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事业下坡路，来的比想象的早得多

“总还有人需要你的。”

话音来自一位坐我身后的老婆婆。这是洛杉矶到华盛顿的深夜航班，机舱昏暗寂静。一个大概是她丈夫的男人喃喃答到，“我希望我已经死了”，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老婆婆说：“噢，别再说这话了。”

我无意偷听，但实在忍不住。我一边听着，一边以不怀好意的想象力脑补了老头的形象。我想象这人一辈子勤勤恳恳，一辈子默默无闻，人生梦想未能实现，不是事业没达到意想高度，就是没敢闯荡领另一番前途，或者没把创业念头付诸实践。

当飞机降落，机舱亮起，我终于看清了那个已经活的凉掉的老头。我惊了，我认出了他。他曾叱咤风云，今天依旧举世闻名。哪怕他已经八十好几，他多年前的勇气、成就、和爱国心让他依然像英雄一样被爱戴。

当他走上我身后的机舱过道，各位乘客纷纷对他表示敬意。机长站在驾舱的门口，留住了他，“先生，我自小钦佩您。”这位年长者，尽管几分钟前显然想死，此刻由于往日辉煌得到认可，而露出了骄傲笑容。

出于私心缘故，这个矛盾的场景在我心头挥之不去。彼时是2015年夏天，我刚过了51岁生日。虽然没有飞机上的那位鼎鼎大名，但我事业非常顺利。我执掌一家华盛顿的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它欣欣向荣。我写了几本书，卖的很好。人们来听我演讲，我的专栏刊登在《纽约时报》。

然而，我开始怀疑这般好景能否继续。我工作时像个疯子。但即使我每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时，某天我的事业也会减速直至停止。到了那时，又该如何？会否某天我将幽怨回望，然后希望自己已经死掉？有没有什么我今天可以做的，让我有机会在那乐曲终了之时，避免痛苦，甚至获得幸福？

虽然这些问题比较个人，但我决定以社科研究的严谨态度尝试解答。这感觉有点古怪，仿佛外科医生开刀自取阑尾。但我还是一头扎进了问题。过去的四年间，我一直在寻觅方法，以将“事业下坡”这个东西，从恐惧的根源转变为进步之良机。

来看看我找到了些啥。

所谓“幸福研究”在过去二十年间蓬勃发展。对于人生各阶段的幸福感，学界已经有了一些共识。在《幸福曲线：知天命带来好生活》一书中，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也是《大西洋月刊》特约编辑，乔纳森·劳赫（Jonathan Rauch）回顾了有力的证据表明，大多数成年人的幸福感在三四十岁间有所下降，从五十多岁起触底回升。当然，这种趋势并非板上钉钉。但此番轨迹与我的经历非常吻合：尽管事业蒸蒸日上，但我四十几五十出头那会儿，并不是我这辈子特别快乐的时期。

那么从数据上看，五十岁以后又会如何？几乎所有对幸福的研究都表明，在富裕国家，大多数人的满足感在五十多岁时开始回升，一直到七十岁左右，之后则遇到岔路。七十岁以后，有些人的幸福感保持稳定之中；其他人则越来越幸福，一直到过世。也有人发觉自己的幸福感急剧下降，尤其是男性。事实上，75岁以上男性的抑郁和自杀的比率随着年龄而增加。

航班上偶遇的那位大英雄似乎落在了最后那类。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了老人的快乐？已经有学者对这个年龄段做了研究。总结来说主要是一点，他们感觉自己无关紧要。2007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分析了逾千位老人的数据，研究结果发表在《老年学杂志》：那些很少或者从不“觉得自己有用”的老年人，相比那些经常“感到自己有用”的同龄人，前者患轻度痴呆的几率接近后者的三倍，在追踪调查进行中过世的几率则超过三倍。

你或许以为，像航班上那位一样功成名就天赋出众的人们，会更少受到“无用感”的影响。毕竟，成就带来幸福，这点是学界共识。既然今天的成就能带来幸福，那么昔日成功的美好回忆又为何不能呢？

