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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云驹
2024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冯骥才的最新非遗学著作《非遗学原理》。以我的见证，这是呕心沥血的“新作”，是他兑现的一个学术承诺。这本书后面沉淀的是他最近30多年来一直在遗产抢救保护第一线并以其遗产思想，引领和影响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的历史进程。此间20多年来他一直担任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之职，同时在天津大学讲授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并以一己之力培养出数十名博士、硕士研究生，使天津大学成为我国第一个获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硕士学位点的大学。这部著作是为刚刚诞生即获得学科“出生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而写作的。照我看，它也是冯先生给予这门在全世界都是新型新生学科的学术学理奠基礼。
冯骥才先生曾用邮件发给我一篇文稿征求我的意见，就是本书的开篇力作《非遗学原理》，全文一万多字。我当时就被它饱满的思想力量和理论张力，以及前所未有的思考深度所震惊。我当然不能着一字以改动，唯建议投稿《光明日报》。我信任该报的眼光，也相信冯先生如此这般的书写和文体不会被报纸拒绝。果不其然，《光明日报》很快就予以全文刊登。鉴于此文超长的字数和非凡的表达，该报不惜破例以两个整版在“文化记忆”专刊连载式刊出，并且慎重、郑重、隆重地加了编者按刊发。《非遗学原理》一文的写作，决不是心血来潮的即兴之作。就我所知，其中讨论的问题，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出发点。一是2020年9月作者参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并发言提出非遗科学保护建议后，就开始归纳和总结自己的非遗学思想，开始正面和全面表达自己对非遗学的理解和认识；二是在几十年硕博士研究生培养中，学生们的学位论文选题、写作和学位论文答辩中，不断经历非遗学学科本质，特别是它与民间文化研究和民俗学等学科之间的区别同异问题，反复遭遇各种学术追问和考辨。很多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悬而未决，就像一门新生学科的发生和定型过程中必然要遭遇的一样。当“非遗学”获得学科身份后，作为非遗学首倡者、推动者和创建者，他有责任解答可以一锤定音的“非遗学原理”问题。《非遗学原理》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2023年初开始，冯先生又密集地写作与发表了已收入本书的作品《视觉记录：传承人口述调查的新方法》《非遗博物馆的特性》（《光明日报》）、《一门从田野到田野的学问》（《人民日报》）、《非遗的地域代表性》《非遗美学问题断想》（《民间文化论坛》）。它们无不从各自的侧面，探讨了非遗学的本质。这使非遗学原理从更多的维度打开了理论空间。
2021年10月26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了我国第一个交叉学科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硕士学位授权点。该学位点落户于由冯骥才作为学术领衔的天津大学。书中有一组文章就是围绕此一事件之中的教材编写、招生计划、培养目标、学科特色、核心价值等来展开的。2022年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招收了我国首届非遗学研究生，《向我国首届非遗学研究生说》以一种特殊的言说寄语研究生。这篇讲话的特点是站在这门新学科终点俯瞰它的起点，就像很多教育家都意识到的那样，学生们不要等到学完这一学科的全部应知知识后才进入学科和学术，应该在学习中不断地插入更整体、更宏大、更未知、更终极的知识。他说非遗学“它必将直接地为田野大地上的非遗保护确立坚实和系统的科学依据，为非遗事业培养与输送专业的人才。它还将作为具有东方特色的独立的一门学科，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作出贡献”。2023年11月，他又策划和主持了“新时代·新学科·新使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国际学术论坛”。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冠名“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国际学术论坛，将中国的学术理念和学科新创推向世界，引起与会各国学者的关注和讨论。他指出，“每一个国家在非遗工作上的努力，都将有益于全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呼吁各国学者一起“共同建设非遗学”。这一辑里还有“田野教学”“非遗学充满学术空白”等重要论述。
