会保障水平差异导致债务承受能力不同。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在其著作《大衰退——宏观经济学的圣杯》中提出负债表衰退理论，指出通过减少开支和债务来修复资产负债表可能导致经济衰退。例如，日本在90年代泡沫破灭后，经历15年的经济低迷，损失巨额财富。关于内需不足的成因，主要有两种理论：一是节俭习惯导致消费不足，二是产品与市场需求不符，缺乏满足民众需求的高端产品。例如，马桶盖和电饭煲需从日本进口，导致购买力外流。前面我们讲过，生产和消费能力的失衡，这可能是因为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虽然生产过剩确实存在，但在中国，消费能力不足似乎是一个更主要的问题。通常，80%的财富集中在20%的人手中，而剩下的80%的人只拥有20%的财富。这意味着，虽然少数人财富充足，但他们的需求已经饱和，而大多数人虽然需求多，却缺乏购买力。我想强调，当前贫富差距的成因与以往有所不同。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货币超发、信贷和债务扩张，这些不仅是增长的推动力，也是财富再分配的过程。我们需要分析在货币超发、信贷扩张和债务扩张中，谁受益、谁受损，以及这些过程如何改变了社会的利益格局。贫富差距的加剧远超正常分配，导致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需求多但消费能力有限，而富人需求已饱和。住房消费可能限制了其他消费领域，或导致其他消费受限。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对住房的看法不一，有人将其视为投资而非消费。然而，从生产和消费、需求与供给的角度来看，住房支出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消费行为。要解决消费不足问题，关键在于解决居民间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以及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因为消费能力与愿望都与对未来的看法紧密相关。内需不足主要有四个特点，经济快速增长与物价低迷并存，物价低迷与负担沉重并存，生活负担沉重与高储蓄率并存，高储蓄与高负债并存。内需不足不能简单化理解。以电话、手机、汽车和房产消费为例，我国手机普及率超过一些发达国家，汽车价格高于国际市场，房价收入比极高，住房自有率高，这些高成本的快速普及，在世界范围内是罕见的。当然质疑中国消费不足的声音一直存在。中金公司报告指出，过去十年中国居民消费年均增长12.1%，远超其他国家。城市消费更新换代、农村收入增长和“80后”消费观念变化是主要推动力。尽管这些结论可能有争议，但它们揭示了内需不足问题的复杂性。微观层面消费热情与宏观层面消费低迷并存，这是中国的消费悖论。居民家庭负债数据表明，个人消费贷款余额和新增额均显著增长，消费热并非不存在。现实是许多中国家庭负债累累。根据2004年中国社科院统计，北京和上海居民家庭负债率超过欧美，分别达到155%和122%，中等城市如青岛、杭州和深圳也达到90%左右。相比之下，美国2003年个人负债比例为115%。招商银行2009年报告指出，三成中国家庭负债率高达40%。中国的高储蓄率是公认的。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即便在经济危机期间，银行储蓄也没有大幅减少。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近年来持续下降，居民消费率同样下降，目前远低于国际一般水平。与此同时，政府消费率却呈上升趋势。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失衡，劳动者、企业、国家之间大约是4:3:3，这是居民消费比例过小的主要原因。住房消费是关键因素，但统计数据对住房消费的估计偏低。住房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的7.9%，低于医疗卫生消费的8.3%。统计时，购房支出通常不计入住房消费，但其实际上是消费的一部分。房地产投资增加对GDP贡献时，消费贡献减少。若将购房支出纳入消费统计，消费不足情况会有所缓解。耐用消费品时代与“需求锁闭”。消费不足部分源于居民支出过度集中在购房上，导致住房消费挤压其他消费，影响产业平衡。现在，中国正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这给我们带来新的挑战。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可能进入一个长达20-30年的置业时期，这是一个从无产到有产社会的转变。在此期间，除住房外的其他需求可能会受到抑制。传统观念和安全感的追求使得房产成为生活核心，导致人们将大部分可支配收入用于购房。2009年，中国新建房屋占全球一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2万亿元，房地产销售总额约6万亿元。这6万亿元中，约30%为真金白银消费，其余为房屋按揭。即便如此，人们在住房上的支出也达到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一半以上。这反映人们在不确定性社会中对不动产的依赖。提出“需求锁闭”概念是当前社会对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强烈需求。