大概还就是不能。尽管相关文献并不充分，但早年的天资与成就似乎并不意味着后半生一帆风顺、远离苦痛。德克萨斯大学两位心理学家发表过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被试是数百名老人，他们年轻时被认定天赋异禀，且参与到了一项关于智力天赋的学术研究，文章得出结论：那些首次参与研究时年龄越小的“神童”，80岁时的心理健康状态越负面。

这篇文章或许只是说明了两个别的论点：要符合别人的高期待是很难的；告诉你的孩子她是天才，不是好家长应做的。文章假设那些被认定是天才的儿童在自我评估中会更关注智力方面。这导致了对成功不切实际的期待。同时，生活中那些有助于追求成功和获得认可的其他因素，被他们忽略了。

而事实上，大量证据指出高成就者的能力衰退能造成极大心理伤害。比如职业运动员，在职业生涯中止之后，他们中有许多人陷入苦痛挣扎。悲剧例子太多，有的人陷入抑郁，有的用药上瘾，甚至自我了结。退役后遭遇至少暂时的低幸福感，几乎是常态。2003年发表在《应用体育心理期刊》上的文章考察了前奥运选手的生活满意度，发现他们中很多人都会在初次远离竞赛的当口，陷入自控力枯竭的状态。

我最近采访了奥运体操金牌获得者多米尼克·道斯（Dominique Dawes），问她告别最高级别的竞技和胜利、回归正常生活是何感觉。她告诉我她很开心，但调整并不容易，而且还没调整完，尽管他最后一次夺得奥运奖牌已经是2000年的事情了。“我的自我中属于奥运选手的那部分会毁了我的婚姻，让孩子缺少母亲”，她对我吐露，因为这份事业要求极度硬朗和超级多进取心。“像每天参加奥运那样过日子，只会让身边人过得悲催。”

— Dominique Dawes

为什么曾经的赛场精英会遭遇如此困境？虽然还没有得到任何研究证明，但我强烈怀疑一个原因是他们对自身非凡能力的记忆。如果这些回忆能成为一个人自我价值的来源，那么对有的运动员来说，它可能会同后退役后不那么牛逼的生活形成苦涩的对比。“依靠成功获得快乐者，便得不到快乐，”前一级方程式赛车手亚历克斯·里贝罗（Alex Dias Ribeiro）如此写道。“对于这些人来说，大获成功的职业生涯中止之际，便是旅途终结之时。他的命运注定他走上以下两条路之一：要么在苦楚中耗尽生命，要么在其他事业里取得更大更多的成功，至死方休。对于他们而言，获得过成功后，就不会有生活。”

我把我的发现命名为“飞高跌痛定律”（Principle of Psychoprofessional Gravitation）：一个人退出事业、被人遗忘时的痛苦，与他事业上挣得的声誉直接相关，与他对这份声望的依恋也相关。职场成功会带来种种问题，不过似乎人们对这种问题求之不得，富贵病三个字看起来也不像病。然而如果你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并且为此付出甚多，那么当不可避免的跌落来到时，你会跌得更痛。飞机上的老先生便是这样。或许未来的你也一样。我自己如果不努力干预，想必也逃不掉。

“飞高跌痛定律”可以帮你理解许多做出历史性贡献，而末了却似乎陷入失败的案例。比如查尔斯·达尔文，他在1831年登上“猎兔犬“号上开始五年环球航行时，还是个22岁小伙。27岁时他回到故土，发表了植物学和动物学方面的发现，提出了早期的进化理论，名震全欧。接下来的30年里，达尔文坐在科学家名人堂的上座，发展着他的理论，并以书籍和论文出版，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1859年的《物种起源》。达尔文有足够理由感到自豪。

可达尔文五十多岁之后开始原地踏步，他的研究遇到了障碍。与此同时，奥地利僧侣孟德尔发现了基因遗传理论，这是达尔文拓展其工作所需要的。不幸的是，孟德尔的作品发表在一本不知名的学术期刊上，达尔文从未读过，就算读了，达尔文也没有足够的数学能力来理解它。从那以后，达尔文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郁郁寡欢的晚年，他写信给一位密友：“到了我这个年纪，已经没有心气和力量开启任何耗时多年的钻研，而这是我唯一享受的事情。”