本书“非遗研究项目举要”，也是煞费苦心和颇具匠心的。这里的8篇文章涉及到6个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案例：1、中国木版年画普查总体性成果及其学术总结。2、河南滑县年画的个案性发现、调查、成果、价值、意义，以及它的示范性。3、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的战略规划和其首卷成果贵州卷的以管窥豹。4、中国唐卡文化档案的系列展开及其总体设计、具体操作和实体成果。5、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调查与认定，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研究。6、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和数据库总目。被举例的这几个有代表性的项目，有几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它们都是冯先生亲自主持、设计、主导、操作的项目，虽远不是他参与实施项目的全部（如未呈现发现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的项目、传统村落保护宏观立论立项、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总体性等），却是其中具有经典性、代表性、示范性、影响性的几个特别重大的项目，它们大多都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是人文社科学术工程方面的“国之重器”或“国之大者”。二是这几个项目都是本世纪以来启动、实施、完成的项目，是与我国非遗保护事业的发展同步的，或者是其发展的见证者。也可以说是有别于21世纪以前的百余年来民间文化学术史、保护史的各种遗产项目（包括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有新时代性的项目，甚至还可以说是此前抢救与保护遗留下来的最难啃的硬骨头，是填补历史空白和文化遗憾的凿空性项目。如《中国木版年画集成》，绝不等同于此前的任何民间年画图集的唯美唯艺的呈现，是真正总体性、整体性、系统性的年画艺术、文化、图形、造型、色彩、信仰、民俗、工具、材料、生产、销售、店铺、张贴、艺诀、传承、传人、谱系、传说、海外传播、国际收藏等一网打尽式的文字、音响、影像、原作、老版的全记录。这个方式方法又推广运用到其他项目之中。民间美术、唐卡、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的抢救性调查、普查、整理和科技化处理，可以说是前人未竟事业中最复杂、最繁难、最艰巨的文化任务和最大的文化遗憾之一。关于唐卡文化档案的困难，他是这样描述的：“给唐卡做档案绝非易事。它历史错综，内涵博大，体量庞大，信息密集，遗存海量，产地众多，画派纷纭，风格丰繁，技艺精湛，且分布广阔，地跨多省，现状十分复杂。这种复杂性远远超出我的预想。”组织性、专家性、专业性、科学性是破解难题之道。这已经远远超出纯粹学术范畴的工作，也是此前时代不可想象、难以完成的，冯骥才在其中发挥的统筹作用可见一斑。
对非遗学原理的论述是本书的核心意旨。非遗的学术和学科价值在于它的文明高度。冯骥才说：“非遗是一个伟大的概念。它的诞生，表明人类对历史遗产认识的一个新高度，一个新突破，一个新发现。它发现了人类在原有的遗产（物质文化遗产）之外，还有一宗极其巨大、绚丽多姿、活态的历史遗产，这便使它得到抢救和保护，免于在时代的更迭中泯灭。这是人类一次伟大的文化自觉，是文明史上一个伟大的进步。”非遗学的自在价值在于自非遗概念开启以来，在民俗学、民间文化学、艺术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参与和比较中始终找不到一个主位性学科，非遗必须有自己的自在之学。所以，冯骥才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被各种歧义与悖论充分发挥之后，非遗学该站出来说明自己了。”
第一，划清学科界线，厘定非遗学立学之本。他特别有重点地论说了非遗学与民俗学（这是一门最接近非遗学并与非遗概念出现密切关联的学科）之间的区别。冯骥才的辨析有两个决定性的判断。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产性”，即“决定非遗学独立性的根本是——遗产”，“是否被视为遗产，对一个事物有着显著的不同影响”，“非遗学更关注它的存在与生命，是保护和延续它生命的科学，一个此前没有的学科”。二是非遗学从遗产的立场出发来认识民间文化，强调非遗是民间文化和历史文化中的代表作，非遗是当代遴选与认定的必须传承的“文化经典”。民间和传统文化中的“文化经典”概念，非常具有经典性！这个思想首先从理论上认为民间性文化也可以抽取出“文化经典”，赋予“代表作”以文化经典的意义。我们知道，在作家、艺术家创作中，大量的文艺产品和作品中，只有经过历史汰洗并为文学史、文艺史留名和确认的优秀、杰出的作品才能被称之为“文艺经典”。有史以来，民间文化的经典化现象在孔子编定诗经以后就成了空谷绝音，在世界文艺史上也只是个别的和偶然的现象，文艺史只有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记存一二民间文化中的经典作品，更别提经典化制度和常态化机制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就是人类首个针对民间文化的具有世界文明性质的“文化经典化”制度。