收入是消费的基础，但两者关系并非简单直接。在中国，即便低收入者收入增加，他们更可能将额外资金用于购房。因此，除了调整收入分配，还需创造条件促进收入用于住房以外的消费，以解决内需问题和行业不平衡现象。中国当前的房地产热潮虽异常但有其原因，我们必须适应并采取措施减少其负面影响，尽快度过难关。这个时期的核心问题是确定性缺失。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充满极端不确定性的时代，对未来缺乏稳定预期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这对人们的经济行为产生重大影响。（1）用工制度和劳资关系的不稳定性导致人们普遍感到职业不安全，即使收入较高的金领和白领也不例外，因为知识和技术更新迅速。（2）人们对社会保障缺乏信心，担心未来是否能得到养老和医疗保障，尤其是在寿命延长、养老费用增加的情况下，即使是有一定积蓄的人也感到不安全。（3）对货币价值缺乏信心，由于通胀的影响，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会大幅下降，这使得人们即使加薪也不愿意消费。社会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建立一个具有确定性的经济社会环境，以促进正常的生活和消费。要创建一个稳定环境，关键在于解决政策层面的问题。中国正经历大变革，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无产到有产社会，从基本生活需求到追求房产和汽车。这些变化同时发生，导致环境不确定，人们在其中感到恐惧。我们需要确保经济社会环境的确定性，以便人们能正常生活。普遍观点认为消费疲软和内需不足是当前问题，但这种观点忽略了生产和消费的复杂性。实际上，消费不足并非是问题所在，生产过剩可能是由于市场信号错误或企业决策失误，有时问题可能出在生产或供给端。我们现在消费已经超前和过度，人们需要休息，耐用品也足够，无需立即更换。因此，我不认同消费疲弱的观点。虽然部分人因就业和收入问题消费降级，但总体上，中国人的消费是正常的。当前的过剩危机与传统意义上的不同，它是由相对过剩和绝对过剩共同构成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绝对过剩的因素，它主要由两个主要因素引起。（1）持续20多年的集中消费时代已经结束。房地产市场在三四五线城市已饱和或过剩，2022年汽车产销量接近3000万辆的上限，而产能超过6000万辆。主要消费群体已饱和，尽管低收入群体有潜在消费力。（2）急需解决世界工厂产能过剩的问题。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基地，中国的许多产业产能原本是面向全球市场的。然而，市场分解导致部分外部市场流失，内需无法完全吸收这些过剩产品。产能过剩源于内部消费减少和外部经济压力，大家都在寻求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比如降息降准或政府发债，但这些措施是否能有效解决问题，仍需探讨。人们常将当前问题与日本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相比较，但两者有显著差异。在中国，尽管经济层面存在类似问题，但企业主要面临的是贷款用于扩大产能后产品滞销，特别是出口方面。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和阶段性。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的三十年停滞，以及美国和欧洲金融危机后的长期低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非一蹴而就，有时需要暂停和蓄力。在消费方面，应考虑是否让疲惫的耕牛休息，还是继续刺激。历史经验表明，从短缺到过剩的转变中，快速刺激措施往往无效，甚至可能产生反效果。要实施结构性改革，包括建立友好的国际环境以维护外部市场，推动产业升级和淘汰低效产能，激发中小企业活力以保持就业，调整利益分配，增加民众和企业的利益，提高居民收入比重，使财富更多地流向民间，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创造条件。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过去几十年劳动力的大量释放。中国经历了三个生育高峰，分别在1950-1957年、1962-1973年和1981-1990年，这些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均超过20‰。特别是1963年，出生率高达43.37‰，出生人口达到2919万。随着人口在70年代进入劳动年龄并在90年代末达到高峰，他们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的劳动力红利。这形成巨大的产能，但很快进入过剩状态。到了1997年，95%的工业品供大于求，家电行业开工率不足30%，导致许多企业关闭，大量工人失业或面临失业威胁。90年代末，中国实施了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和医疗市场化政策，旨在创造需求，促进消费和扩大内需。