如果泉下有知，达尔文会惊喜发现，1882年去世后，他的名气越来越大。然而，从他衰老的双眼所看到的，是世界已经路过了他，他变得无关紧要。那天晚上在飞机上坐我身后的，可能就是一位达尔文。

或许那也是年轻时的我，我的事业下坡来得很早。

孩提时代的我只有一个目标：成为世上最伟大的法国号乐手。我像奴隶似的工作，每天长时间练习，向最好的老师请教，并在我能找到的任何乐团演出中演奏。我卧室的墙上贴着伟大号手的照片，以激励自己。有一段时间，我认为我可能梦想成真。19岁时我离开大学，进入一个巡游演出的室内乐团做专职演奏。我的计划是在古典乐圈不断提高级别，在未来几年内加入顶级交响乐团，或者甚至成为独奏家——古典乐手的最顶峰。

但在我二十出头那会儿，怪事发生了：我开始退步。直到今天，我还不明白各中原因。我的技术开始受到影响，我没法解释，也找不到办法解决，我拜访了名师，加强练习，但无法找回原来的水准。本来容易的曲目变难了，本来难的作品根本没法吹了。

我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时，遭遇了我那短暂又颠簸的音乐生涯中至暗时刻，那时我22岁。当我简短讲述我即将演奏的曲目时，我走上前却失足跌倒，从舞台摔进观众席。从音乐会回家的路上，我幽怨地思忖着，觉得这必定是上帝发来讯息。

但是我跌跌撞撞又继续走了九年。我在巴塞罗那城市交响乐团找了个位置，在那里我增加了练习，但我的演奏仍逐渐滑坡。最后，我在佛罗里达州一个小音乐学院找到了一份工作，希望能够实现今天看是落空了的神奇转变。意识到也许自己应该分散人生筹码，我通过远程学习回到大学，并在我30岁生日前夕获得了学士学位。我继续在晚上偷偷学习，一年后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最后我不得不承认失败：我永远没法扭转我那熄了火的音乐生涯。于是在31岁时我彻底放弃了音乐理想，转而去攻读公共政策的博士学位。

人们说生活总会继续。算是吧。完成学业后，我成了大学教授，这是我喜欢的工作。但我仍然每天都对我热爱的乐手生涯念念不忘。时至今日，我经常梦到自己站上舞台，醒来时才记起我的童年梦想已成幻象。

在承认陷入滑坡时我还没有老去，这是我的幸运，因为我可以重新规划生活的航线。直到今天，这段太早的下坡路仍然刺痛着我，写下这些词句是那么难。我发誓，类似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昨日会否重现？对于部分职业而言，早衰不可避免。没有人期望奥运选手60岁还能保持竞争力。但如果从事的是对体力没有要求的职业，我们就会在潜意识里拒绝承认，那必将到来的下坡会发生于我们彻底老去之前。诚然，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筋骨肌肉可能松弛。但只要我们脑子还灵光，作为作家、律师、管理者或企业家，我们的工作质量理应直至退休都保持高水平，对吧？很多人都这么以为。我最近认识了一个人，他比我稍年长些，他告诉我他计划“努力向前直到掉链子”。意思大概是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让自己保持在业内数一数二的位置，最后一头栽倒不省人事。

但他很可能无法如愿。数据结论很清楚，对于多数领域的大多数人，下坡开始的时间比几乎所有人认为的都要早。

迪恩·西蒙顿（Dean Keith Simonton）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心理学荣休教授，他对创造性职业之发展轨迹的研究称得上顶尖。根据他的文章，在职业生涯前二十年，成功几率和产出效率平均上是增长的。因此，如果你在30岁时开启职业生涯，那么估计在50岁左右能进入到最好的工作状态，而此后不久将遭遇下滑。

登顶和滑坡的具体时点，根据各领域的特质会有所不同。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战略与企业家教授本杰明·琼斯（Benjamin Jones）花费数年时间研究了人们在什么年纪最可能做出大发现和大发明。以下打油诗可以概括琼斯的发现：

