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交易体系（ETS）是实现双重碳目标的基石，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脱钩。尽管ETS的评价范围有所扩大，但其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仍存在认识上的差距。本研究以2006 - 2019年中国3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探讨了ETS与城市生态效率（UEE）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应用了副产品技术，根据对污染的贡献区分投入，将城市绿化面积纳入减排产出，从经济和环境两个角度评估UEE。本研究采用合成控制法和双重差分法分析ETS对UEE的影响。结果表明，区域差异显著，东部地区实施效果相对较高。北京和广州在推进UEE试点城市中脱颖而出。本研究通过将减排产出纳入副产品法，推进了生产率分析，为促进与碳中和目标相一致的高质量增长提供了政策见解。
在资源、气候和经济之间复杂的全球关系中，加快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已经变得显而易见。为应对这一挑战，联合国确定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报告。国际社会积极落实促进绿色发展、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自1992年以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建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标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京都议定书》引入了碳排放交易计划，这是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机制。
ETS的概念基础源于科斯（1960）的开创性工作，该工作认为，明确界定的产权和低交易成本使市场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这一见解构成了ETS的基础，ETS主要依据“总量管制和交易”原则运作。在这一制度下，排放限制被设定，污染者可以交易排放许可证。的报告。该计划通过利用分配配额的市场价格信号来监管排放，确保经济有效的污染物控制。ETS的实施需要考虑交易成本、监督和执行等问题，以确保市场的公平、透明和高效运行）的报告。ETS还需要与其他环境政策和措施配合，形成协同效应，减少污染物排放，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
为了减少气体排放和促进生态进步，世界各国政府实施了各种政策，排放交易系统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市场机制的报告。2005年，欧盟（EU）启动了世界上最活跃的碳交易市场，其次是新西兰在2008年，日本在2010年，美国和加拿大都在2013年建立了自己的系统的报告。2011年11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选择了6个城市启动ETS。截至2019年底，中国碳强度较2005年水平下降48.1%，提前超额完成哥本哈根会议（MoEE）确定的2020年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20）。2024年，中国启动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进一步完善了ETS。2024年，中国推出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进一步完善碳排放交易体系。未来，中国碳市场机制有望为全球碳市场提供“中国方案”。
本文研究了排放交易系统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重点分析了城市和区域的差异。它有助于现有的知识，通过开发一个省级生态效率评估框架，整合UEE，并使用UGA作为减排产出，以创建一个可持续增长指标。具体而言，它适用于副产品技术，定义为预期生产和剩余产品生成技术的交叉点，以衡量效率。本研究还采用合成控制方法（SCM）分析了中国各地区的ETS试点项目。其目标是确定ETS举措是否能增强UEE并与环境和经济发展目标保持一致。除了评估整体政策有效性外，该研究还探讨了ETS对不同城市和地区UEE影响的差异。
1.城市生态效率结果
表3显示了2006年至2019年期间效率程度的年平均值。从图2中可以明显看出，海口、深圳、广州、北京位列前4，分别为0.9879，分别为0.9821、0.9444和0.9262。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用于该方法的装置。深圳、广州和北京是中国的一线城市，经济发达，技术和产业优势突出，政策支持力度大，城市综合经济效率特别高。此外，海口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注重绿色发展，有严格的土地利用规划、生态保护区划定、城市绿化和景观规划来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因此平均UEE排名第一。然而，其余27个城市的UEE较低，这意味着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也就是说，如果产业优化、技术创新、城市规划等都得到优化，就会有更高的UEE。
从减排产出（UGA）的角度来看，图3显示，广州、深圳、北京和上海的UGA平均值较高，这意味着这些城市在城市规划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海口市年均未利用土地面积为4903.26公顷。海口市绿地面积虽不大，但城市生态效益显著。这表明城市有效管理和利用绿色，优化城市生态效益。其他城市也可以采用海口的策略，通过改善规划和管理来提高城市地理位置。
