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自1992年以来一直是英国国会议员。他于2001年至2003年担任保守党领袖，并于2010年至2016年担任工作和养老金国会议员。
邓肯·史密斯是一位直言不讳的欧洲怀疑论者，也是英国保守党中的反华主力派，曾担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2019年领导竞选活动的主席，也是目前保守党领袖候选人之一莉兹·特拉斯（Liz Truss）选举团队的推手，极力推选特拉斯出任英国新首相。
他担任中国联盟（IPAC）的联合主席，旨在“促进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与中国有关的挑战”。由于对中国进行子虚乌有的污蔑，在中国国土统一问题上的进行一再挑衅，并抵制阻碍中国企业与英国的友好商务往来合作而被列入制裁名单。
一旦特拉斯成功上台，那邓肯·史密斯对未来英国政府在中国问题的决策上必定会有不小的影响力。中英关系何去何从，将存在很大的挑战。
以下是2021年5月媒体Quartz对伊恩·邓肯·史密斯的采访，其中可以看到一个在脱欧后即想更多得从与中国的商业贸易和往来中得利，又放不下自己骄傲身段的矛盾的英国的缩影。
Quartz：您是议会对中国问题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作为一名政治家，您第一次是如何参与这个问题的？
邓肯·史密斯：这可以追溯到英国当时决定对中国实行非常开放的政策时，他们称其为“黄金时代”。我几乎每次都担心内阁会议，会议充满了指责，对中国问题没有做足功课。然后2015年我们就进行了国事访问。议员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在下议院和上议院的会议上的讲话非常嚣张。我开始担心我们对中国过于依赖，比如英国大学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Quartz：2015年那次国事访问通常被认为是黄金时代的高峰是么？
邓肯·史密斯：我为自己是英国人而自豪，但我认为，我们正急于试图贪婪地购买中国生产的商品和技术能力。事实上，自由世界中有很多国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只是英国可能比当时其他任何国家都做得更明目张胆。
Quartz：您是否试图表达对这种方法的不同意，从内部改变它？
邓肯·史密斯：规模不大，因为我负责工作和养老金部，而且我每天都在大量参与福利改革。虽然我在内部向当时的外交秘书和其他人表达了我的担忧，但我必须做出决定：要么放弃我正在做的事情走出去，要么继续我正在做的事情，我做了。我希望他们能看到，我们似乎越来越依赖中国。但这些事情通常最好从政府外部而不是内部完成。
Quartz：您和中国有私人联系吗？您对这个国家感兴趣的根源是什么？
邓肯·史密斯：我的曾祖父在福州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大约从1860年或1865年起就住在那里。我的祖母和她的许多家人都出生在中国。她的母亲实际上是日本人，在明治维新后与作为艺术家的哥哥一起来到中国。他来到中国，和我的曾祖父成为了好朋友，他的姐姐去他家照顾我的曾祖父。最终，他娶了她。他们有一些孩子，我的祖母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祖母是在中国长大的，我的祖父是从外交部借调到中国的。他帮助建立了覆盖全中国的中国邮政系统，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所以我的家庭与中国的联系可以追溯到180多年前。
我去过中国几次。实际上，在我进入议会之前，我很早就去了那里，都是出差，在1980年代中期左右。香港我只去过两次。我儿子去过那里。他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他学习普通话。我女儿也去过。
Quartz：这段家族史如何影响您对中国的看法？
邓肯·史密斯：我记得我和祖父谈过中国。我认为，他最初是受雇于孙中山，并于1930年代中期退休。中国没有什么是短期的，它给我留下了一种很长久的感觉。祖父一直对我说的是，“永远记住，中国看待自己的时间比西方看待事情的时间要长得多。” 他说100年对中国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过去常对我说，“中国早在英国之前就已经文明了，它的艺术和医疗系统、文化和遗产先进于西方多年。中国人认为他们应有的地位是再次成为世界上一个主导的国家。”
Quartz：您认为英国政府关于英国脱欧后需要寻找更多贸易机会的论点有什么好处吗？为什么不转向可能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国家呢？
邓肯·史密斯：我对在任何国家进行贸易的公司都没有任何问题。我担心的是，我们不应该对中国做出特殊安排，因为这会扭曲我们自己的一些政治观点，让我们无法置评。所以我完全反对与中国的任何新的贸易安排。
英联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组织，现在可以重塑，我们可以与之做生意。其中许多是新兴国家。他们中的许多在技术上非常精通。
Quartz：但欧盟多年来一直试图与印度签署贸易协议，但以失败告终。是什么让你相信英国会更好？
邓肯·史密斯：我们现在离开了欧盟，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做决定。我和很多印度政客谈过。他们现在知道，面对边境上的威胁，可以得到支持和帮助。他们正在寻找盟友。我希望在某个时候去那里和他们谈谈这件事。
欧洲人不准备与印度做交易，因为欧盟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每个人基本上都是保护主义者。我认为英国可以做到这一点。而远东其他地区，他们希望我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这正是我们应该做的。
离开欧洲并不是要坐在欧洲的边缘，而是要重新发现英国作为全球贸易国家的特征，其影响力远大于大多数国家。我想离开欧盟的原因之一是重塑我们与远东所有这些国家的关系，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与之成为很好的朋友。
本文摘录翻译自Quartz
英国上海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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