谁人作此丧诗？保罗·狄拉克，1933年诺奖得主。

狄拉克言过其实了，但也差不太多，回顾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诺奖得主和大发明家，琼斯发现非凡杰作往往成就于不到四十岁的时候。他指出，做出重要贡献的几率在二三十岁的年龄段增加，而在四五六十岁时下滑。有没有违反规律的个案？当然有。但是概率上，在七十岁时搞出大新闻的可能性和二十岁时差不多，基本为零。

文坛也大致呈现如此趋势。西蒙顿指出，诗人大概在四十出头达到巅峰。小说家的全盛期则来得再晚一些。诗人兼小说家马丁·奥提兹（Martin Hill Ortiz），收集了1960年至2015年间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的数据，他发现作者最可能在四五十岁时登上榜单头名。尽管有个别小说家暮年还文思泉涌，为大众津津乐道，但是奥提兹的研究表明七十岁以后写出畅销书的机会呈断崖下跌。有些非虚构作者，尤其是历史学家，他们的巅峰来得更晚，下文会谈到。

企业家的巅峰和下坡平均而言来得更早。在二十多岁时挣得大钱暴得大名之后，许多科技公司的企业家在三十岁前就遭遇到创造力的下坡。2014年《哈佛商业评论》刊登了一篇报道，独角兽公司（风投估值达到十亿美金的未上市公司）创始人年龄集中在20至34岁之间。随后的学术研究表明，创业者集中的年龄段可能比那篇报道里说的稍晚，但的确绝大多数成功的初创公司，创始人年龄都低于五十岁。

— PayPal联合创始人Peter Thiel

读了上述研究，想必那些商界学界如日中天之人便有了担忧的理由。但结论或许能推广到更多职业，而不仅仅针对明星企业家。波士顿学院退休研究中心的学者们研究了更多工种，他们发现无论警察还是护士，各行各业的人们都会由于年龄导致职业滑坡而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另有研究指出职棒大联盟里表现最好的本垒裁判编写表现最差的，平均要年轻23岁，少18年的吹罚经验。而表现最差的那些裁判，其平均年龄达到56.1岁。随着年龄增长，空管人员业务能力的下滑甚为显著，相关后果可能酿成大祸，以至于他们56岁就得强制退休。

一句话，要是你的工作要求脑子转的快，分析能力好，也就是多数需要大学文聘的工作。那么你的事业下坡，要比你想象得来的更早。

抱歉。

如果事业下坡不但无可避免，并且往往来得早于我们大多数人的预期，我们何以应对？

虽然书店里有整书架整书架的“成功学”，书架被标题诸如《失落的致富经典》《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的书塞满。却没有一排写着“事业下坡管理”的类别。

但有人曾坦然面对自己的下坡。想想巴赫。1685年巴赫出生在德国中部一个杰出的音乐世家，作为一名音乐天才，他迅速脱颖而出。65岁时，他为彼时存世的所有乐器谱曲，发表了逾千首作品。

在他事业早期，巴赫是公认的天才管风琴手，擅长即兴演奏。谱曲邀约源源不断，皇室成员频频上门拜访，年轻作曲家纷纷效仿他的风格。他享有真正的威望。

但这种状态没有持续太久——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事业被他自己的儿子，卡尔·菲利普·伊曼纽尔（Carl Philipp Emanuel），带领的音乐风潮所取代；伊曼纽尔以C.P.E.的名字闻名后世。C.P.E.在巴赫 20个孩子中排行老五，和他父亲一样天才。他能玩转巴洛克时期的音乐风格，但更为“古典”这一新的音乐风格所着迷，那时这种风格正席卷欧洲。随着古典音乐取代了巴洛克时期的音乐，C.P.E.的声望大幅提升，而他父亲的音乐则成为了过去式。

Flötenkonzert Friedrichs des Großen in Sanssouci ("Frederick the Great's Flute Concert in Sanssouci") 

— 

Adolph von Menzel, 1852

巴赫很容易像达尔文那样忿怨而终。但相反，他选择调整人生航线，从一名创新者变为指导者。在他最后的十年里，他倾注大量时间撰写《赋格的艺术》；这本书在当时并不出名也不畅销，但他却意在用这本书将巴洛克技巧交给他的孩子与学生，以及后世任何感兴趣之人，尽管这在当时看来不可思议。作为一名老师和顾家的男人，他的晚年过的更宁静。

