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Feminism，听起来是个经过漫长岁月而历史悠久的词，或许现在还会有些许的、带有冲突意义的火药味。但从这个词在1837年被发明至今，甚至没有超过200年时间，而距离第一部系统阐释、说明女性权益与揭露社会性别不平等地位的著作，也绝不能与上千年前爱琴文明时就已凸显其特征的父权、男权制度相提并论。1792年，被认为“第一位女权主义者”的女性作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版了《为女权辩护》一书，全面、深刻地分析了女性在私有财产、受教育权、政治权利等方面遭遇的不平等对待甚至压迫。不过，在沃斯通克拉夫特之前，还有17世纪时就出现的玛丽·埃斯泰尔，她创造出英国第一次成体系的、规模化的女性主义抗争运动，以及与沃斯通克拉夫特同年代的玛丽·戈兹。她们都为女性主义理论的阐发、群体运动的形成和思想解放，提供了契机与可能。
听起来一切都美妙极了（在一些人听来或许是刺耳极了）：女性挑战了既有的权威，反抗了部分或绝大部分束缚其行动的枷锁，选择创造新的自由、挥舞起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旗帜。她们看起来是如此光鲜，她们似乎得到了名声与所设想的逃出轨道与框架的生活。但实际上，埃斯泰尔的思想仍包含对男性的服从与对女性家庭劳动的赞同，根深蒂固的父权观念已在她的头脑中扎根，使其无法绝对与父权制割席；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当时的社交圈内因言论大胆、出格而饱受质疑，被认为是作出了有损女性社会名誉的事情；戈兹创办了女性俱乐部，后因她在法国大革命中遇害，俱乐部也随之解散。
女性主义从来都不是容易的、光鲜的、使人得到主流社会认可与荣誉的差事。相反，它总是招致危险与敌意，导致灾祸与造成困境。20世纪初，女性主义（Feminism）在译成中文时曾表达为“女权主义”，后因“权”字展示出的Power（权力）显得偏激、自大，容易招惹麻烦，后更多人使用“女性主义”这类更加温和的说辞对女性倡议、表达、诉求加以描述，以免遭致恶意中伤或污名化的标签。
事实上，即便修改了对“Feminism”的翻译，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的人仍然不在多数。一方面，女性主义时常是对女性保护、权利呼吁等倡议者的思想总称，其中又可以细分为自由女性主义者、激进女性主义者、马克思女性主义者等多种流派，许多人又处于各自不同的阶级，例如白人中产阶级女性，是男权社会中获得了较多利益供给的群体，她们的保守主义思想拒绝与激进女性主义者被一同称呼；而强调平等、解放的马克思主义者又认为自己的任务实际上是对抗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女性主义不过是其任务的组成部分之一。再加上网络舆论对女性主义的抨击与仇恨，让更多女性主义者选择犬儒式的、更加修正主义的方式活动，而不是激烈的、反抗的。
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几乎所有人都在谈女性主义，这个观念炙手可热到电影、图书、文创等不同消费领域都恨不得与之保持密切联系，却鲜少拥有着广泛影响力的明星、偶像或是公共人物跳出来说：“嘿！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女性主义者”。在这方面，他们/她们表现得更加谨慎、措辞严谨，例如“我倡导男女平等”“我们需要同工同酬”，但这并不代表“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杨笠也没有直截了当地告诉所有人“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她做了件所有与女性主义沾边的人都慎之又慎的事：直白、简单、粗暴地把男性主导的社会体系揭露出来，用一句“他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毫不留情地宣告了一次战争——在两性关系的复杂问题里，其实最简单、也最没有人愿意承认的，就是男性群体中普遍存在的地位优越感，这是来自于其背后父权制社会的根本支撑。
