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文史 | 宋庆龄对孙中山事业的捍卫与发展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和孙中山在东京结婚。1925年3月12日，积劳成疾的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宋庆龄失去了她的挚爱。他们的婚姻存续时间仅九年多，在他们的爱情燃烧得最为炽烈时，阴阳两隔，留给了宋庆龄永远的爱恋与伤痛。宋庆龄在结婚60多年、孙中山已经作古50多年后，仍然强调“我是10月25号结婚的，我总记得这一天。”“10月25日，在我的生活中，这一天是比我的生日更重要的日子。”因为思念而哭泣的深厚情感，让人动容，又因为爱而不得，爱情被镌刻在最好的时刻，任岁月如何变迁，都无法磨灭，永远地留在了她的心间。

　　爱情与信仰相辅相成，在宋庆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基于共同理想基础上的炽热爱情，增添了坚守信仰、追求理想的勇气、动力和活力；坚守信仰、为实现共同理想而携手并进、奋力前行，则升华了他们的爱情，使之具有超越生死界线的独特特征。真正的爱情其实也是一种信仰，对于宋庆龄而言，与孙中山结婚，跟她的理想信仰密不可分，实际体现了她追求爱情与追求信仰的一致性。

　　一开始，宋庆龄出于对孙中山的敬仰，愿意为他领导的革命事业奉献自己，她说过：“起初，我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敬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因为“从美学成后，我面临各种机遇，但我选择了做中山先生的学生，至今我不后悔。一个人要实现自身的价值，要有追求，追求是人类最神圣的事业和美德，甚至高于爱情，这是一般常人难以理解的。我这样做了，实际也是中山先生对我的考验，至于我和中山先生的结合，那是日后我们志同道合的缘故，是顺理成章的事”。可以说，宋庆龄的爱情，是为了走向中国革命的中心，为了帮助中国革命而走近中国革命的领袖，爱上他，是她决心追随孙中山成为革命战士的关键时期，她把自己的人生理想与帮助孙中山工作联系在一起。他们的爱情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的奇妙的产物”。

　　从结婚起，两个人就并肩站在一起，眼光朝着同一方向、奔向同一个目标，宋庆龄在孙中山直接引导下携手并肩，她在这种爱情中感受到一起奔向理想目标、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喜悦。她在结婚后一个多月给友人的信中热情洋溢地述说她克服重重困难后终于走进婚姻生活的感觉：“告诉你我很担心、很幸福也很高兴，我勇敢地克服了我的惧怕和疑虑而决定结婚了。当然我感到安定下来，感受到家的气氛。我帮助我的丈夫工作，我非常忙。我要为他答复书信，负责所有的电报并将它们译成中文。我希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劳动和牺牲将得到报答，那就是看到中国从暴君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来，作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站立起来。”她风趣地问道：“当你在蒙特里特（北卡罗来纳）见到我时，你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变成一个热情的小革命者。你想到了吗？我的丈夫在各方面都很渊博，当他的脑子暂时从工作中摆脱出来的时候，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学问。我们更像教师和学生。我对他的感情就像一个忠实的学生。”婚后一年多，她再次对自己能与崇拜的爱人携手朝着共同目标前进的幸福溢于言表：“虽然我们已经结婚将近一年半，但我对他的崇敬之心依旧。像以往一样，我是他忠实的崇拜者。”她强调这种为了人民幸福而奋斗的感觉让她很满足，“特别是当幸福包含在使所有在你周围的人都能愉快地生活的共同愿望中，这就足够了”。

　　宋庆龄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促进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宋庆龄嫁给他时孙中山正处于事业的低谷，她却对妹妹说：“美龄……我一生最大的快乐，是在和孙先生一起为中国的奋斗中获得的……我情愿为他做一切需要我去做的事情，付出一切代价和牺牲！”婚后不久，孙中山结束流亡日本的生活，回国后在短短的九年时间里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晚年更是发展了新三民主义并付诸实施，改组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巩固广东革命政权……登上了他革命人生的新高峰。宋庆龄作为他的伴侣和助手，对他的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革命的低潮中，在孙中山处于逆境的时候，宋庆龄带着蓬勃的朝气、爱国主义的情怀与民主主义的信念，满怀温柔和深情来到孙中山的身边，给孙中山以支持和安慰，无疑成为激励他在挫折中再起的动因之一。”孙中山为他的爱妻题写了“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这样情感真诚的诗句，把他亲自拟定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这样的重要文件，题赠“贤妻庆龄”，感慨地对朋友说：“我现在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一种真正的家庭生活，一位伴侣兼助手。”所以说，“对孙中山来说，他们的结合给了他以安慰，使他更加振作；对宋庆龄来说，则给了她能够为他们的共同事业工作的机会，使她能够更好地帮助这位领导并充分体现这一事业的伟人。”