巴赫和达尔文有何不同？他们都具有惊世之才并早早地扬名。他们都在死后获得了永世的名声。二人的不同则在于面对中年下坡时的应对方式。当达尔文作为创新者落后于人时，他陷入沮丧和忧郁；他的一生在可悲的沉寂中结束。而面对同样窘境，巴赫成功地改造了自我，成为了一名伟大的老师。他离世时受人爱戴，人生充实，尽管没有早先那样出名，却依旧受人尊敬。

这给你我都上了一课，年过半百的朋友尤其应该注意听讲。要学习巴赫，别学达尔文。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一个可能的答案来自英国心理学家雷蒙德·卡特尔（Raymond Cattell）的研究，他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引入了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的概念。卡特尔将流体智力定义为推理、分析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也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聪明不聪明。创新者通常具有丰富的流体智力。相对而言，这种智力在成年早期最高，并从三四十岁开始衰退。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科技创业者青年有为，为什么老年人更难创新的原因。

相比之下，晶体智力是运用已有知识的能力。拥有这种智力类似于拥有一个巨大的图书馆并知道如何使用。这是智慧的精髓。由于晶体智力依赖于知识的积累，哪怕到了四十多岁它依然会增长，直到很大岁数才会减少。

主要依靠流体智力的事业，从业之人的事业顶峰来临较早，而更多依靠晶体智力的事业，其巅峰的出现则较晚。例如，迪安·西蒙顿发现，诗人，这一需要奔腾流水般创造力的事业，作品有一半都是在四十几岁之前产生的。历史学家则依赖于知识的积累沉淀，到60岁左右才能达到这个里程碑。

这里有个我们可以汲取的实践教训：不管你的领域需要什么样的智力组合，你总是可以减少你事业中创新的权重，而将努力的重点放在那些随着年龄增长保持稳定甚至不断累加的优势上。

比如有哪些优势？巴赫的例子告诉我们，不同于与专业能力整体的发展轨迹，教学能力是一个例外，它在人生中的衰退来的很晚.《高等教育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那些需要大量固定知识的学科，尤其是人文学科当中，最年长的教授往往得到学生最积极的评价。这或许可以解释大学教授的职业寿命往往很长，其中四分之三的教授计划在65岁后退休，一半以上计划在70岁后退休，约15%在80岁后退休。（美国人的平均退休年龄是61岁。）在我刚当上教授那会，有次我问一位快七十的同事他是否考虑过退休。他笑着告诉我，比起竖着离开办公室，他更可能横着离开。

我们的院长可能会对此苦笑——大学管理人员抱怨说，在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十年里，终身教员的研究产出大幅下降。年长的教授占据了有限的预算，而这些预算本来可以用来雇佣年轻学者，做前沿的研究。但也许这其中暗藏机会：如果年长的教师能在将工作重心从研究转移到教学的同时，保全在专业领域的声望，年轻的教师就有更多研究机会。

我领导的智库里有各年龄段的学者，上述新老搭配很符合我目睹的状况。虽然也有不少例外，但最深刻的见解往往来自那些30多岁和40岁出头的人。能够融会贯通并清楚解释复杂思想的优秀老师，则往往年纪六十好几，其中一些都八十多岁了。

因为积累了智慧，年长者胜任良师之职，这似乎是普遍真理。不管从事什么行业，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能把精力花在分享有意义的知识上。

几年前，我看到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男人临终前说：“我本该买更多垃圾的。”许多富人不懈工作以积累财富，坐拥的金钱远远超过他们能够花费，甚至遗产都不知道送给谁，我一直对此大为惊奇。有一天，我问一位富有的朋友为何如此。他解释说，许多已经致富的人只知道用金钱来衡量自我价值，所以他们年复一年地停留在工作的仓鼠轮上。他们相信，在某个时刻，他们最终会赚到足够多的钱来达到真正的成功和快乐，这样他们就准备好去死了。

他们错了，而且错的很离谱。多数东方哲学家警示说，专注于获得物质回报会导致物质依恋和虚荣，使人迷失其本质，从而破坏对幸福的追求。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不应该获得更多，而应该断舍离，以找到真正的自我，从而寻得宁静。