她就用一句话，让一整套父权制的假面土崩瓦解，让那套优越的性别规则被拉下神坛，让女性意识到对男性的崇拜竟如此虚假，让男性看到自己处于性别上位者优势时的傲慢。这种对男性的揭露又被认为带有典型的“矮化”特性，这是一套父权社会中用在女性身上屡试不爽的驯化方式：“女人不需要聪明只要能嫁个好人家”“如果工作太累就别做了，找个人照顾你”“科学可不是女人可以轻易尝试的东西”“相夫教子，就是你一生的幸福”……男性却尚未品尝过同样的性别标签化与次等化的滋味。要知道，1955年之前，甚至没有Gender（社会性别）的概念，所有性别均以Sex作为区分，而这类建立在生理性别特征上的词汇，必然不会为女性带来多少好处。
这样看来，杨笠惹恼了男性集团，因为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成功、生活的顺遂，哪怕只是某种人格上的自信，都或多或少地与背后的父权制度体系有着某种关联，更没有男人会像女人那样从出生开始就被限定、被贬低、被禁止，从而习惯甚至根本无意识于这些信息。同时，她又在让本身谨慎于偏激、激烈式说辞的女性主义者感到太过于尖锐，让仍然处在男性集团控制范畴中的女性们因男性的不悦而对其积蓄敌意，让原本与她同一战线的女性因担忧大规模的围攻而止步不前。
于是她显得如此独木难支、孤立无援。因为任何一位试图为她披上盔甲，为其声援的人，都被扣上了无数抽象、空洞的“帽子”：挑起性别对立、女拳师、吃女性主义流量、取关了……在看似公开、平等、共享的互联网社会中，自由、多元的言论正在被压制，取而代之的，是愈发保守、犬儒、固化的舆论意见，尤其是两性话题上，敌意与愤怒正不断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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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 has not country
女人没有Country✶
我们对抗一切✶
@TuTouSuo™️
这句话来自弗吉尼亚·伍尔夫：“As a woman I have no country.”译为“作为女人，我没有祖国。”这当然是种隐喻式的说法，“country”代表着某种Social Community，社会共同体，需要历史、荣誉、史诗故事与具有克里斯马魅力的英雄人物共同唤醒个体的无意识记忆，使其不需要任何外在连接，便能够实现身份认同与主体性确认。如果他所涉足的地方，无不使其感到充盈的自我承认与主体价值的欣赏，使其持续不断地获得对身份、性别特征的满意，那任何位置、任何空间，都可以成为一座“country”，允许他在其中自由生长。
反之，一切将变得艰难无比、分崩离析。
在现代历史公认的欧洲文明史中，地中海沿岸的爱琴文明是古希腊文化的孕育之地，在那里，米诺斯王朝、克里特-迈锡尼文明诞生，又用了上千年的时间发展、沿袭，最终时间流淌，欧洲文明的文化遗产在荷马时代、古典时代、古风时代中得以积累，创造出了辉煌的、令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们垂涎瞻仰的古希腊黄金时代。
当然，如果想要浏览赏析更漫长的欧洲历史与里程碑式的瞬间，我们怎能忘记茨威格写下的《人类群星闪耀时》，穆罕默德、拿破仑、斯科特、托尔斯泰、赛勒斯·菲尔德、列宁…14个人类历史上惊心动魄的、改变世界的故事，14位具有史诗气质的英雄，他们是文豪、是领袖、是科学家、是音乐家和政治家、是枭雄是战士，他们留名于历史，却从未被时间褪色、削减魅力。
这就是不属于女性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伍尔夫发出“As a woman I have no country”这样悲壮口号的原因：历史、公共与家庭教育、社会伦理道德、政治权利、市场就业机会、社会关系…这些与整个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组成部分中，在20世纪第一次女性主义革命兴起前，它们几乎未曾向女性合理、充分地敞开过怀抱。反而以具有统治性的男性集团思维，持续驯化着女性意识，使其愚昧、木讷、麻木、卑屈于家庭生活，成为家庭中“看不见的女性”，便成拥护父权社会的“斯德哥尔摩症患者”。
