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王元光 ‖ 我和姥爷——纪念我最爱的姥爷杨宏一去世三十周年

许久以前，我就想写一些文字来纪念我逝去多年的姥爷，只是那时我还没有养成经常写作的习惯，所以这件事就一直耽搁下来了。直到最近两年，由于工作上的缘故，我需要把研究成果不断地写成可以发表的英文文章，我也顺便养成了撰写散文的习惯。这期间，我撰写了纪念首次将芝加哥学派通过微分几何的思路来研究广义相对论的方法引入到中国的著名学者梁灿彬老师去世的文章《永远的高峰——追忆梁灿彬老师》，纪念数学家陈省身逝世二十周年的文章《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纪念陈省身先生逝世二十周年》。而每每这些文学类文章被杂志社录用之际，我惊喜地发现自己的文笔已经承载与表达出我的情感了。于是我终于决定开始撰写对姥爷回忆的文章，那将是对姥爷最深情的告白与致敬。在撰写文章的过程中，我拾起了自己心底里对于姥爷的深沉的爱，那是发自内心的，那是深入骨髓的。

在1996年考大学之前，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通辽这座普通的北方小城度过的，我的成长历程也是和通辽市这座东北的小城紧紧相连的。在1981年，当我只有两岁的时候，就从内蒙古自治区科右中旗来到了通辽市。彼时，我妹妹刚刚出生，父母没有太多时间照顾两个孩子，于是我被送到通辽的姥家。因此，我第一次见到了姥爷，于是我和姥爷之间的故事就这样展开了。

姥爷叫杨宏一，个头中等，戴着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天气凉的时候，姥爷总喜欢穿中山装，戴着有沿儿的帽子。姥爷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带着微笑。 

姥爷在通辽市分的房子最早位于通辽市明仁小学的西院。这可是一个非常大的院子，生活着几十户人家。院子只有向南的一个入口，开在了向阳大街上。顺着院子的柏油马路向北走，左右两侧各有五六排房子。八十年代的中国处处都显示出朝气蓬勃的气息，每当我放学回家走到这个大院儿，院子里都是非常热闹的，有人在打羽毛球，有人在踢毽子，还有人在捉迷藏。

姥家在最北面的一排房子。这排房子共有4户人家，我们是在由西向东的第二户。姥家的房子是平房，但是有一个精致的小院儿。小院儿的大门上包裹着一层灰色的铁皮，推开铁皮大门，进院之后，可以看到入口处的左侧从地上整整齐齐地堆放着一人多高的木头。这些木头从哪里来，我不得而知，只是印象中姥爷比较擅长木工活，我小时候经常看见他用长长的专业的木工锯来锯木头。在院门口处沿着南北的方向有一个浅浅的排水沟。小院右侧是一个仓房，那个仓房是姥爷盖起来的。走进仓房，就可以马上闻到一种特殊的气味。当我走进这个仓房里，因为我可以在里面堆放的箱子里寻找自己想看的小人书与想玩的玩具。多年以后，我在北京偶然也闻到了从前仓房里那种特殊的气味，让我的心绪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小院儿的西侧靠近平房的地方被开辟出来可以种菜，虽然面积不大，长不过三米，宽不过一米多，但是在这里每天收获的丝瓜却不少。秋天的时候，我吃着姥家种的丝瓜炒的鸡蛋，感觉非常幸福。小院东侧靠近隔壁家的位置，在88年左右的时候还搭了一个棚子，养过一段时间小鸡。走过小院儿，就来到了平房。姥家平房入户门的一个特点是门槛特别高，大约有20厘米，因此，来家里串门的客人稍不注意，就会被门槛绊到。

八十年代早期的中国，大部分人住的房子面积并不大。姥家平房虽然也只有大屋和小屋两个房间以及入门处的走廊，大约四十多平米，但在当时看来，已经算面积不小了。现代中国人的居室往往用几室几厅来描述，但是八十年代的平房总是因陋就简，户型结构并不太容易被这种模式来概括。如果硬要套用现在的户型名称，那么连着平房入户门的走廊就应当被称为“门厅”吧。就在这个门厅里挨着大屋的一侧有一个炉子。每天，姥爷会引炉子，之后再准备用炉子做饭。冬天的屋里，取暖完全靠炉子。炉子有很多用处，不过对孩子们来说，最开心的莫过于在炉子上烤地瓜了。那烤好的地瓜散发着香味，让人很难拒绝。我偶尔也坐在炉子旁边看书，等到疲倦的时候，就怔怔地看着那发红的炉壁。在走廊里有一个大水缸，那是80年代每个东北家庭的必备。水缸有1米多高，里面放一个水瓢。水缸的盖是木质的，上面还可以放米或者面。姥家当时虽然已经有自来水了，但这个水缸仍然保留了很长时间。在87年左右的时候，麦饭石风靡了整个通辽市，大家都说把这个石头放到水缸里面，喝完水能让人变得更聪明。我当然也不会错过，但是喝完麦饭石的水，我好像也没有变得更聪明……

正对着走廊是小屋。小屋不大，在朝北的地方有一铺炕。在小屋的北窗台上，供奉着一个佛像，大约是四五厘米高，两三厘米宽，通体呈铜黄色。我上小学的时候，经常会去小屋虔诚地看看这个佛像。大屋在小屋的东侧，在大屋的东墙上挂着姥爷和姥姥的订婚照，上面写着1955年3月21日。在大屋也有一铺炕，只是在1987年的时候，大屋重新装修时，将炕给扒掉了，在大屋的靠南边位置新垒起了一面火墙，因此，就把炕换成了一张床。在大屋靠西墙的位置有一张较高的木质长方形桌子，呈紫色，那是我写作业的位置。这张桌子见证了我的成长，从小学到初中。

在那个离互联网和手机还很遥远的时代，电视自然是千家万户的娱乐中心，那是每个家庭绝对的爱的焦点。在上小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米老鼠与唐老鸭动画片，在正片播放之前的片头部分，米老鼠会通过魔术变出唐老鸭来，而后，这只可怜的唐老鸭总是被米老鼠所捉弄。动画片大约二十分钟。姥爷不常看电视，一方面是由于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一般只有晚上才有电视节目，因此，一天当中能看电视的总时长比较短；另一方面，他喜欢的电视类型比较少；此外，姥爷的视力不太好，看电视时都是模模糊糊，因此他对电视的兴趣并不大。也正是因为视力不好的缘故，姥爷看电视时总会搬一个板凳坐在电视的左侧，把脸贴到电视上。他的脸往往能盖住电视的一小半，如果别人也想看电视，再让他把脸挪开……印象当中，姥爷每天的《新闻联播》是必须看的。而历史类的节目，例如陈道明主演的《末代皇帝》电视剧，记录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纪录片也是姥爷的最爱。而我，此刻也必定会搬一个小板凳，坐着看新闻与历史剧。现在的我对于历史和政治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或许也和小时候受到姥爷的影响有关系。