未来某天，再写一本书将不再增加我的生活满意度，而仅仅是为了推迟搁笔之时的到来。说老实话，我生命的画布上只是会再多加一笔，而旁人几乎不会注意到，也不可能是什么点睛之笔。要固执坚持我的其他多数工作，也会是一样的结果。

实际上我该做的是，与其把自己的生活看作一块需要被填充的画布，不如开始把它看作一块大理石，我将削去它的边角，并塑造出某种形状。我需要的是一张让我断舍离的遗愿清单。我余生的所有新年目标都应该是抛开一些事情，卸下一些义务，并精简人际关系，直到我能看清那最好的，也是最纯粹的自我。

那么那个自我是……到底是谁？

去年，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深入到印度南部的乡村，来到一个叫帕拉克卡德的小镇，靠近喀拉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的边界。我在那里见到了古鲁导师（guru）诺奇乌尔·文卡塔拉曼（Sri Nochur Venkataraman），他的弟子们称他为阿查里亚，意为“导师”。阿查里亚为人安静而谦逊，致力于帮助人们获得启蒙；他对于那些热衷寻找新的创业点子的西方技术迷，或是试图逃避自己成长环境中宗教传统的职业倦怠者没有兴趣。他很满意我不是上述两类人，于是同意和我谈谈。

我和他诉说了我的难题：许多功成名就之人随着年龄增长而遭受痛苦，因为多年辛苦获得的能力离他们远去。这种痛苦是否不可避免？是不是人间的所有骄傲都难逃此劫？是否存在某种方法避免痛苦，逃出生天？

阿查里亚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解释了一则古印度教关于生命阶段的教义“住期之法”（ashramas）*。第一个住期是梵行期（Brahmacharya），这是少年与青年人致力于学习的时期。第二个是家居期（Grihastha），一个人建立事业、积累财富和创建家庭之时。在这第二阶段，哲学家们发现了生活中一大常见的陷阱：人们对金钱、权力、性和名望等尘世的报酬产生了依恋，因此试图终其一生留在这一住期。

这些世俗诱惑的解药是林栖期 （Vanaprastha），四个住期中的第三个，它的名字来自梵语词汇，意思是“退休”和“进入森林”。这个阶段通常从50岁左右开始，这时，我们有意减少对职业抱负的关注，转而愈发专注于灵性、奉献与智慧。这并不意味着你得在50岁时停止工作，只是你的人生目标应该做出调整。

在林栖期，我们为之后的遁世期（Sannyasa）进行学习和修炼，遁世期是人生最后一个阶段。这段时期应该一心一意去孕育启蒙果实。过去，一些男性印度教信徒会在晚年离开家庭，以神圣的誓言宣誓在主人的脚下度过余生，投入祈祷与学习。即使75岁独坐于洞穴并不是你的志向，但是有一点事实依旧清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应该抵制俗世成功诱惑，以便把注意力集中在更重要的事情上。

我把飞机上那个人的故事告诉了阿查里亚。他仔细地听着，想了一会儿。“他没能离开家居期，”他告诉我，“他沉迷于世界的回报。”他解释说，这个男人的自我价值可能仍然扎根于他事业成就的陈年记忆中，他的自我认同衍生于失去已久的技能。今天的任何荣耀都只是过去荣耀的影子。与此同时，他完全忽略了林住期的精神发展，于是今天正错过了遁世期的幸福。

这里有一则讯息传达给我们这些逃不了“飞高跌痛定律”的人。假设你是一个强硬的A型性格律师、执行官、企业家，或者（当然啦，假设）一个智囊团的主席。从成年早期到中年，在事业上，你狠踩油门。依靠机灵劲，也就是流体智力，你寻求、获得并深深依恋成功带来的物质回报。但是印度哲学的智慧——实际上也是许多哲学传统的智慧——建议你应该早早割舍这些物质奖赏，在你以为自己准备好之前。即使你正处于你的事业顶峰，你可能也需要缩减你的职业抱负，以便提升你的精神境界。