进入21世纪初，中国加入WTO，将过剩产能转化为世界工厂，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即便面临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也相对较小。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同样与解决国内过剩产能问题紧密相关，体现经济发展的战略调整。这均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密切相关。当前，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受到挑战，这关系到国家命运。我们需认识到，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比其他因素更为关键。内需增长有限，真正有增长潜力的是外需。目前，问题不在于内需不足，而是外需疲软，特别是出口表现不佳。因此，维护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至关重要。面对过剩，重要的是转变思路。这个过剩，不仅是对消费说的，对于投资来说，也是如此。过剩已经成为我们很多问题的一个基本背景，可惜的是，我们现在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短缺时代，仍然是一味地扩大投资。短缺时代形成的投资主导型思维。企业贷款和投资积极性低是事实，原因复杂，包括企业家信心和对未来的预期。但这也与普遍过剩有关。降息后，资金虽多，但投资机会有限，因为许多领域都面临过剩问题。按照这种投资主导的思维，专家们刺激经济的思路不外乎是两个。一个是货币政策，加大货币的供给，增加流动性。另一个就是财政刺激，由政府举债，扩大投资，以激活经济。但无论是货币政策的思路，还是财政刺激的思路，体现的都是投资思维，而且最终可能都需要通过货币的增量来实现，区别只在途径的直接还是间接。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投资主导型发展模式已不再适用。尽管它在经济初期推动了增长，但随着产能的大幅增加，这种模式已不再可行。目前，中国每增加1元GDP需要约9元投资，而10年前仅需不到5元，90年代则略超3元。因此，必须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的发展模式，正如克鲁格曼指出的，中国需要以持续增长的消费来替代不可持续的投资。经济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需要重要的转型和制度、政策调整。过去，银行、股市、税收和财政政策主要服务于投资，现在，转向消费导向意味着这些方面将经历重大变革。不断增长的消费来自哪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实现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就业是经济和民生的核心。必须优先考虑就业，努力创造就业机会，解决就业问题。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而它源于就业，工作能够让人内心安定。虽然产业升级是趋势，但也要保护能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传统产业。为了增强消费力，还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升居民收入比例。虽然个人间贫富差距问题重要，但从促进消费角度看，国民收入在政府与居民间的分配更为关键。股市应成为投资者获利的场所，而不仅是企业融资工具。同时，应通过政策稳定房地产财富预期，鼓励有房者消费，帮助无房者解决住房问题。第一，在经历了一个持续几十年的大规模集中消费过程后，人们在消费上已经处在一种超前、过度、透支的状态，需要喘一口气了。2010年至2021年，中国居民信贷规模从1.27万亿攀升至8.26万亿；2021年，我国居民债务收入比达124.4%；从2012至2021年，我国居民每年还本付息的金额从5万亿元攀升至14万亿元，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24.5%上升到28.2%；全国负债人数高达七亿人，其中80后、90后负债人数占比达85%；信用卡逾期高达2000多亿元。第二，不要期待过去那种消费热潮可以重来，那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我们经历的持续几十年的大规模集中消费过程，是两个因素耦合的产物；第三，不要期待过去那种消费潮可以重来，现在的消费略低，但与经济状况大体相符，人为拉动只能适得其反；第四，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犹在，但我们在进入常规化消费时代。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结束，经济增长减速，外部环境巨变，这几个因素共同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开始进入一个常规化消费时代。要看到，在过去这几年中，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位网友的话很有代表性：凡是不是必需的就不买，凡是有便宜的就不买贵的，凡是能用的就将就着用，手机从原来一年换一个，现在大概两年换一个。这样的消费理念，其实是正常的。