小学时我也会每天收看《新闻联播》，之后，如果有好的连续剧，也会看上一会儿。印象比较深的是看过《射雕英雄传》，我对于里面的梅超风印象深刻，我在上小学的时候，也常和同学讲我有“九阴白骨爪”的本领。而郭靖在开始的几集里经常是被欺负的状态，让我对这部连续剧很有意见。1988年电视台播放日本连续剧《空中小姐》的时候，我对于主人公的太太露出戴有白色手套的手，就吓得不浅，因为那是一双假手。而那些可爱的空中小姐们在训练和飞行时总是手忙脚乱，要么错误地放出充气滑梯，要么对于卖免税品时丢三落四。一般来说，我每天晚上八点左右就要休息了，但是有几次我一直看电视看到了九点，一次是看电影《八仙过海》，另一次则是看《地球停止转动的一天》。上初中之后，我和一个同学还交流过《地球停止转动的一天》这部电影，他当时把上下两部分也都看完了。

家里的这台电视机最初是在小屋里摆放，因为85年以前，电视台没有多少节目，大家对电视也并不是太重视。后来因为电视能播放的节目越来越多，家里人到了晚上都想看电视，在小屋就坐不开了，于是电视就被挪到了大屋。

关于我上小学这件事还闹出过一个小插曲，我住在姥家，距离明仁小学仅有咫尺之遥，自然应当在明仁上小学。本来我的育红班阶段就是在明仁小学上的。结果在临近上小学时，因为课堂纪律有点差，老师就统计一下有谁不愿意在明仁小学上学，这本来是一个伪命题。明仁小学教学质量在通辽市名列前茅，是很多孩子梦寐以求的学校。但是偏偏我非常调皮地悄悄地举起手来，我当时只是想开个玩笑，结果老师就认为我不想在这里念书了，于是我后来就只能去和平小学了。

和平小学位于通辽市火车站西北方向，在新建大街上的啤酒厂的东院。学校大门向北开，在学校大门向南望去，学校只有两排平房，其中有一排房子依次分列在大门的左右两侧。而第二排平房则是在学校的最南侧，那也是老师办公室所在的地方。我们在和平小学的时候，一共是五个年级，每个年级最多只有两个班，每个班大约只有二十多人，全校一共才二百多人。我是在85级二班。我所在的教室是在学校大门东侧平房从东向西的第二间平房。据二姨回忆，我们二班门前有一棵小树，我在下课的时候，总是喜欢围着那棵小树玩。

或许是姥爷有点遗憾自己的子女中没有人能够考上大学，因此，他希望孙辈能够改变这一点，于是姥爷对我的学习非常上心，姥爷和我在一起的生活的主旋律自然就是督促我努力学习。在上小学之前，我在姥爷的指导下就已经认识了很多汉字，而且开始背诵《百家姓》了。我上小学的1985年，因为那时姥爷已经离休了，有更多的时间来陪我，因此他对我的学习管理得更严了。每到小学的新学期开学之前，姥爷总是让我把新学期即将学到的语文字词都预习完成乃至背熟。姥爷对小时候的我写字的工整程度要求也是很高的，如果写字不认真，姥爷直接就会撕掉。姥爷偶尔也会动手打我，这时，我会说“打人犯法”。有的时候，我气得都哭了，但是更多的，还是按照姥爷的要求把字写好。在这样一种严格的要求下，我小时候写的字还是比较工整而认真的。就在几个星期之前，二姨在家里偶然间找到了一封我在1987年给父母写的信，看到我当年的十分稚嫩却工整的笔体，我可以感受到当时的认真的劲头。后来，随着年纪的增长，上初中时为了更快地记录课堂上的笔记，有的时候因此我的字写得也有一点草了；另外，我在高中时，近视也有一点加重了，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写每个字都使劲地盯着，写的字也就更差了；再后来，我的主要工作都是在电脑上开展了，更多的是盲打，写字的机会变少了。无论如何，我还是非常怀念从前在姥爷身旁练字的日子。

姥爷还有一本早期的厚厚的红皮字典，既不是部首查字法也不是拼音查字法，而是四角号码查字法。虽然这种查字方法基本上已经被淘汰了，但是记录下来了姥爷从前学习的那段历史。姥爷的拼音不太好，他就重点锻炼我的部首查字法，在家里他会经常和我一起复习常用的部首。

除了督促我学习，姥爷每天都是围着我转，每天都在陪着我，总是事无巨细地尽力帮助我做一些事情，这一点让我至今都非常感动。包书皮，削铅笔就是典型的例子。从上小学开始，每次发新书，姥爷都会亲力亲为给我包书皮。八十年代的时候市面上还没有预制的塑料书皮，只能够用纸来包书皮。姥爷一般会选择牛皮纸，因为这种纸的强度比较高，包出来的书皮不容易破，可以更好地保护书籍。姥爷先根据书的大小和厚薄来裁剪幅面合适的牛皮纸，在预留出大约两至三厘米的宽度之后，将牛皮纸的一边平行地插入到书的前两页的间隙里，之后，将牛皮纸用力向书脊的方向伸展，并且将牛皮纸也留出几厘米插入到书的后两页的间隙里。之后，再用剪刀把书上下两侧的书皮剪开，将书皮塞入到书的上下两侧间隙里，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姥爷的另外一项绝活是用绳子快速而灵活地把箱子或者背包捆紧，这应该也是在部队学到的技术。他曾十分认真地给我示范过，可惜我并没有学会。

刚上小学的时候，自动铅笔还没有被发明(自动铅笔大约在1988年左右才慢慢普及)，甚至于卷笔刀都比较少，写字用的铅笔基本上需要手工用削笔刀来削。削铅笔也是每天需要完成的任务。姥爷用一种很结实的钢制的刻刀来给我削铅笔。那种刻刀在八十年代很常见，小刻刀长约10厘米，刃部宽约2厘米，厚约3~4毫米，刀刃处非常锋利。用这种刻刀，铅笔很快就削好了。每天都是如此。

姥爷特别喜欢在白纸上给我画一些简易的地图，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各个城市之间的位置关系图，具体来说就是以某个城市为中心，给出其到周边城市的距离。或许姑且可以将其称为简化版的地图，直到一个月以前，我带儿子去位于北京前门附近的中国铁路博物馆的时候，才发现解放前的简化版的地图大致就是姥爷这种风格。姥爷绘制的地图上的城市大多数是他曾经去过的城市，这也是由于他长时间担任通辽市畜产公司领导经常出差的地方。姥爷说他没有去过上海，但是除此之外，长江以北的城市很多都去过。姥爷专门提到他去郑州的时候参观过二七纪念塔。由于姥爷的缘故，我对郑州就怀有一种特殊的好感，2022年我去郑州出差的时候，还特意到访了一次二七纪念塔，只是由于纪念塔正在维修，不对外开放，因此，我的参观梦想很遗憾没有能够实现。