当《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谈到“简历美德”（résumé virtues）和“悼词美德”（eulogy virtues）之间的区别时，他实际上是把这些住期放到了实用的语境中。简历中的美德是职业导向的，通向世俗成功。这种美德需要与他人比较。悼词美德则有关道德和精神，不需要比较。你的悼词美德正是你希望人们在你的葬礼上谈论的。你希望人们说你善良而深刻，而非此人青年有为成功当上了高级副总裁，拥有各大航司铂金会员。

你没机会耳闻这些悼词，但布鲁克斯想传达的意思是，为了让生活尽可能充实，得去追求对我们最有意义的那些美德，尤其是当我们步入中年之后。

我怀疑我自己对事业下坡路的恐惧源于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虽然并非是潜意识里的，却促使我否认在任何“简历美德”方面的退步，仿佛死亡永远不会降临到我身上。这种否认是有危害的，因为它使我忽视悼词美德，那给我带来最大快乐的美德。

我怎样才能克服这种倾向呢？在所有方法中佛陀最推荐尸体冥想（corpse meditation）：泰国和斯里兰卡的许多小乘佛教寺院展示了尸体腐烂各个阶段的照片，供僧侣们沉思。“我们的身体也将如此，”学生们被教导要谈论自己的身体，“这就是它的本质，这就是它的未来，这就是它不可避免的命运。”乍一看，这似乎有些病态。但这种逻辑建立在心理学原理的基础上，且并非是东方思想独有的。蒙田在16世纪写道，“想要剥夺死亡这个对手的一大优势，就要剥夺死亡的陌生感，就要让我们常谈死亡，常念死亡；请死亡做我们脑海中的常客。”

心理学家称这种现象为脱敏（desensitization），即反复接触某种令人排斥或可怕的东西，使其看起来普通、平淡而不可怕。对于死亡来说，这是有效的。2017年，美国几所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招募了一些志愿者，让他们想象自己身患绝症或等待执行死刑的情景，然后将他们想象中的感受或者即将“临终”的话语写在博客上。之后，研究人员将志愿者的感受与那些真正临终或面临死刑的人的绝笔和遗言进行比较。《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期刊上发表了该研究，结果令人震惊：那些仅仅想象了自己即将死亡的人，其言语的负面程度是那些真正临死者的三倍，这与直觉不符。当死亡仅存在于理论可能，距离尚且遥远之时，比当它真实具体地逼近时来得更可怕。

不应该盲目追求世俗的成功来避免对死亡的思考，要去主动沉思我们的死亡，这样死亡才真实存在，这样一来，大多数人会发现死亡也没有那么可怕。拥抱死亡让我们意识到万物只有一瞬，督促我们将生命的每一天都过得更有意义。“死亡能摧毁一个人，”E·M·福斯特写道，但“人终有一死这一观念拯救了他。”

下坡路不可避免，并且往往来得早于我们大多数人的预期。但是痛苦并非不可避免。我们的能力将自然地衰弱，接受这一点为人的精神超越（transcendence）提供了可能，因为这使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更高的精神和生活更高的方面。

但这种转变需要的不仅仅是陈词滥调。为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路线图，以在我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指导我，我开始了我的研究。最终得到的是四个具体的人生信条。

职业成功人士最大的错误就是试图无限期地保持巅峰成就，试图依赖于那种在生命早期就开始衰退的流体智力。这是不可能的。关键是享受当下取得的成就，并且敢于告别这些成就，虽然你未必能完全准备好，但这样你的告别方式就能反映自身自愿，而不是被迫为之。

所以，我已经辞去了美国企业研究所所长的职务，正好在这篇文章发表之日前后生效。虽然我没有发现我的工作表现出现瑕疵，但这只是时间问题。同许多高管职位一样，这项工作严重依赖于流体智力。同时，我也想从耗神的工作责任中解脱出来，从而有更多时间用于精神追求。这么做其实也不完全为了我自己。我见过许多机构因领导贪恋位置而境况不佳，我不希望我热爱的智库也落此下场。

离开你所爱的东西会让你感觉像是你的一部分正在死去。藏传佛教中有一个概念叫做中阴身（bardo），一种介于死亡和重生之间的存在状态——正如一位著名的佛教老师所说，“这种状态就如你正走向悬崖边缘"。这份事业曾定义了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而如今我要放开它。

