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文史｜孙中山与第二国际的接触

      作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曾多次与第二国际接触，试图通过第二国际的帮助来让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然而这一长达十年的接触最终却未能使孙中山加入第二国际。其中不仅有孙中山自身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原因，也与时代背景、第二国际内部分裂不无关系。

　  目前学界对于孙中山与国际社会主义组织的研究与探讨，多集中于对其晚年与共产国际的接触，而对于其与第二国际的接触的研究与探讨却略显单薄。本文从为何孙中山要与第二国际接触、孙中山与第二国际接触的过程、为何第二国际未能吸纳孙中山加入等方面，对这一历史事件加以梳理探讨。 

　　作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与先驱，孙中山无疑是中国向西方学习救亡图存思想的代表。在与西方的思想交互过程中，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逐渐进入了孙中山的视野，并对孙中山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他开始频繁接触第二国际，试图让中国革命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接轨，通过第二国际帮助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孙中山为中国革命而与国际社会主义组织的积极接触也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03年，旅欧期间的孙中山接触到了欧洲的社会思潮，其中，社会主义开始进入了他的视野。在1903年12月17日的《复友人函》中，孙中山表达了他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认同与向往：“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而在种种社会主义思想中，马克思主义成为了孙中山最为赞誉的一支。“实业革命以后，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不下千百家，其中研究最透彻和最有心得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马克思。”“在马克思的学说没有发表以前，世界上讲社会主义的，都是一种陈义甚高的理论，离事实太远。而马克思专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遗。”第二国际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的国际性社会主义组织，成为孙中山心向往之的目标。

　　在早年间，孙中山曾积极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接触，试图唤起西方国家对中国现状同情，让其对中国施以援手。然而，残酷的现实使孙中山意识到，“军阀背后，有帝国主义的援助”，所以“反革命之恶势力所以存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对民族解放的迫切需求使孙中山注意到了欧洲的第二国际，他看到了这个国际工人组织在推动全球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孙中山认为，第二国际“是真正的革命伙伴，是共同反抗强大敌对势力的合作者，持有同样坚定不移的信念，即真理、正义及人道定将最终击败罪恶和不公”。

　　1905年4月，孙中山到访布鲁塞尔，经贺之才介绍，与第二国际接触。孙中山见到了第二国际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得、书记处书记胡斯曼，并提出接纳兴中会为第二国际组织成员的请求。孙中山简明扼要地解释了他的组织的目标和纲领：“第一，驱除篡权的外来人，从而使中国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第二，土地全部或大部分为公共所有，就是说很少或没有大的地主，但是土地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给农民……每人依其财产数量缴纳租税。”目的在于“防止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现象，就如欧洲各国所发生过的那样”。这一会面的具体谈话内容后发表于1905年5月18日的《前进报》，并于同年5月20日为《人民报》翻译并全文转载，日本《直言》周刊1905年7月28日第2卷第26号上，以“清国之社会党”的标题，转载法国社会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的消息说：“近日，清国社会党非常兴盛，意气昂扬，表示当下届万国社会党大会之际，一定派出其代表。”可以看出第二国际及社会党国际局对这次会面给予了关注。

　　从国际局文件来看，这次接触显然获得了一定的效果。在第二国际第七次全体会议上，书记处书记胡斯曼特别提到了他与孙中山的会面，他指出：“我不能沉默地不提到书记处曾接待了来自中国的已经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者的访问，他们似乎表示愿意前来参加下次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胡斯曼用“已经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者”来形容孙中山及其政党，这表明，第二国际当局对孙中山1905年的发言持有一定的认同态度。

　　辛亥革命胜利后，国际局曾针对中国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困境，专门发表声明：“由于欧洲各国政府在财政上不断支持中国的反动势力，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和民主派的斗争屡遭挫折和失败。社会党国际局已向所属各政党和议会党团指出了中国国内的这一政治形势，并要求在报刊上掀起一场运动，以便制止各国政府继续提供最终用于扼杀年轻的共和国的进步势力的新贷款。”胡斯曼也曾在与孙中山交流的信件中一再提出，他将在欧洲尽一切可能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欧洲左翼报刊也经常刊登同情中国的文章。清王朝被推翻后，这种联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孙中山及其同伴与布鲁塞尔和巴黎的关系更为密切。