因为和平小学的教室都是平房，教室里没有暖气。冬天教室取暖只能靠生炉子，正常来说这项工作应当是班主任老师来承担的。但是姥爷总有一副热心肠，也想多为外孙子做些事情，于是就把这项任务给承担下来了。从1986年或87年开始，一直到1988年底，姥爷每天都会和我一起起早带着钥匙去给班级开门，然后给班级生炉子。冬天的早上，我们不到6点半就出门儿了，天边还没有一点光亮，我们就顶着星星赶路。路上的路灯还在亮着，于是在不同的路灯照耀下，我发现自己的影子在慢慢变长，又逐渐变淡，直到又突然跳出一个清晰的影子，就这样如此反复着，我们就到了和平小学。进入教室之后，姥爷会用斧子砍些劈柴，将劈柴放在炉子的底部，在上面放上油毡纸。姥爷会先点燃报纸，再用报纸去点燃油毡纸，之后用油毡纸点劈柴，当火烧旺的时候，才能够在上面放上煤块。当炉子冒出火苗的时候，姥爷也该回家了。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学生来说，已经很难想象我们当年上学时生炉子的情景了。对于和平小学的班级来说，由于每个班的孩子不太多，因此炉子在教室内的布置并不困难。冬天的时候，我们教室的炉子会摆放在教室的中央，炉子的前方没有布置学生的座位，在炉子的两侧斜后方则各有4个孩子。而在远离炉子的教室最南侧和最北侧，则各有4排座位，每排有两个孩子。等到春天来临的时候，炉子将被挪走，因此教室座位的布局会更加宽松一些。在炉子上会依次连接有垂直和水平放置的炉筒子，一直连到烟囱。那个时代虽然有些艰苦，但是我们从不缺乏快乐的源泉，炉子就是一个很好的玩伴。炉子对于孩子们来说总是很新奇的，孩子们也愿意围着炉子做游戏。记得临时住在和平小学西边平房的同学姜丽，她带着一副中间连着带子的毛线织的手套，用手套摸了一下炉筒子，结果手套立刻有一些被粘在了炉筒子上，把大家都吓坏了。不过幸亏她的小手还没有事。

冬天的时候，姥爷给我们班干的另外一个大活儿是给教室糊窗户缝。姥爷会在家里事先用面来做好浆糊，再提着装满浆糊的桶来到学校。我从教室里搬来板凳，姥爷站在板凳上，将教室窗户外面起到防护作用的木质护板拉开，露出窗户来。他用刷子把浆糊抹在纸上，再把纸糊在窗户缝上。我则是站在旁边给姥爷打下手，要么搬板凳，要么递一下工具。

据班主任马桂芝老师后来回忆，当时其他班的老师都羡慕我们班能有专人给生炉子。因为姥爷对我小学的班级做了这么多的贡献。马老师有一次还专门给姥爷发了一张奖状以及一个奖品——一个口小而底儿大用来晾水的玻璃容器。这个纪念品长时间被姥家保留着，每每看到它就想起姥爷给和平小学做的贡献。

姥爷除了为了我做这么多的事情，他还倾囊向我传授他的兴趣与爱好，人生经验与阅历：看到向阳大街上的店面门口打着红幌和蓝幌，姥爷就会告诉我这分别代表汉族和回族的商店；看到我在别人面前比较拘束时，姥爷经常嘱咐说我不要“门后耍大刀”，意思是让我勇敢地当着别人的面来展示自己的风采。姥爷会偶尔给我叠一下只有机翼而没有尾翼的纸飞机。因为纸飞机相对简陋，我那时也没想学会它的做法，因此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遗憾。

因为姥爷视力不好，稍微远一点的东西就看不太清楚，所以他比较依赖于自己的触觉。这或许和他从前当过兵也有一定关系，因为他当兵的时候，部队行动很多都是在夜间，而且要求动作迅速而准确无误。虽然姥爷视力不太好，但是他做木工活与做饭都不受此影响，这与他早年时期在部队的锻炼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也教过我很多仅凭触觉就可以完成的操作技巧。我现在视力也不太好，很多从他那里学到的技巧现在也都用上了。

姥爷喝粥特别快，我现在还能够回忆起他喝粥的时候，先用筷子沿着碗的外沿，把表面的粥快速扒拉到嘴里的样子。姥爷还告诉我他在部队时学到的一个小窍门，那就是先盛半碗热粥，这样就凉得快一些，吃完粥之后，再去盛一碗粥。另外，在部队需要准备随时去打仗，也就养成了吃饭快的习惯。所以，在得到了姥爷的真传之后，我喝起粥来，速度也很快。

如果说上面这些都属于“言传”的范畴，那么下象棋，练书法，骑自行车以及养成管理好自己的物品的习惯就属于“身教”了，这些对我意义就更大了。

我会下中国象棋完全是姥爷教的，那时的我也不过是七八岁。我虽然学棋时间不晚，但是因为没有系统学过棋谱，因此也谈不上高手。前几年还想踏踏实实把象棋再好好练习一下，但是自从看到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 发展得如火如荼，连很多专业棋手也打不过电脑，只能甘拜下风，我想练棋的想法也就作罢了。作为对姥爷精神的传承，我在儿子上小学之前也教会了他下棋。闲暇之余，我们也会对弈一番。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姥爷就开始让我练毛笔字了。我的字虽然谈不上好，但还比较爱写。上十一中之后的第一个学期里，学校还开设了毛笔课。我也确实想下功夫练好书法，但是后来学习一忙，这个想法也就放下了。

姥爷让我学会了自行车，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上小学以前，我在大院儿里总是骑一个小小的三轮车，车身不大，通体呈青色，脚蹬子在前轮上，那时我儿时的交通工具。三轮车虽然不存在平衡的问题，但是它显然骑行速度偏慢。1987年，老姨在附近的通辽市百货一商店给我买了一辆带辅助轮的20的红色自行车(车轮直径为20英寸)。虽然在辅助轮的帮助下，我骑这辆车不存在摔倒的问题，但这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行车。在姥爷的要求下，我要学一下不带辅助轮的自行车了。姥爷带着我来到人民公园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广场上，这里宁静而雅致，广场宽敞，非常适合于练习骑自行车。我对位于人民公园的庄严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非常熟悉，因为每年我们和平小学都会组织同学来这里凭吊为解放通辽而献出生命的烈士们。当我在广场上蹬车的时候，姥爷就在后面跑，一只手抓着自行车的后支架(衣服架)。慢慢地，我就在这里学会了骑自行车。当我掌握好骑车的平衡，可以独自骑行的时候，我有一种自由飞翔的感觉，这抑或是打开了我生命中的一扇窗户。上初中后，我就开始骑二姨的凤凰牌自行车去上学了。自那时起，自行车就一直是我代步的工具。直到现在，由于视力的缘故，我到现在也没有学开汽车，自行车是陪伴我将近四十年的好伙伴。

有一段时间，每天姥爷都要教我打算盘。伴随姥爷许多年的那个算盘简直是个艺术品，通体呈紫色，每个算珠大约有五角钱硬币那般大小，又大又圆。算盘分为上下两栏，上边有两个算珠，下边有五个。算盘是姥爷心爱的宝贝，计算什么都要用算盘，我看到姥爷噼里啪啦打算盘的样子，看得我眼花缭乱。但是我对这个算盘实在提不起兴趣，尤其等以后我有了计算器，就更不会使用算盘了。