表4反映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平均普及教育率。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在能源效率、经济和环境方面的年均效率始终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小。这种差距可能是由于中国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很大，特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很大。例如，2023年，浙江省的第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2.8%、41.1%和56.1%，而甘肃吉林省第一产业比重明显偏高，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实行优惠政策，使其在投资和产业发展中显著受益，从而实现快速转型，走向可持续发展。此外，东部地区在环境管理方面的基础更强，公众环境意识更高，进一步提高了其UEE。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由于发展模式粗放，环境治理能力较弱，UEE水平较低。
2.ETS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
本研究考察了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试点是否有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即能否产生提高能效的效果。在对ETS导频区域进行分析时，采用均方根预测误差（RMSPE）来衡量合成值与真实的值之间的偏差。更接近0的RMSPE值指示合成组与真实的组之间的更高拟合，从而增强合成组的可靠性的置信度。表5列出了七个ETS试点地区（广州、北京、上海、深圳、武汉、天津和重庆）的RMSPE值及其相应合成组的权重分布。一般而言，大多数区域的RMSPE值相对较低，表明合成值与真实的值之间拟合良好。例如，上海的RMSPE值为0.002，接近于0，表明上海的合成值与真实的值之间的偏差最小，从而证明了理想的拟合，并增强了其可靠性。相比之下，深圳的RMSPE值最高，为0.0439，表明其合成值与真实的值之间的偏差略大，但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其他地区，如北京、天津和广州，也表现出相对较低的RMSPE值，进一步验证了可靠性。
从图4可以看出，自2013年ETS正式实施以来，天津和重庆的UEE呈现持续下降趋势。此外，图4显示，从2006年到2019年，每个城市的经济效率都经历了最初的上升，然后下降。相反，环境效率表现出相反的模式，最初下降，然后上升。天津和重庆城市生态效率的下降可能是由于ETS的实施迫使当地企业实施环保措施。从2013年开始，ETS对企业实施了更严格的监管和监控措施。这将要求企业购买排放权，导致成本增加，并可能影响其短期经济效率。天津被称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拥有以重工业和化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拥有几家高排放公司。因此，ETS对天津的影响会比较大。
在ETS试点之前，合成组的UEE与真实的组的趋势密切一致。在这里，可以从合成组和真实的组之间的实施后差异推断出真正的影响。图5中的垂直虚线表示ETS试点开始的年份。观察虚线的左侧，北京、广州、上海、武汉、天津的UEE趋势及其总量紧密对齐，表明SCM产生了有利的拟合结果。政策出台前，深圳的UEE大幅超过其合成集团。自2013年6月18日成立以来，深圳作为第一个发起交易的城市，在十年的时间里在碳市场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它的发展超过了其他地区，因此很难确定一个完全匹配的比较。
同时，重庆也是一个以生产钢铁为主的城市而作为交通枢纽，ETS的实施意味着企业需要购买碳排放权，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负担，对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压力。因此，天津和重庆的经济效益有所下降。为了改善环境，各地区可能采取了一系列环保行动，包括提高能源效率，倡导清洁能源的使用。这些战略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津、渝两地的环境效率。但由于经济效率下降严重，环境效率虽有所提高，但仍无法抵消经济下滑对UEE的负面影响。
总之，中国的试点项目改善了UEE。上海年平均绝对变异为1.03%，武汉年平均绝对变异为0.91%，北京和广州年平均绝对变异分别为3.90%和4.58%，均在3.5%以上。此外，由于深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它无法通过人口、结构、技术、创新和政府等预测变量与SCM完美匹配。
尽管DEA和SCM在政策评估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在使用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当决策单元总数与投入产出指标总数接近时，DEA方法在计算技术有效性时会产生一定偏差，在技术有效单元间的横向比较中也存在一定局限性。此外，DEA在处理系统中可能存在的随机因素时，可能会受到一些特殊样本点的影响。同样，SCM对控制组的构建也有很高的要求，特别是当需要构建多个加权合成控制组时，这将面临挑战，并且需要较长的干预周期来提高可靠性。未来的研究可以将因子分析与DEA相结合，提高模型的判别能力。涵盖更长时间跨度的数据将能够提供更细致入微的政策指导。
初审：梁笑嫣
审核：徐彩瑶
排版编辑：蒋定宏
文献推荐人：蒋定宏
参考文献：Xiao Lei, Rui Qiu, Xingru Chen, Tomas Baležentis, Zhi-yang Shen,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on urban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 an emerging economy,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Volume 486,2025,144431,ISSN 0959-6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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