这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当然这也是与民俗学根本不同的地方。当确认非遗乃“文化经典”后，它庞大的体量、广阔的分布、文明的高度，就不能不引发“经典学”（非遗学）的崛起和展示、收藏、研究非遗经典（代表作）的非遗博物馆的应运而生。此外，他还从对待“传承”这个非遗核心问题上的不同取向，区别二者的不同。他说：“民俗学和遗产学对待传承这个概念的态度不同。民俗学认为传承是顺其自然的，是一个个民俗或民艺事象流传下来的民间方式。民俗学不会人为地介入民间文化传承。非遗学则不然。为了让非遗存在下去，一定要促其传承。”之所以反复辨析民俗学与非遗学的区别，在于说清楚了民俗学这门研究民间文化且最接近非遗的学科，它与非遗研究、保护、传承之间的本质差异，就说清楚了非遗学为什么要独立出来的学理性所在。
第二，打通交叉学科，构建体系化的非遗学。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施行受到世界各国广泛的重视和积极的参与，它的对象也不断扩展延伸，到了大至天文地理，小至衣食住行，凡有历史传统的事物都几乎无所不涉的地步。这使得与它相关的学科日益增多。非遗学不是完全另起炉灶的学科，而是广泛旁涉多学科的学科。冯骥才对此的论述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非遗学必然关联的“学科交叉与交叉学科”，如民俗学、艺术学、民族学、管理学、法学、档案学、视觉人类学、口述史、博物馆学、文物学等，非遗学与它们的关系应该是化学反应和乘法效应，“交叉学科的学科之间不是加法，是乘法，不是物理性而是化学性的”。二是“非遗必须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即非遗学内部结构的维度性多学科，如“非遗管理学”“视觉非遗学”“非遗博物馆学”“非遗美学”“非遗档案学”“传承人口述史”“非遗保护学”“非遗田野学”“非遗教育学”等。
关于非遗学内部维度性多学科，冯骥才一一都有精辟论述。他指出，非遗和非遗学本质上是一种保护之学，即非遗保护学。这个问题，学术界虽多有保护性研究，但却没有触及其本质。往往忽略的是这样一个逻辑起点：“非遗的概念来自政府，因为非遗是由各国政府共同确定的。”这就是由“公约”建构的以非遗为共识的国际关系和政府间合作。就是说“公约”是政府间的公约，它的约束对象首先是政府，“政府作为遗产的第一责任人”。学者的认识、判断、声音，只有经过政府的渠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协商平台才能发挥作用。一国的非遗学术创新创见，只有通过国际协商与共识，才能进入世界非遗理念。传统学术是纯粹的学理和学术，非遗学除此以外，往往还是政策学、国际关系学、“共同体”之学。非遗保护学的保护范式包括：保护1：调查、立档、研究、释读；保护2：传承人及其技艺的传承；保护3：原生性（原形态、原生态）保护与传承性发展；保护4：体系性保护，即法律保护、名录保护、制度保护、传承人保护、博物馆保护、教育保护等。“保护标准的确定必须要有学术支撑”，“非遗保护需要非遗学提供的主要是科学的理念，以及相关的标准、规则和专业的方法”。
关于非遗学是一门田野之学，也是冯骥才讨论非遗学原理中最具创见性的思想之一。当非遗学落户天津大学的时候，冯骥才推进了一个非遗学教学的制度设计，建立了5个田野工作实践基地。它们是浙江温州瑞安木活字（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江苏南通蓝印花布（国家级非遗）、天津杨柳青年画（国家级非遗）、天津皇会（国家级非遗）、西塘古村落非遗（国家级传统村落）。冯骥才对此做了解读。首先，非遗具有地域代表性，是在地性的遗产。正如非遗是“文化经典”一样，非遗也是地方一般性文化之中遴选出来的地方中代表性的文化。“由于这种代表性，非遗在它的所在地，便被视为一种地域的标志、一张响亮的名片、一个可持续的文旅资源。”非遗的地域代表性和地域特征的确认，一是通过与其他地域同类文化进行比较来认知，二是通过与同一地域的其他民间文化的同一性来认知。而这些都“需要做深入的田野工作”。其次，非遗学是“一门从田野到田野的学问”。他强调“非遗学是为田野工作的学科”，也是“被田野逼出来的科学”，因为非遗是一种田野文化，所有的抢救和保护就要到田野里去。非遗的非文字性要求去田野记录它，非遗的立档要到田野获得它的全部内容，非遗的保护工作也必须在田野中进行，甚至非遗的教育也要树立“田野是课堂，是教研的工作站，是人才培养的基地”。总之，“从田野出发，在田野中探索，在田野中研究与创建，再回到田野接受检验，这便是非遗学这门学问的全过程”。一切问题都是田野提出来的，一切答案也只能在田野里找到。
非遗学的田野工作和田野经验，来自于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田野作业传统。冯骥才为我们指出非遗学田野意义决不等同于人类学、民俗学田野作业。第一，人类学、民俗学将田野作为手段或方法，而非遗学将田野作为目的，或者说是手段与目的的统一合一。第二，人类学、民俗学的田野是其学术过程的一个阶段或部分时段，而非遗学的田野则是学科学术的全过程和终极性的。第三，人类学、民俗学的田野成果是著作、理论、书写、知识等，而非遗学的成果除此以外主要还要体现在非遗在田野中的活态和传承，以及它们的社会功能的可持续释放。这些思想和论述，令人耳目一新，又直抵非遗学的本质。