虽然我在姥家的主色调是学习，但我的课余生活也是五颜六色的。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听广播也是千家万户娱乐的重要方式。上小学的时候，每天中午十二点左右，我和姥爷都要听评书，雷打不动，我现在对《皖南事变》《三国演义》印象还比较深。在那个互联网还没有普及华夏大地的年代，姥爷也经常用磁带记录下那些带给美好瞬间的广播的曲艺节目，记得有一次听姥爷播放他之前录制的由马季和赵炎合说的相声《巧联地名》，相声的包袱把我逗得哈哈大笑。姥爷还喜欢听京剧，他好喜欢唱大戏。他会和我讲，穆桂英，赵云等领兵打仗的人，身后背的四面旗子代表自己带的军队，手里拿的鞭子，代表自己骑的马。那时的我，受姥爷耳濡目染，我也会唱上几句，尤其是对于《苏三起解》《四郎探母》《三娘教子》较为熟悉。我对于苏三和杨四郎的悲惨命运都深感同情。而姥爷用磁带录下来关于寇准的单口相声，则让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对北宋的历史深感兴趣。 

姥爷很拿手做荞面的"猫耳朵"汤，是因为形状而得名。这个做面食的本领应该是从河北丰宁老家学来的技术，用大拇指和食指这么一搓，就做成了一个"猫耳朵"。吃荞面对心情要求很高，生气的时候吃荞面，容易生病。或许姥爷也想让我学一下他的这门手艺，只是我没有开口，因为我不愿意做动手的工作。

姥爷经常和我说的一句话是"把东西经管好"，也就是说所有东西都要分门别类放到它应该待的地方。下次找的时候也不费劲。我一直遵循着姥爷的教导，而且我还把这个习惯拓展到了计算机方面：从2004年之后，我就学会了Biblioscape软件，并且一直用该软件来管理我的电脑。因为该软件有SQL server多关键词联合检索的功能，极大地方便了我对于科研资料的管理，在这个软件的帮助下，我可以比较轻松地找到各种资料，哪怕已经有多年未曾接触。

有一句老话叫“老儿子大孙子，老人家的命根子”，意思是长辈比较喜欢最大的孙子，这在姥爷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姥爷特别喜欢和我一起做事。姥爷喜欢给远在外地的亲戚写信，姥爷总是希望让我执笔，信的内容则是由他口述。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我现在想部分原因可能是他视力不太好，我可以充当他的眼睛。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在情感上，他愿意和我在一起。只是那时的我年龄太小，没能感觉到姥爷的深意，很多时候更多地认为这是一种负担。姥爷让我给家里人写信的时候，如果因为我的理解能力跟不上姥爷的思路，偶尔被姥爷批评一下之后。那时的我就会气得而马上撂挑子。害得近视程度很深的姥爷只能自己写信，我看到他写字时把鼻子都要贴在纸上的窘态，总觉得这样很出气。现在的我当然知道那时的自己是多么的无知和不懂事。

在我小的时候，姥爷总喜欢把我叫上一起去买粮。当时中国还在实行粮票制度，我和姥爷一起去向阳粮店买粮时还需要粮票或者油票。我看姥爷会把油票再交给售货员。向阳粮店就在向阳大街上，离和平路上的老邮局很近。买完粮，我会把面袋放在自行车衣服架上，推着车我们就有说有笑地回家了。

姥爷平房有一个邻居家生活比较富裕，80年代的时候就经常要到外地旅游，这时他们一般会委托姥爷去给他们看家，而姥爷总是把我也叫上。那应该是1986或87年，我看到他们家已经买了遥控彩色电视机，家里的先进程度远超出我的想象。而他家还有好多用过的胶卷壳，那就算是他的一种玩具了，我当时玩得也很开心。

姥爷不抽烟，偶尔喝一点白酒，但也只是小酌而已。高兴的时候，他会用筷子头蘸一下白酒，再放到我嘴里，喜欢看到我被辣着的样子。他还喜欢用刚长出来的胡子茬来扎我。

姥爷特别喜欢和我一起去火车站接家里面的亲戚。那时的火车站不像现在这样先进而复杂，都是自动扶梯上楼候车。当时的通辽火车站只有浅浅的地下通道，火车站风格也很朴素。让我十分怀念的是，当时在通辽站的火车还是蒸汽机车。车头发动的时候，蒸汽升腾而起，十分壮观。我特喜欢看火车车轮连杆机构在运动的样子。那时火车常常停在一号站台，乘客顺着月台走过二十几米的距离就可以出来了。我们接站时隔着栏杆，很远就可以看到家里人了。但是有一次我和姥爷一起去火车站接母亲时，却没有接到人。因为当时也没有手机，也没法联系上。第二天的时候，才接到母亲。结果这件事，姥爷不仅没有失望，反而把我还表扬了一番，姥爷夸我说话很准。原因是第一天我就说妈妈来不了通辽了。碰巧母亲临时有事耽搁，也的确没有来通辽。现在的我早已忘记自己当时怎么说话会这么准。

1988年舅姥爷他们家外出，让我们去照看一下家，姥爷和我暂时住在他们家一周。他家就在建国路靠近火车站的外贸盖的家属楼里。我在他们家住，去和平小学上学很方便。每天，姥爷会给我准备三餐，我哼着《一剪梅》的歌，溜溜达达就到学校了。

坦率地说，姥家在80年代的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我可以每天都吃蛋糕，以至于后来吃蛋糕都吃腻了，生气地说“打蛋糕”。这在一般家庭来说是很难想象的，但客观上讲，姥家把最好吃的东西都留给了我。

姥爷喜欢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和同事们，因为在他心中，我就是他的骄傲。很多时候，在平房的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他都会让我过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再用筷子给夹我几口凉菜，才放我走。

姥爷喜欢带我从家里一直走到他从前的工作地方，也就是通辽市原来的西仓库，见到了他年轻的同事，姥爷还会给他们介绍一下我。现在汽车已经普及的时候，从向阳大街的老房子那里到通辽机场附近的外贸西仓库这点距离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是在将近四十年前的通辽，那就对于一般人来说，步行这么远的距离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而我们两个人边走边聊，有说有笑，也没有觉得时间有多么长。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回通辽经常坐飞机，在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我总是会深情地望向当年西仓库所在地方，似乎想和姥爷再做一次心灵上的对话。还有一次，姥爷和我一起去他战友董姥爷家串门，董姥爷家在霍林河大街东段“零公里”附近，离通辽市第二毛纺织厂也不远。我们从建国路走到西南到东北走向的永清大街，再走到董姥爷家，大约需要走上四五十分钟。我发现董姥爷家是上下两层楼的复式，在家里靠近北墙的位置有一个室内楼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通辽，这种复式的房子是很少见的。董姥爷也有一个孙子，比我稍小一些，我在这里玩得很开心。

