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就是否允许股东继续对Meta旗下的Facebook提起诉讼一事意见分歧严重，该诉讼指控Facebook在发生大规模数据隐私泄露事件时误导投资者。
2018年，在共和党倾向的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被曝非法获取3000万Facebook用户个人信息后，Facebook股价下跌，随后一群Facebook投资者对该社交媒体巨头提起诉讼。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要求公司披露投资风险相关信息，1934年的一项联邦法律及相关法规禁止公司就股票的购买或销售作出误导性或虚假陈述。以Amalgamated Bank为首的股东表示，Facebook作出了误导性陈述，并隐瞒了有关Facebook用户个人数据及其数据控制权的已知风险的重要信息——Facebook对这些指控持有异议。此次数据泄露事件引发了多起政府调查和针对Facebook及其与英国剑桥分析公司（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2016年总统竞选团队有关联）之间纠葛的诉讼。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的调查导致Facebook被处以创纪录的50亿美元民事罚款。去年，Facebook就隐私泄露事件与用户达成7.25亿美元的集体诉讼和解。11月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争论的焦点是上市公司必须披露多少关于潜在投资风险的信息，包括过去的事件。在一场激烈的辩论中，假设涉及流星撞击和太空垃圾带来的潜在危险，至少三名保守派法官似乎对Facebook的论点表示同情，即Facebook没有误导投资者，其披露是前瞻性的。相比之下，法院的三名自由派法官则表示支持提起诉讼的投资者观点，这些投资者在本案中得到拜登政府的支持。首席大法官约翰·G·罗伯茨（John G. Roberts Jr.）对采纳投资者立场对上市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忧，称这“极大地扩大了披露义务”。法官尼尔·M·戈萨奇（Neil M. Gorsuch）和布雷特·M·卡瓦诺（Brett M. Kavanaugh）表示，如果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想要公司要求报告相关过去事件，可以更加明确。“为什么证券交易委员会不能直接写一条规定呢？”卡瓦诺问道，“为什么司法机关要冒险回答这个问题，而证券交易委员会可以做到？”戈萨奇认为，理性的投资者都清楚大型公司（包括外国政府）发生数据泄露的风险。戈萨奇说甚至做出了一个假设的例子提出：“我想中国可能已经有了我们所有的联邦调查局（FBI）文件”，他说：“我的意思是，数据泄露如今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代表股东的律师凯文·K·罗素（Kevin K. Russell）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表示，与黑客攻击事件不同，Facebook在本案中允许开发人员访问用户数据。根据Facebook当时的披露，“理性的投资者会认为这从未发生过，尤其是如此大规模的数据泄露”。“这就是为什么用户发现此事后如此愤怒的原因，”他补充道。Facebook律师坎农·K·尚穆加姆（Kannon K. Shanmugam）强调，公司提交的风险声明旨在具有前瞻性，提醒投资者注意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他表示，允许诉讼继续进行将“引发对过度披露和事后欺诈的严重担忧”。“Meta警告称，数据滥用可能会导致业务受损，这并不意味着Meta以前从未遭受过此类滥用，”尚穆加姆说道，他指的是现在拥有Facebook、Instagram和WhatsApp的公司。在11月6日的整个辩论过程中，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法官表示，投资者想了解公司的薄弱环节，以便了解未来的风险。“这些前瞻性陈述在多种情况下都可能对过去发生的事情产生误导，”她告诉Facebook的律师。凯坦吉·布朗·杰克逊（Ketanji Brown Jackson）法官表示同意，并补充说，Facebook的立场似乎没有考虑到过去事件对未来造成的伤害。“当你完全以未来时态作出陈述时，误导之处在于暗示这样的未来伤害不会发生，”她说。最高法院保守派多数通常对联邦机构的权力持怀疑态度。上一任期，法官们废除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内部法律程序对涉嫌欺诈者的处罚权。Facebook案和下周将在最高法院审理的另一起针对芯片制造商英伟达的证券欺诈诉讼案，涉及私人投资者在法庭上追究公司责任的权利。剑桥分析公司由富有的默瑟（Mercer）家族和保守派策略师斯蒂芬·K·班农（Stephen K. Bannon）于2013年创立，班农后来成为特朗普的高级顾问。创立该公司的目的是让保守派在政治数据游戏中占据优势。2018年数据泄露事件曝光后，Facebook股价两次大幅下跌，市值总计蒸发2000多亿美元，剑桥分析公司也随之倒闭。股价下跌后不久，Facebook股东对Facebook及其包括Meta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内的三名高管提起证券欺诈诉讼。地区法院法官最初驳回了该诉讼，但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9th Circuit）的一个意见分歧的陪审团撤销了该裁决。在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玛格丽特·麦基翁（Margaret McKeown）法官撰写了多数意见，认为Facebook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文件中的陈述具有误导性，因为截至2017年2月，该公司已经知道剑桥分析公司非法获取了数千万Facebook用户的数据。问题在于，Facebook将用户数据被非法访问或披露的风险描述为纯粹是假设性的，而当时这种风险已经发生。麦基翁写道，阅读公司文件的理性投资者会误解第三方访问和利用Facebook用户数据的风险只是推测性的。帕特里克·J·布马泰（Patrick J. Bumatay）法官部分反对该裁决，他得出结论认为，没有理性投资者会将对数据滥用可能导致未来业务损害的陈述解读为暗示从未发生过任何数据滥用。他写道，证券法并不要求公司“披露所有重要信息”，只有当陈述和遗漏给人留下的印象与实际情况有重大差异时，才可采取行动。例如，Facebook的披露警告称，如果公众或政府发现其数据被非法访问，可能会对其声誉和业务造成潜在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