一系列的非遗元理论思想，展示中国非遗事业的世界前沿性。这本书的思想张力如此之大和理论意蕴如此之深，是因为它呈现出的是一个基于已知的民间和传统文化的全新的学科、学术、学理和它们响亮的名称“非遗学”；同时它也呈现出民间文化的学术发展在本世纪以来的“非遗学”视野下，承续五四时期歌谣运动、延安时期民间文艺运动、新中国初期民歌运动、新时期十大集成运动，又具有超越和创新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运动的世界文明贡献。就非遗保护而言，冯骥才的写作并不是着眼为学术而学术的著述，他的问题意识直指当下非遗保护严峻而又未被人发现的问题：“非遗技艺如何不丢失？”“后非遗时代（抢救性保护之后）非遗的名存实亡和得而复失”问题。从学术角度看，这可能正是中国非遗事业和非遗学发展已经居于世界前列的表现，因为这些思考总是对非遗现状的动态和时态作出最及时最敏锐的洞察。
中国非遗事业和非遗学发展已经居于世界前列的判断，也是此一著述的一个值得解读的判断。冯骥才在书中多次直言不讳地指出：“国际上非遗学比较薄弱。”反之，“应该说，我国非遗学研究领先于国际。”“我国的非遗保护和管理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我国非遗事业已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这些判断决不是井底之蛙式的盲目自大和空说无凭。看看当下国际非遗保护出现的一些理论上的“倒退”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由于我们已经意识到的非遗保护的“国际关系学”的属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非遗保护过程，一直充满了各种超出学理、学术的利益和诉求的博弈，又由于非遗理念、理论建构、共识进程的发展不平衡和成功经验、科学理念普及与推广滞后，理论与实践上的“倒退”现象有退潮性发生态势。中国非遗的前沿性也表现在我们的保护实践有充分的理论定力，有先行的理论辩驳和总体性的共识，有丰富的非遗样态和探索试验、实践经验和不断的学术追问和理论总结。我们形成了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普遍性意义的非遗学术主体性，正在形成和构建有国际话语权的非遗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而这与我国在世界上人类非遗代表作数量名列第一（44个）、我们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多达1557个、登记在册的四级非遗项目有10万项之多，是互相匹配的。略举两例如下：
1、立档和文化空间问题。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通过与发布以来，它催生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施行和第一批代表作的问世，也由此孕育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建议案”的相关内容和精神融入在“公约”之中。特别是它针对“口头遗产”提出的一系列记录、分类、立档、保护、传承、研究的规划，是相当具有针对性和科学性的。但是它后来逐渐在世界非遗保护平台中被一些人诟病其会导致非遗保护走向单一的档案化而不利于活态传承，进而“消失”在国际非遗学术话语中。这使得它规划的全球民间文化的系统分类、记录、立档的伟大愿景无疾而终。
相反，由于中国始终没有受此国际思潮影响，一直秉持“建议案”的记录使命，所以我们不仅使过去的记录转化成10亿字的数字化数据库，而且冯先生领衔的传统村落记录和档案、传承人口述史调查记录与档案、年画唐卡记录与档案等，无不有声有色，硕果累累，并且与活态保护相互促进、两全其美。冯骥才在书中说：“每一种文化遗产都需要一份严格的科学的档案。档案是这一文化遗产原真性的全记录，是其生命性存在的确凿见证，是其身份的依据，也是不可或缺的文献。在当下时代与社会的转型中，这些没有档案、没有凭借的文化遗产怎么可能真正做好保护与发展呢？”这不仅是我们进行非遗保护以后才得出的经验，而且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面科学搜集整理民间口头文学积累的宝贵经验，并且一直在丰富手段技术、完善理论观念。可惜我们的经验没有引起国际上的关注。1999年，“建议案”施行10周年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召开“华盛顿会议”，对“建议案”实施效果进行的评估，指认它有“档案化”倾向，全面无视它的科学合理的积极因素。可以质疑的是，中国的情况那时完全没有进入国际视野，芬兰民间文学保护已被公认的世界级经验也被忽视。美国却至今未加入非遗“公约”。