我在通辽市上小学，寒暑假偶尔还会坐火车返回父母家所在地科右中旗，姥爷会经常陪我度过这段旅途。八十年代的中国，火车速度普遍很慢。当时从通辽到北京西直门这800多公里的路途，258次列车会需要17个小时。从通辽到白音胡硕这段180公里的路途也需要超过4个小时。在火车上，每隔十几分钟，就会在一个小站停下。从通辽到白音胡硕的铁路上有20个站，我那时可以把所有的站点按照顺序准确地背出来。我和姥爷在一起，就不觉得时间过得慢了。我们就在这列车上听着车轮在铁轨上发出的“咣当咣当”的声音，望着窗外的那一抹暮色，时间就这样慢慢流淌着。

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姥家的书并不是很多。固然也是由于买书的费用不菲，家里的面积并不大，无法摆得下太多的书籍，另外一方面也源于姥爷所固有的理念，那就是应当首先立足于读完现有的书，而不需要买太多的书而贪多嚼不烂，不要犯袁枚所说的“书非借不能读”的错误。

我对自己的评价是学习比较主动，但动手能力较差，这或许与小时候很多事情都是由姥爷代劳有关系。姥爷的超级能干在无形之中让我失去了很多锻炼的机会，但是我并不会埋怨姥爷，因为我能感受到姥爷对我的满满的爱。于是，我就在这么一个爱的环境下慢慢长大了。

新开胡同离姥家平房所在的大院子是平行的，距离不到五十米，因为很近，自然少不了我的光顾。

新开胡同南北不过两百米长，连接着向阳大街和明仁大街。胡同中段东侧有一家裁缝店，那是同学贾丹姥爷家，我去过一次，对家里养的猫印象深刻。胡同中段西侧有早餐店。早餐店的炸糕和豆腐脑儿实在太好吃，让我魂牵梦绕，我也经常在那儿吃早饭。印象比较深的是1986年在胡同西侧开了一家“啄木鸟书店”。老姨在啄木鸟书店给我买过一本16开大小的新编汉语词典，这本词典配有彩图的词典，图文并茂，拿在手里让我爱不释手。那本词典给我打开了一个世界，每次有不明白的词，我都要请教这本词典，因此，我也就慢慢养成了爱查字典的习惯。在那个啄木鸟书店里，老姨还给我买过一个电动火车玩具。分为一节车头，三节车厢和若干铁轨。当我把玩具组装好，火车头拖着车厢在铁轨上跑的时候，非常地拉风，邻居家孩子对我都是羡慕嫉妒恨。

新开胡同南入口朝西第一家是打开水的。南口朝东的那家则是一个卖玩具的店。我小时候的动物卡都是在那儿买的。还有5分钱买的一根儿长长的金黄色的爆米花棒，那自然就是我的“金咕噜棒”了。

新开胡同的理发店也让我印象深刻。那家理发店在新开胡同北口东侧的位置，有上下两层，理发店的规模不小。姥爷会带我常去那里理发。和很多孩子相似，小时候的我去理发全然没有现在的享受和惬意，有的只是恐惧。

通辽市邮局在和平路和向阳大街交汇的地方，因为离家不远，所以也是我小时经常光顾的地方。姥爷当然有他的任务，他会给亲戚寄一些包裹，抑或是订阅一些杂志。我则没什么事情，那时的我喜欢在邮局看一会闲书，现在只能想起《故事会》了。当时的《故事会》幅面比较小，大约32开的尺寸。一本书也就30页左右。里面的故事天马行空，荒诞不羁，但是我倒是能看得进去。偶尔我也在邮局买一些明信片。我记得有一次我买了美国迪士尼乐园的明信片，那些由演员扮演的经典的卡通形象至今让我难忘，他们仿佛生活在自由王国一样。等到2018年我在奥兰多真地看到了那些卡通人物在表演，就感慨有一种理想照进现实的感觉。

我对和平小学也有着很深的感情，在学校里也经历了许多有趣的事情。

一年级的时候，每天姥爷送我去上学，从二年级开始就主要是我每天自己走路上学了。上学的时候，我一般会沿着向阳大街向西走到南北方向的民主路，向南走十分钟左右，最后再拐到新建大街上。放学的时候，我一般先沿着电业局正门向西走，在金属围墙的外侧种着很多杨树，初秋的时候，许多黄色的叶子会落下来。我和一起放学的同学王宗猛会捡起落叶，比一比谁捡的叶子的梗更结实。也有的时候，我们会去啤酒厂附近捡啤酒瓶盖和马赛克。

我带到小学的文具盒是一个长约二十厘米，宽约7厘米的铁质文具盒。文具盒上的图案是一个驾驶着宇宙飞船的孩子和在他身后紧紧相随的孙悟空。孙悟空是我的最爱，86版的《西游记》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

在和平小学我还闹过一个笑话。当我们考完试，老师发卷子时总要念一下学生的名字，学生走到讲台边把自己的卷子领回去。结果，老师脱口而出“玩光”，同学们都怔住了，因为我们班明明没有这个同学啊！结果，立刻，大家又都笑成一团了，那不就是“王元光”吗？所以，以后的时候，我经常会提醒自己把“王”和“元”写得稍微远一点。

姜丽同学在二年级的时候转来和平小学读书，她的妈妈在通辽市医院工作，有一次姜丽给每个同学都分了一个医院的小镜子，我也分到了一个，我看那个小玩意特别有趣。结果，没过多久，姜丽的妈妈发现了这件事情，姜丽也把那些宝贵的东西都要回去了。

和平小学旁边种的杨树上有很多天牛。我特别喜欢玩儿天牛。每次都会把它翻过来，天牛利用自己的触角再正过来，之后，我再把它翻过来……

在和平小学教我们班美术的孟老师，也是我美术课外班的老师，在三年级的时候，我和其他几个热爱版画的同学来到学校，用小刻刀雕刻版画作品……

因为入学的学生数量持续下降，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凝聚着我们多年记忆的和平小学不幸被拆除了，每次想到这里，我们都倍感惋惜。

小时候的我，学习之余，也有着不少的爱好与习惯，还有着自己独特的主见。上小学之前，我喜欢在家里看书。印象比较深的是《动脑筋爷爷》这套书，里面讲了许多科学启蒙性的故事。这套书是根据爷爷和孙子之间的科学对话而展开的，我对于书中关于蒸汽机的讲解，我至今还印象深刻。动脑筋爷爷就戴着一副很厚的近视镜，因此，很多时候，我感觉姥爷和我就是书中的爷孙俩了。

上小学时，我还特别喜欢玩“巧乐车”，这种车具有回力的功能，使劲向后一拖，一松手就可以在地上跑出好远。同学王宗猛送给我一盒橡皮泥，一共有12种颜色，我总是爱不释手，因为舍不得拆包装，最后竟然都过期了，也没有粘性了，实在是很可惜。

小时候我喜欢闲暇的时候看小人书，尤其是《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由于经常看这些骑马打仗的小人书的缘故，我也被这种艺术形式所感染，我特别喜欢画武将骑马的样子。在1987年的时候，我作为和平小学选派的选手还参加了在通辽举行的全市中小学绘画比赛，我给自己的画起名叫“万马奔腾”。我对自己画的马很有自信，结果可能过于大意了，在我画的万马中，有一只马的马头向后，似乎与其他马阔步向前的格调不匹配。或许也是这个缘故，我没有取上名次。但还是赢得了纪念品——一只黑色的瓷制的鸡。幸运的是，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我的这幅画至今还在我家里珍藏。