我非常幸运，能有选择和出路去结束一份工作。许多人承担不起这样做的代价。但其实你并不一定要辞职；重要的是，即使你继续工作并拓展事业，也要努力逐步脱离最明显的世俗报酬——权力、名誉、地位与金钱。真正的诀窍是步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林栖期，以进行学习和训练，为人生最后阶段的圆满做好准备。

时间是有限的，职业抱负会挤走最终更重要的东西。从简历美德到悼词美德，就是从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事转向以他人为中心的活动。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天生任性。但我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迎合自私的代价极高——而现在我每天都在努力与这种倾向作斗争。

幸运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为他人服务可以更好地发挥我们的优势。记住，如果你在事业上扮演老师角色，致力培养晚辈，那么你的事业下坡会来得更晚。受此启发，我正在步入职业生涯下一个阶段，此时我可以全身心地致力于分享想法，提携后辈，主要通过在大学教书来达成。我希望前路仍将硕果累累。

对宗教和精神传统我已谈了很多，我也强调了过度寄托于事业成功可能是一个陷阱，读者可能会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认为我是在把信仰和工作的世界分开，并建议把重点放在信仰上。这不是我的本意。我的确强烈建议每个人对精神自我进行探索——我自己计划把余生的大部分奉献给我自己的信仰，罗马天主教。但这并非与工作不相容；相反，如果我们能够将自己从世俗牵绊中分离，将我们的努力转向对他人的教导和滋养，工作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种超验的追求。

“所有音乐的目的和最终目的不为什么，”巴赫曾经说过，“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和灵魂的新生。”无论你的形而上学信念是什么，洗涤灵魂可以成为你工作的目标，就像巴赫的作品一样。

巴赫在每部手稿的结尾都写下了Soli Deo gloria——“光荣属于上帝。”然而，他没能在他最后一部手稿《赋格的艺术 14》上写下这些话，这部手稿中途戛然而止。他的儿子C.P.E在乐谱上加了这样一句话：“ber dieser Fuge... ist der Verfasser gestorben.”（“赋格行进至此……作曲家死了。”）直至巴赫咽下最后一口气，他的祈祷一直融入在他的生活和工作之中。巴赫此种状态是我的志向。

我已经花了好些笔墨谈论了工作能力衰落如何影响了我自身的幸福感。但大量研究指出，不单单在晚年，而在一生中各个阶段，幸福都与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与交友广泛直接相关。降低工作的优先级越早越好，这样才能为更深层次的人际关系腾出空间，还可以为职业衰退带来的焦虑提供防御。

把时间更多留给亲友而非工作，并不妨碍你永攀新高。《诗篇》谈到了何为正直者，“他若溪边树，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乾，凡事都兴旺。" 想象一棵杨树，在生活中追求非凡成就大概像它一样，独自成长，独自探向更高处，独自死去。对吧？

错了。杨树是成功人士的绝佳隐喻ーー但事实上并非由于它的独孤的伟大。在地面上，它看起来是孤独的。然而，每棵树都是一个巨大根系的一部分，整个根系是同一棵植物。事实上，杨树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体之一；在犹他州有一片名为“潘多”的小树林，占地四十三公顷，重约五千八百吨。

对连接自我和他人的根，我们得更加留心。这便是接受下坡路，甚至享受它的秘诀。如果我已经同家人和朋友建立了爱的纽带，我自己的枯萎便被别人的勃勃生机所拯救。

每当我谈到这个出于私心的研究项目，人们通常会好奇：飞机上那个受人崇拜的老头，后来怎么样了？

我老是想起他。他仍然很有名，不时出现在新闻里。早些时候，当我看到和他有关的事，我会感到一丝怜悯——我现在意识到，这实际上只是一种折射出来的对自身未来的恐惧感。我心里默念“这家伙真可怜”，实际上意思是“我自己要完蛋”。

不过，随着我愈发理解此文中阐述的原则，我的恐惧也相应地淡了。现在，我对飞机上那个老头心怀感激，他教会我许多东西。他无意中帮助我获得了宁静和快乐，我希望他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