我们要意识到中国从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到常规化消费时代的转变，应当探讨在常规化消费阶段上，人们消费的特点是什么，未来的市场在哪里。尤其对于企业来说，更是如此。目前，失业和收入下降导致人们不愿消费，大量存款留在银行。我们必须接受现实，内需无法像过去那样旺盛，需要新的发展策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还未彻底结束，这主要是由于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尚未彻底完成，区域间的差异依旧存在，同时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正在提升。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经济发展的潜力。只要采取适当的方法，维持适度的增长速度，达到次高速或中速增长是可能的。尽管近年来提及的频率有所下降，但新常态这一概念，本质上描述的正是当前的经济状态。避免急于求成，盲目追求增长，导致债务和未完成项目累堆。适度放慢步伐有时是必要的。经济不振，外贸减少，刺激内需的呼声很高。然而，内需并非简单拉动就能提升。我们应当适应新的情况，适应新的阶段，新的情况可能更是常态。面对这种新常态，我们要有新的思路，要在新的情况下，寻找新的空间。经济发展应聚焦于满足人们基本需求，提升福祉和生活质量。偏离这一目标的内需扩大可能失去方向。例如，1998年洪灾时有人认为自然灾害能刺激内需，但这种需求扩大是无意义甚至有害的。因此，我们必须探讨真正需要满足的内需是什么，其潜力何在，以及相关政策是否具有针对性。一是民生问题中养老和生育最为紧迫，需探讨如何满足这些需求并减轻年轻人负担。二是随着住房需求基本满足，人们开始追求更高生活品质。尽管居民负债较重，收入情况不佳，但改善性需求仍有空间。疫情前，人们常出国购买奶粉、保健品、零食、婴幼儿用品等，甚至马桶盖。这表明我们的产品品质与国外有差距，内需市场仍有潜力。三是关注贫困地区和低收入人群。挖掘如何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从而促进整体福祉。第三个阶段的需求与前两个阶段不同，不那么集中或刚性。现在人们的需求难以一概而论，不像之前那样简单明确，仅限于几大件或房子。人无法回答的问题，市场能够回答。当前阶段，市场及其机制和辨识能力尤为重要。回顾历史，许多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主要是因为经济结构从以重工业为主转向以轻工业为主。在重工业时代，物资主要在少数企业间流通，计划经济尚能应对。然而，到了轻工业时代，面对众多消费者，计划经济无法有效调配资源。因此，市场的作用变得不可或缺。如今，随着人们追求更高生活品质，需求变得更加多样化、灵活和易变，市场的作用愈发凸显。消费问题不是政策可以解决的，解决消费问题，需要的是发展方式的转变。过去几十年，中国采取了以投资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这与我们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密切相关。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资本已不再是主要问题，投资的边际效益也在下降。以投资主导的发展方式实际上已经走到尽头。这种情况下，需要实现发展模式的一次重要转变，即从以投资为中心的模式向以消费为中心模式的转变。胡佛认为，30年代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是工业进步未惠及消费者，而克鲁格曼指出中国需以增长消费取代不可持续投资。这两句话揭示了经济增长成果共享的重要性及消费对经济可持续性的影响。但实现这样的转变，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政策转向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一系列结构性的制约。我国投资占GDP比例平均为44%，高于全球25%和美国20%的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从1983年的62%降至43%，低于国际60%-70%的普遍水平。居民消费率约为38%，远低于国际60%的平均值。2023年上半年，我国个人消费支出占GDP的30.3%，远低于美国的70.8%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50-70%。在特定条件下，仅依赖刺激消费的政策无法有效提升消费。要实现消费增长，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如调整政府与居民间的财富分配，提升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例，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使资本市场成为共享发展成果的途径，并平衡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与就业的关系。流行观点认为，企业投资不足源于企业家信心缺失，而居民消费不振则归咎于消费者信心和预期问题。信心和预期固然重要，但还有更深层因素存在。企业贷款和投资积极性不高，主要是因为企业家对未来缺乏信心。