小时候姥家还有一个很大的圆形透明玻璃鱼缸，里面没有养鱼，却养了一只龙虱（水鳖虫），它是我的一个好玩伴，我写作业写累了，我非常喜欢看龙虱在鱼缸里面游泳时舒展地摆动四肢那潇洒的样子。

小时候，我很享受自己一个人独处的状态。下雨的时候，我喜欢看院子里的水从浅浅的排水沟慢慢地流出去；天晴的时候，我会在院子里用苍蝇拍打几只苍蝇，然后喜欢观察蚂蚁把食物搬回到家里的样子；晚上的时候，因为有附近路灯照明的原因，在姥家平房的小院儿里会吸引来很多甲虫，我就喜欢抓甲虫。

1987年的某一段时期，每个星期三下午，我们班整个下午都没有课。在一个同学的建议下，我和几个同学决定去南沙坨子爬日本人在伪满洲国时期留下来的地道。那些地道还比较深，里面也没有灯，我现在也忘了我们当时怎么就没迷路。结果等到老姨下班之后来接我回家的时候，自然没有发现我，全家人都特别着急。等到傍晚时分，我们在南沙坨子的地道里尽兴地玩完后，心满意足地回家之后，才发现全世界都在找我们。把大家都吓坏了。

在上小学之前，我就特别喜欢去逛离家比较近的新华书店。那时的新华书店也很简陋，只是位于明仁大街上的一个大瓦房而已。走进书店，朝西的一面墙上依次挂着马恩列斯的画像，显得庄严肃穆。那时的我个子很矮，因此柜台对我来说都是很高的。我在这里买过很多书，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套黑色书皮的《365夜故事》上下册。书中讲的故事很多都引人入胜，我每天都要看一会儿。这些故事有些与上学之后的语文课本有一定联系。因此，上学后再看到相关的篇目，就倍感亲切。让我现在都感到惊讶的是那时的我已经不满足于只是阅读书中的故事，对于一些故事，我都给出了自己的续写，例如有一篇讲述一个小女孩对家里面来的客人姐姐并不礼貌，偷偷在姐姐脸上画上猫胡子的故事，我对这个妹妹的做法很生气，于是就在篇尾给出了我的续写方案：那就是家里人要惩罚妹妹，把妹妹的玩具都送给姐姐……

我的调皮不仅限于举手告诉老师说我不想在明仁小学读书这件事。在二姨骑自行车的时候，坐在后衣架上的我就在想为什么脚不能够插到行驶中的自行车车轮里？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这一点和不听别人劝，而把胳膊伸出即将钻入山洞的火车车厢外的画家丰子恺惊人地相似。于是，我就被立刻带到了通辽市百货一商店旁边的北市场里，去一家正骨的小诊所，来治疗我的脚脖子。

上小学时，我特别喜欢下雨甚至希望下雨，这是因为我有漂亮的金黄色的雨衣以及对付雨天路上积水的超级神器——高高的靴子，和我有相同想法的同学不在少数。有一个雨天，有个同学在路上想试一下自己靴子的高度够不够，于是他到处踩水，结果踩到了深沟里，被灌了一靴子的水，当时就沦为了大家的笑柄。

还是上小学的时候，一天早上我见到一个人在学校门口卖一个可以反复写字画画的神奇的画板。这个画板吸引了好多孩子，现在的我当然已经想明白了，那个画板无非也就是用吸铁石和小铁屑做的。画笔就是一个吸铁石，可以把铁屑吸过来，就算是画画了。之后，再用一个打吸铁石再重新扫过屏幕，屏幕上的磁性颗粒又被吸到了一起，因此就可以再重新写字画画了。虽然在现在看来，那当然是小儿科了。但是在80年代中期，这绝对是响当当的高科技了。无独有偶，我认为那个时代的另外一种高科技就是计算器了。1987年的时候，我得到了人生中第一个计算器。那是在霍林河工作的贾舅舅送给我的，当年的他经常去浙江温州出差，那个计算器很可能就是从温州带回内蒙的。当时，他买的计算器受潮了，似乎无法启动了，于是就送给我了……我随手把它放在了火墙旁边，经常一段时间的烘烤，计算器竟然奇迹般地复活了。我试探地输入一些公式，计算器竟然立刻给出了正确的答案，这简直太神奇了。这让我爱不释手。这个计算器后来也伴随我很长时间。

记得1988年的时候，正在院子里洗衣服的姥姥问了我一个拷问灵魂的问题，"为什么时间会过得这么快？"， "那是因为你忘记了许多平时发生的事情，所以才觉得时间过得快"，我当时脱口而出就这么回答着。如今，我早已感受到了时间的飞逝，因为当时我们祖孙之间的对话已经悄然过去了超过36年，我早已不再是个儿童，现在正在向着年过半百而大踏步前进。虽然时间白驹过隙，但幸运的是，这个对话的两个亲历者都还健在。我姥姥今年八十八岁高龄，身体硬朗，她是我们家的一面健康旗帜。

我在上小学以前有一个很特别的要求是自己必须最先起床，不允许其他人超过自己。有一次，姥爷比我起得早，我要求姥爷重新脱掉外衣之后，还要重新上炕钻进被窝。只有我穿完了衣服，开心地向大家宣布“我是第一名”，这才允许其他人起床。或许这也是我的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吧。无独有偶，我在上小学时就表现出一种力争上游，舍我其谁的精神。记得二年级有一次期中考试，同学郭坤数学和语文两科考了个双百，我当时就非常不服气，下决心一定要超过他。于是，每天中午放学的时候，我都特意带上数学和语文书，等到期末考试的时候，我是全班唯一考出双百的学生。

在每天和姥爷在一起，耳濡目染，我慢慢养成了独立学习的习惯。时至今日，这种独立学习演变成了我自主寻找研究方向的习惯。在2016年的时候，有幸了解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顾险峰老师所创立的计算共形几何理论，就立刻被数学的美所深深震撼，在追随顾老师学习计算共形几何的征途上，我终于找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挚爱，那就是从事数学和计算机交叉学科的研究工作，因此我会一直坚持下去，我相信姥爷也会支持我的。

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春风也吹到了东北小城通辽。通辽市的一座座楼房拔地而起，通辽人的居住条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姥爷1988年在通辽市西北郊区的打靶场附近分到了一处二楼两室一厅的房子。在通辽北郊偶尔小住的我，特别喜欢在打靶场里找子弹壳，有长的步枪壳，短的手枪壳。把它们放到兜里，摸着鼓鼓的裤兜，听着金属碰撞的声音，别提有多高兴了。

我们家做过的最浪漫的事或许是在1989年大年三十这天晚上坐着258次列车去北京，本来终点站是西直门，结果我们中途在隆化车站又停留了一阵儿，为什么在这里会做短暂停留，我早已忘记了具体原因。之后，二姨，老姨和大舅去参观了董存瑞纪念馆。最终，我们坐火车终于来到北京站。那是我第一次到达祖国首都，那种兴奋感是难以言表的。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照的照片，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我们在北海附近的大姑姥家住了三天，之后又坐长途汽车到丰宁县三间房村。当时北京向北跨越燕山山脉的长途汽车还需要走盘山公路，还比较危险，这次旅途给了我超乎寻常的体验。姥爷对他的家乡三间房村怀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在1990年的时候又回了一次老家，那一次他和姥姥还带着表妹陈杨。