　　正因如此，当剩下一个人时，宋庆龄在漫长一生中始终坚守着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继续努力实现他的未竟之志，这也正是这对志同道合的伴侣间可贵的共同事业。靠着这种信仰，为着他们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既是宋庆龄对爱情的忠贞，也是她对爱情的表现和实现。她团结国民党左派力量，以真正忠于孙中山并且能够代表孙中山的身份，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和影响力维护孙中山制定的革命路线和三大政策，在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站在潮头中指导、辨别，力图将各种力量团结在孙中山的旗帜底下，巩固国共合作局面，巩固联合阵线，为继续推进国民革命作了最后的努力。

　　宋庆龄以她对孙中山思想、政治理想的深刻理解，努力和坚定的态度，“继承他的事业，保护他的旗帜，战斗不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更好地彰显了孙中山的思想、事业和声誉。她以慈母情怀、崇高人格和大爱精神，关心和发展妇女儿童事业，关注人民的解放与幸福，关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人民作贡献。

　　宋庆龄以对振兴中华的共同信仰的坚守而使他们的爱情得以保持生命活力并延续下去。正如海伦·福斯特·斯诺所说的：“在最复杂最困难的时期，你始终坚持走正确的道路”“从孙逸仙时期过渡到现在……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历史的回旋加速器中，经历了三十年的撞击之后，你仍然是不可分裂的和不能击破的。”宋庆龄始终高举着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旗帜，持续努力为丈夫的未竟之志奔走，她庄严地宣誓：“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缅怀我们领袖的惟一道路，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一次，在接受斯诺的访问时，当被问到她最珍视的成就是什么时，宋庆龄的回答是：“是我对孙博士的忠诚，自从与他相遇之日起直到他逝世，至今我仍然忠贞不渝。”几十年之后，她仍然深情地赞颂丈夫：“直到最后一息，他依然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战士。他能够表达的最后思想还是革命，是怎样保卫革命和把革命进行到底。”直到1980年12月的一天，宋庆龄与朋友们谈起孙中山，回忆那些陪伴他共同革命的难忘日子，她的眼神依然“闪着光”。这是她作为一个深爱着丈夫、志同道合的女人对于丈夫的缅怀和思念，因而使他们的爱情获得了新的生命，超越了死亡。

　　1944年11月，与宋庆龄见过面的中缅印特派记者伊罗生，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描述他眼中的宋庆龄：“她回忆了很多往事，从她的婚姻中看到爱情，不免是一种感伤的浪漫主义，这是相当辛涩的苦笑。她更像一个女儿，一位助手，一个顺从的秘书。”直到晚年，她在给廖梦醒的信中还是满怀深情地追怀她的爱情：“我想，你是这样的一个朋友。你懂得，一旦我们所爱的人与我们诀别而去，那么相互爱得越深，我们所承受的悲痛也就越深沉。只要我活着，我内心空荡荡的感觉和悲伤将永远不会消失。人生在世，总不免一死。这残酷的现实谁都不得不面对，这是不可逆转的。但正像你所说，我们终有甜蜜和爱恋的记忆留在心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宋庆龄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到毛泽东主席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在雄壮的国歌声中，看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她激动得热泪盈眶。人民团结，民族解放，中华民族独立、一路向前的振奋，甚至使她克服了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的心理阴影，她说：“我这次到达北京时的感觉，和我在一九二五年时所经历到的，真有天壤之别。那时候，这历史的古城是各国帝国主义的基地，也是孙中山不幸逝世的地方。现在，这个城变成了人民的讲坛，我们听到了人民声震云霄的洪大的呼声。它是新中国的诞生地。” “我看到凭了人民的力量，我们的具有历史性的政府诞生了。我亲眼看到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真正的革命精神所获得的杰出成就。”她非常欣慰：“我知道，这一次不会再回头了，不会再倒退了。这一次，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