即使信心问题得到解决，投资机会也有限。多数行业已出现过剩。即便新能源、半导体、人工智能等被视为有潜力的领域，但这些行业竞争激烈，且市场空间有限，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参与其中。尽管疫后消费正在恢复，但速度缓慢，消费者态度谨慎。这与就业和收入状况紧密相关，反映了信心和预期问题。然而，问题不止于此。过去几十年的大规模消费革命，耐用品短期内无需再次购买。短期来看，我们需要采取阶段性和周期性的思维方式，避免因不切实际的目标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当前，社会上存在一种急躁情绪，许多人呼吁采取激进措施以刺激经济，期望重现过去的繁荣景象。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采取激进措施，在于能否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可这些问题是无法通过激进手段解决的。明智的做法是顺应经济周期，同时进行休养生息，解决根本问题。忽视客观规律强行行动可能导致徒劳，依赖货币增加来实现所谓的重大措施和强烈刺激，可能会带来不利后果。长远来看，结构性改革是必要的，以实现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的模式转变。在当前全面过剩的经济环境下，投资驱动模式已不再可行，必须转向消费驱动模式。正如克鲁格曼指出的，中国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用持续增长的消费来取代不可持续的投资。极简主义可能成为未来趋势，消费模式变得更加弹性，人们更倾向于修理而非更换物品。收入增长缓慢导致消费减少，年轻人对购房和结婚的兴趣下降，消费行为变得更加理性。我们的消费理念可能正在经历变化，消费低迷和降级的现象可能与消费周期和观念变化有关。目前人们正趋向于理性消费，重新评估生活价值和追求。这种变化可能预示着社会生活景观的转变。例如，年轻一代对传统玉石、文玩、戏曲等的兴趣减少，而对电子游戏等新兴娱乐方式的兴趣增加。这些细节变化反映了社会文化的重大转变。三浦展在其著作《第四消费时代》中，将日本自产业革命后的消费趋势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少数中产阶级的消费；第二阶段以家庭为中心，受经济快速发展驱动；第三阶段消费趋向个人化；而当前日本已步入重视共享的第四消费时代。三浦展的观点提醒我们，要关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消费特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消费特征演变，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必需品时代、耐用品时代和后耐用品时代。必需品时代是改革初期，领导人强调解决数亿人口的温饱问题，这不仅包括食物，还有副食品和日用品。耐用品时代是80年代中期，城市率先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彩电、冰箱、洗衣机等成为消费热点，稍后空调和电话也加入。农村普及较晚，但2007年至2013年的家电下乡政策推动了这一进程。住房商品化和汽车普及标志着耐用品消费时代的顶峰。后耐用品时代。三年疫情对社会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疫情后人们消费观念和行为发生显著变化。即便没有疫情，这种转变也会发生，但疫情成为耐用品时代向后耐用品时代转变的标志。市场正经历微妙变化，消费特点表现为旅游市场繁荣，非必需品消费减少。一位女性消费者今年在服饰和护肤上的开销远低于预期，服饰仅花费1400元，护肤仅16元。这些变化反映了人们消费观念和标准的转变。人们普遍重视衣着和化妆，即使在贫困时期也尽量打扮得体。但最近，人们似乎对装束的关注有所减少，这引发了对消费心理变化的思考。一个女士通过减少服装和化妆品的开销，将钱用于旅游，尤其是去三亚度假，花费超过一万元。尽管这只是个案，但与当前消费趋势相符。旅游消费的特点是即时享受，即消费者在购买时即可完全享受其效用。相比之下，衣着消费则是一种长期使用价值的积累，如一件2000元的衣服可穿三年，其价值是逐渐实现的。尽管整体消费市场冷淡，但旅游、餐饮、电影、演唱会和体育赛事等领域却异常火爆。消费和旅游的共同点在于，它们提供的效用或价值可以立即享受。人们在即时消费上往往愿意花费更多，而在非即时消费上则更加谨慎。一位年轻人表示，他愿意在一顿饭上花费数百元，但购买价值两三千元的电视时则会犹豫。消费低迷不仅仅是由于人们缺钱，还有消费观念的改变，比如不愿意为未来投资。今年五一假期旅游人数激增，但人均消费降低，被称为穷游。而暑假旅游市场火爆，旅游成本上升。热门旅游地的高铁商务舱和飞机公务舱票源紧张。这些现象同样也反映着消费观念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可能只在年轻人中较为常见，但它反映了人群价值观的转变，以及对生活和未来的不同理解。不婚不育现象的出现，引发了我们更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未来我们需要探讨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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