由于二姨家表妹陈杨的出生，姥爷也更加忙碌起来了，姥家的房子也显得更局促了。于是，我在和平小学念到四年级的那个寒假时，就离开了通辽市，返回科右中旗，在当地的第二小学度过小学阶段剩余的一年半时间。在1990年七月的一天，我和妈妈说了一下我还是希望能够在通辽市上学的想法。开始的时候，家里面给我联系好了通辽九中，后来竟然又联系好了通辽十一中，这的确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因为十一中在当时的通辽市，那是首屈一指的。能在这样的名校就读，我倍感荣幸，也下决心好好读书，不让家里人失望。后来，我惊喜地发现我特别尊敬的教我们班高中英语的谈鹤杰老师竟然也是在十一中毕业的，我们有着太多太多的共同语言。谈老师给我分享了很多十一中的过往，让我的思绪也一下子回到了从前的那个美好的求学时代。

我在十一中就读的班级是一年一班，班主任是姜伟范老师。因为我们班用的代数教材是实验性教材，讲的内容要更多一些，因此，课本和练习册都更厚。我们需要从印刷厂去买。买书的事情就交付给姥爷了。当姥爷把厚厚的数学书交给我的时候，恰好是上午做操的时间，我正在操场离校门不太远的地方。刚刚到十一中这么一个陌生环境就读的我，见到了家里人，心里面的滋味是五味杂陈。我当时很想和姥爷说我不喜欢这个陌生的地方，我想赶紧离开这个地方，但是我又感觉到了姥爷对我的殷切期待。最终，我没有说出口。那一刻，我成熟了不少。我下决心在十一中好好学习，让姥爷放心。

通辽市第十一中学坐落在建国路和中心大街的交汇处。从学校大门向西北望去，学校自北向南，依次有四排平房，每排平房大致有6个教室。在学校大门向东北望去，由近及远，则依次是花坛，单杠双杠区，水泥地的篮球场和沙土操场。在十一中，我们一班的教室在从南门进来的向北数第二排房子的最东侧，在教室的南侧有一个二十多厘米高的台阶，因为那时我每天都在听单田芳播讲的《白眉大侠》，满脑子里都是武林高手，所以，总是喜欢以很快的速度跳上台阶，还嘟囔着“飞身行跳上擂台”。

在十一中门口，每周四上午的十点左右的课间时分，我都会去校门口买一下每周出版的电视报。当时同学们都对电视报如获至宝。我在十一中还喜欢玩跑圈，那就是同学先去十一中大门口的水龙头那里接一壶水，然后到操场上从某个点向外面沿着渐开螺线的方向浇出一个圈来。中心处是一个“家”，起点处也是一个“家”。外面的人会用沙包来打在这两个“家”之间穿梭的人。刚到十一中，还有同学玩“骑驴”的游戏，也是石头剪子布，谁输了，谁就被另一个人骑，因此也就是驴了。

初中下午临近上学前，学校大喇叭就开始播放红色歌曲，这些歌曲曲风优美，歌词真挚动人，因此很有感染力。印象当中才旦卓玛的《北京的金山上》是我最喜欢的歌曲，或许那个时候的红歌也给我种下了艺术的种子。

李涛的双杠臂屈伸在班级里绝对是首屈一指，李涛虽然不瘦，但是臂力更强。只见他双手握杠后，肘关节慢慢弯曲，同时肩关节伸屈，当身体下降到最低位置时，双臂再用力撑起至初始位置，整个动作一气呵成，连续做二三十次不在话下。李涛和张强偶尔在一起玩双杠追逐，把大家看得都有点入神了。

也是在1990年的时候，姥爷又分到了一处三室一厅的新房，在新建大街临近通辽火车站的位置，紧邻人民公园的南墙，遥对着通辽火车站站前的大马雕像。这套新房还配套有一个仓房，仓房还有一个地下室，可以储存大白菜。在这栋居民楼的南侧有一个门球场，长约25米，宽约15米，那是离退休老干部们休息和放松的场地。姥爷偶尔也会去打打门球，不过那也只是权且当做锻炼而已了，由于视力的因素，他很难把球打进球门。有时，我也会在那里转转；有一次，我在门球场边还遇到了初中同学李新颖，原来她的奶奶家就在我姥爷家隔壁。我不禁感慨，世界实在是太小了。

我的初中同学贾丹住在建国路外贸分的居民楼附近，离姥爷的新家并不远。因此，从十一中放学回家的路上，经常是贾丹和我一起骑车。他那时特别喜欢骑车到通辽人民公园的东门处，在那里吃上几串羊肉串。当时，一串羊肉串需要三毛钱，我认为那在当时都已经是价格不菲了。贾丹也常来我姥家找我玩儿，主要也就是下下象棋。算来算去，他还是我的远房亲戚，最让我惊讶的是，他竟然比我还要高一辈儿。

冬天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紧邻实验小学的消防队门口总是铺满了一层冰，我和贾丹等同学在放学的路上会经过这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总喜欢在冰面上玩一会儿。因为冰面还比较宽阔，可以滑出去好远。

我上初中的时候才开始学英语，虽然接触英语有一点晚，但是我对学习语言还是很感兴趣，偶尔就在家里说上几句。借助于二姨给我买了小的录音机，我也偶尔听一下英语磁带，力图摆脱哑巴英语的尴尬。姥爷虽然没有学过外语，但是他对我学外语还挺感兴趣，我记得碰巧当时学的单词有几个是以s结尾，例如巴斯(bus)，格拉斯(glass)，所以，姥爷误以为英语中很多都是这样的单词，他也别出心裁地和我说一个新词"卡死"，但是我还不知道哪个单词对应于这个发音。

姥爷一向把自己的姿态摆得很低，从不摆架子。我在初中写的作业，需要家长签字的时候，他只会写上一个“看”字，而不是向其他家长所写的“阅”。我曾经为此还专门问过姥爷，姥爷说咱们的级别没有那么高，当然就只写“看”而不写“阅”了。

上小学的时候，姥爷对我的管理比较严格，上初中之后，因为我已经有比较好的自我管理能力，姥爷已经不怎么管理我的学习了。恰巧因为姥爷新分的这套房子安装有通辽市电业局的闭路电视信号，可以看到很多比较超前的电影和连续剧。在央视直到94年左右才广泛播放的《雪山飞狐》连续剧，我在1992年就通过闭路电视看到了。而我当时看到许多港片也是特别过瘾。初中时期播放的几部动画片，我都是完整地看了，包括《忍者神龟》，《机器猫》和《圣斗士星矢》。记得看电视连续剧《封神榜》的时候，最后两集的播放时间有一点晚，大约已经是晚上九点了。我请示了姥爷能否看一下电视，姥爷也同意了。90年代初，祖国的电视事业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由杨澜和姜昆（之后换成了赵忠祥）主持的正大综艺讲述着多姿多彩的世界各地，是学生们的最爱。而正大综艺结束之后的正大剧场演的这些外国片儿也特别受欢迎。我和同学贾丹都特别喜欢听翁倩玉演唱的正大综艺的主题曲《爱的奉献》。