非遗中的“文化空间”类别也是这样。它由长住摩洛哥的当代西班牙著名作家、思想家胡安·戈伊蒂索洛（Juan Goytisolo，1931-2017）与摩洛哥学者全力推进，广泛游说，获得学术认定，摩洛哥的吉马·埃尔弗纳广场以“文化空间”之名成为一种非遗代表作类型，并由此派生出一套非遗保护的创新性理论。中国虽然在世界非遗中没有冠名“文化空间”的代表作，但是我们认真吸纳了其中的科学理念和学术精神，学理上推进了空间性保护的观念，乃至形成了整体性保护、系统性保护的思想和实践，还创建了独步世界的列入国家非遗法条款的以非遗保护为核心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展开了规模空前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认定公布国家级传统村落8155个，冯骥才曾重点讨论过我国传统村落的体量，它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可分割性和两者在保护中的一体性问题）。可以说在“文化空间”上我们取得独特的成绩和经验。而国际平台上，由于胡安·戈伊蒂索洛故去、吉马·埃尔弗纳广场2011年的恐怖袭击事件等影响，他们创制的“文化空间”学术声音便随之消失，“文化空间”代表作项目也面临无疾而终的命运。这也是值得国际学界反思的问题。
2、物质与非物质问题。国际非遗保护中还有一种学术滞后现象，就是一些国家已经化解了的问题，又被其他一些国家重复，并且还影响了整体非遗保护，形成一定的干扰。最突出的是对非遗“活态”和“有形”的过敏式强调，对物质与非物质机械式地二分与对立。早在中国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之初，民间美术界就提出过民间美术研究的是民间创作出的物质和有形的作品，是民间造型造像，没有有形和物质就没有民间美术，现在突然要改称它们是或者称其为无形的非物质文化，让人费解。就此，民间美术和民间文化界进行了大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称辨析工作，厘清了技艺和作品的关系，非遗则是兼顾二者的不同存在方式。这种新的学术理念比此前只注重结果（作品），更加全面、更加立体。人们接受非遗概念，是接受它的文化过程性和整体性，而不是要了无形就放弃有形，也不能只看有形物质材料作品而无视其无形技艺。这样的辩证关系推广到整个非遗保护进程中，使物质和非物质的二元对立，在中国没有掀起多少波澜。因为我们一直都没有间断对物质与非物质的辩证关系的解说。
在本书中，冯骥才也有文字讨论此事。他指出：“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概念，文化遗产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这种纯客观的物理性的机械的区分的方式在学术界至今存在歧见。因为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也有物质性的部分，而且不同门类的文化遗产的物质内涵大不相同。作为民俗和民间音乐舞蹈，它活态的非物质的进行过程是最重要的；作为民间美术，它物质的创造结果才是最重要的。故此，本次民间美术遗产普查将着眼点落在物质性的遗存上，而把对相关的传承人的调查放在另一大型项目‘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之中。”（《为大地之花建档》）这是写于2007年的文字。是为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给出的一个理论和规划。“非遗学还要关注非遗的物质性的一面。”这可以说是他一以贯之的非遗学思想，已经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其中不仅有物质与非物质的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的科学注解，也有对“活态”性的辨析。关于非遗的活态性，我们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和共识。冯骥才多次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这是一种用生命相传的文化，一种生命文化，它的意义是物质文化遗产不能替代的。”（《活着的遗产》）所以，我们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是对其进行了内涵的丰富和注入的，绝对不能仅从字面上去理解它。
十数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活态遗产”两个概念之间左摇右摆，含糊其辞，甚至有动摇已经公约化了的概念权威倾向，而原因又仅仅是一些国家申报不规范和咬文嚼字的概念误读之类的技术问题。这是可以商榷应该谨慎对待的现象。中国要加大学术释读的世界传播和国际交流。由此也启示我们，我国对世界非遗的参与和贡献还有巨大的表达深化、理论展开和经验交流的空间。
（作者系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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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中国艺术报》2025年2月10日第3版
编辑 | 陈佳丽
投稿邮箱 | zgwywxw@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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