女性主义内部被割裂了，觉醒的女性不仅要对抗来自整个社会的倾倒似的压力，还要面临被女性群体排挤、厌恶的艰难窘境。原因不是女性患上的“厌女症”，而是社会结构、性别制度体系的集体“厌女”“仇女”症状。
没有任何一个天然具有社会优势的人（如果有任何人意识不到这个问题，请问问为什么女性洗手间里会出现男性儿童小便池）在理解处于劣势地位的他者时，会产生同情、可怜、爱惜的情感，如同偶像剧中男性角色对女性角色的救赎一般，是上位者对下位者的权力俯视。但当原本处于客体地位的女性强势要求平等，并指出其享有太多“特权”时，此前和谐的上下位、俯视与被俯视的关系便会立刻瓦解，站在男性立场上，这不是简单的“对父权社会制度的剖析与透彻认识”，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自我否定”：
我的地位怎么可能是靠性别红利获得的？我本来就应该自信不是吗？ 从小所有人都告诉我要照顾弱势的女性，怎么现在不对了？奋斗目标不就是“家有贤妻事业有成”吗？“男主外女主内”难道不是常态吗？为什么会出错？
没有历史、没有过去、没有先驱与英雄偶像的女性，一方面需要寻找自我认同，终其一生理解所谓解放、独立与自由的内涵，另一方面必须持续不断地对抗、斗争着带有敌意与威胁的其他对象（享受父权制生活优势的男性与被驯化为服务该制度的女性）。
玛丽·安·艾凡思需要用乔治·艾略特的笔名发表作品以避免遭到不公正的评价；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和安妮勃朗特分别以埃利斯、贝尔等男性名称作为笔名，原因是“女性作者容易遭受偏见；我们注意到，评论家们往往用人格作为武器对我们进行批判，将奉承视作一种奖励，而不是真切的赞美。”
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在《作为变革动因的打字机》中认为，打字机的无差别式印刷剥夺了个人的性别特征，使写作从男性垄断中脱离出来，为女性提供了新的机会。
仅仅是写作，在一个被现代人看作是如此“无用”的领域，都需要女性隐藏在文字背后，如同幽灵鬼魅般创作，便可知在其他领域，女性希望获得一席之地将是如何艰难的行为。这是一场望不到头的战争，是一段连“人类群星闪耀时”都不被记录在册的女性从开始意识到“不对劲”到如今真正站出来说“我拒绝”“我争取”“我想要”的漫长历史，而我们，只不过是这段历史中，试图托举它，使其不至于再次被淹没、被遗忘的微不足道，但十分重要的角色。
有人说，“杨笠是你们的施暴武器”，对男性的施暴、对男性的污名。是，或许她是我们的武器，一把在所有人越来越保守、越来越谨小慎微的时代竟然如此大胆擦枪走火、敢说敢讲的武器，是以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方式，戳破父权社会的幻象与谎言：
没有平等，只有高高在上的privilege 。
【附言】
我写了太多太多太多关于女性主义的文章。今天拿出来全部重读了一遍，发现自己的观点正在变得更加充盈、丰实，不是简单地拿着理论照本宣科并认为女性主义就是简单的“独立女性”或“强权女性”，也认清楚更多女性群体内部的危机与对立，女性与男性的基本关系。因为这种复杂、多元的考量，让我在发表观点时更加谨慎和仔细，有时候面对矛盾比较突出的问题时，也会选择犬儒式地对待，甚至拿出大家批评我们的那套逻辑：“好好做你的考研机构别好为人师”。说实话，这次的事件完全可以写个无性别无关的角度话题，既有流量、真正“蹭”上热点，还没有观点上的争议，不会因为立场原因、身份性别原因被“扣帽子”或再次面对后台的“讽刺”。
但我讨厌这样畏缩的自己。也许现在的杨笠魂穿几年前的自己，她也会想，这句“他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要不要写在稿子里，但那时候的她，那时候有棱角、会爱恨、能够感知到“这世界不对”的她，也许才能够真正改变点什么。
抱着这样的想法，抱着惴惴不安却又不断看向几年前热血澎湃的自己的目光，我写下了这篇文章。
也许只有不害怕，只有相信女性的力量足够团结，我们才能站在一起，对抗一切。
成为武器，但不是施暴，而是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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