　　目前已知的孙中山与第二国际的最后一封官方书信，是1915年11月10日寄给王德威尔得的《复社会党国际执行局请协助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函》。在这封信件中，孙中山总结了他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他认为，革命之所以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在于革命者中缺少对于社会主义原则认知清晰的人才。“我所忧虑的是袁世凯倒台后中国的重建问题，因为在我身边并没有可用之才俊来帮助我实现和完成这个长久以来珍藏于心的冀望：引导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我将会像一九一二年那样再遭遇重重阻挠。除非我确信可以有优秀可靠的人才协助，在实现我的社会主义原则和策略方面给我建议，否则我没有理由再让国家陷入另外一场腥风血雨之中。”并再度表达了自己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您们都是与我共同奋斗的同志，我希望大家铭记，中国是一个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她的政府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政府的典范。”“恳请同志们的帮助，集中您们的精力和智慧，以各行各业的英才援助我们，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自1905年孙中山到访布鲁塞尔开始，直至1915年孙中山给王德威尔得的复信，孙中山与第二国际在长达十余年的接触中，曾有数次机会加入，然而最终却未能如愿。

　　从时代原因来看，孙中山与第二国际的接触期间受到国内外形势的影响较大。1906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局第七次会议上，胡斯曼曾提出中国代表有意来参加下次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然而由于国内形势的动荡，孙中山未能指派代表或本人前来参加。

　　在这之后不久，旅欧中国人韩如嘉倡议成立的中法联合会曾举办庆祝中国革命的晚会，并主张派出议会代表团去中国参加国民党占大多数的新国会的开幕典礼。德国社会党人艾伯特请示胡斯曼，询问欧洲社会党能否参加，胡斯曼答复：“可以接受邀请，这在组织上可能会对国民党有利。”然而由于袁世凯的高压政策，代表团最终未能参加。

　　1915年，孙中山在《复社会党国际执行局请协助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函》中，热情地对第二国际的帮助表示了感谢，并诚挚地邀请第二国际派出专家指导中国革命，以求“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遗憾的是，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爆发，王德威尔得加入比利时内阁任国务和外交部长，而该国部分领土被德军占领，执行局迁至荷兰海牙，故孙中山此函是否寄达，不得而知。

　　在1905年与第二国际初次接触以后，西方左翼与社会党开始给予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一定的关注，并出现了一系列讨论中国革命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持支持观点，但也不乏对中国革命以及孙中山本人社会主义思想的质疑。1908年，《社会战争》杂志刊发了一篇关于中国革命状况的长文。在评论孙中山为庆祝《民报》创办一周年发表的讲话时，该文指出：“这一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精彩演讲无疑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中国运动中的那种爱国主义倾向。我们似乎还应该看到，演讲的结论部分比较偏重于经济问题。”这种质疑同样影响到了第二国际内部的社会党人。1913年11月至1914年2月，在国际局发布关于支援中国的声明后，荷兰社会党领导人万-科尔特意从香港致信俄国社会党领导人罗巴诺维奇和胡斯曼，告诫社会党国际局不要过分卷入中国的事务，他指出，孙中山“也许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

　　此时的第二国际内部，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在内部开始蔓延，这种思潮最典型的标志，就是国际内部机会主义和欧洲中心论思想的流行。在第二国际部分社会党人看来，当时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显然是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的。瞿秋白曾这样形容晚期的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二国际他们不领导工人阶级去攻击资本主义的堡垒，却领导工人去参加帝国主义的战争，各自帮助‘自己的’资产阶级去打别国的资产阶级，简直是率领工人群众去做欧战的炮灰。”因此，即使胡斯曼、王德威尔得等人有意对孙中山和中国革命施以援手，但个人的意志显然难以影响整个国际组织的决策。综上所述，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拉什丽娜会在《第二国际与中国革命》的结尾发出这样的感叹：“很可惜，国际拥有足够的人力，本来完全可以为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而有意识地进行积极的合作，但事实上却没有能够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