初二的时候，我们班开始上晚自习。我在下晚自习到家的时候，已经有晚上九点多了。我也有一点饿了。姥爷总会事先用开水给我泡好方便面，就放在铝制的饭盒里。打开饭盒，那香味立刻溢满了房间，甚至我现在都能回忆起这种香味。90年代初的方便面制作工艺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现在方便面常搭配的肉酱包，调味包与蔬菜包当时一概没有。但是姥爷泡出来的方便面散发出来的香味充满着姥爷对我的爱，沁人心脾，让我至今难忘。

初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骑着二姨给我的凤凰26自行车去上学。每天早上，姥爷会提前检查一下自行车的状态，然后把它推到楼房北侧的仓房旁边。在晨曦中，我的自行车静静地矗立着，仿佛是一匹战马在等待着自己的主人。

91年的时候，二姨来北京去亲戚家串门，坐1467次火车回到通辽时因为已经是夜里一点多了，所以姥爷一个人去接的站。第二天给我看了一下二姨在北京给我买了的新书包以及一身牛仔服。但是我实在不爱穿牛仔服。初中的时候，我比较喜欢穿烫绒的衣服搭配戴套袖。时至今日，我对牛仔服也是敬而远之。穿着简朴的习惯一直伴随着我。

上初中时，有一次由隔壁的二班班主任刘桂云老师带着我们两个班大约120人一起去通辽市西北郊的双泡子放风筝。我的风筝是姥爷特意为我做的，骨架是竹子，蒙皮则是白纸。然而，当我得意地将自己的作品展示给大家的时候，却发现这风筝根本飞不起来，因为它也是有一点沉，此外，纸破了一点洞，也不兜风。刚开始我还略显尴尬，不过后来我玩别人的风筝还是很尽兴的。

我在上初二的时候，参加了全市组织的奥数选拔赛，并且成功入围，因此有幸参加每周日在通辽市光明职业高中校园里进行授课的奥数学习班。在通辽的奥数学校里，我被分到了三班，每学期的学习费用是30元。我的好朋友李涛在二班，他已经在这里就读一段时间了。教我们三班有两个授课老师，朱自芳老师来自河西实验高中，而石玉忠老师来自我的母校十一中。石老师是天津知青，我现在还能记起他带着满满天津味儿讲出来的“杨辉三角形”。我认为初中时代的这个奥数学习对于我的数学思维能力培养至关重要。记得老师讲的abc三个参数互相轮换的内容，例如a,b,c变成b,c,a，抑或变成c,a,b，这其实就已经包含了群论的思想。为我日后从事数学研究的相关工作，种下了热爱的种子。

还有一次，大约是93年8月份的一天，我和贾丹等同学去十一中附近的农业银行练轮滑，每只鞋上有四个小轮子，我穿上去别提有多神气了。我们就在农业银行西侧的平台上练习，我玩了一天，非常尽兴。我还想继续练习一下轮滑，但是到家之后，一和姥爷汇报，马上就被姥爷给叫停了。

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姥爷代表家里人去参加我的家长会。每一次开家长会，班主任老师对姥爷都非常热情。2024年7月我去拜访初中班主任姜老师的时候，姜老师对我姥爷直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开完家长会到家的时候，姥爷兴致都还很高，顺便还带回了期中或者期末的成绩单。当时的成绩单都是老师油印出来的，排版时都是老师手写上去的，我看到班主任老师当年的笔迹，还能够依稀感觉到老师当时的样子。多亏了母亲的妥善保管，我初中阶段的所有考试的成绩单都保存完好，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

在十一中度过了无忧无虑的三年时间，我在1993年7月参加了中考，我考出了564分，超过了一中的分数线。高中的录取通知书还是同学贾丹送到我姥家的。结果因为我的户口不在通辽市，在能否在一中上学这件事上，学校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最后，还是多亏了王克正校长的拍板，我最终得以有惊无险地进入一中学习。但是命运还是没有完全放过我，就在我还没来得及为能够进入一中而高兴的时候，就遇到了另一个也是更大的打击。就在同一年，姥爷查出了癌症，这对于家里人来说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本来姥爷要去医院做一下白内障的手术，但是手术前的例行检查却查出是癌症。大舅马上陪姥爷去北京看病，希望北京大医院能够医治好疾病。但当我们知道即便是北京的大夫对此也无能为力时，全家都陷入到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姥爷回通辽以后，就搬去通辽市二医院住了，因此大部分时间都就不在家里住了。二医院当时位于通辽市西部，是通辽市癌症治疗的定点医院。这家医院不大，二医院只有上下两层。姥爷的主治医生李大夫人很随和，对我们都很好。因为姥爷是离休老干部，级别还比较高，所以住在靠近东边的一个单间病房。在病房里，我又见到了姥爷，只是这次他不能像我以往心目中所想象的宽阔肩膀的姥爷了，经常性的放疗和化疗把他折磨得很瘦，他站起身都很困难，走路颤颤巍巍，经常需要别人搀扶，去上厕所都十分吃力。这对于深爱着姥爷的我来说，真是情何以堪。很多时候，我都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94年的暑假，我在姥爷的病房里住了一个礼拜，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较长时间和姥爷在一起了。姥爷在病床上给我又做了一个纸飞机。我对姥爷做的这种纸飞机实在是太熟悉了，因为从儿童时期开始，姥爷就会常给我做这种纸飞机。只是我没有意识到这竟会是最后一次了。我看到姥爷是生病的状态，他的手仍然是光滑而柔软的，两只手上面几乎没有一个茧子，完全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感觉。这双手曾经撑起了我们一家，如今他却被疾病折磨，想到这里，我不禁泪眼婆娑了。

虽然那段时间我的心里始终都压着一个大石头，但是也实在没想到姥爷离开我们会如此突然。但是姥爷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994年12月14日。由于我还在紧张地复习期末考试，我连姥爷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

曾经的我，总以为姥爷永远在我的身边，因为每次抬眼望去，姥爷就在那里。那时的我，从未想过曾经那么高大伟岸的姥爷会敌不过疾病而离我而去。正如一首歌中所唱到的"我们不慌不忙，总以为来日方长"，或许，那时的我总认为以后还有的是机会吧。姥爷生病以后，我才意识到人生的短暂，生活的残酷。我有太多太多的话想和姥爷说，我有太多太多的事想和姥爷一起做。然而这已经是早已不可能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实在是人生的莫大遗憾。

姥爷一共有两个奖章，在他的戎装照上都佩戴在军装上。在他晚年的时候，和我说这两个奖章，一个给我，另外一个给我的表弟，让我可以先选。我选的是抗美援朝纪念章，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颁发的唯一一种纪念章，也是中国全国性机构在抗美援朝期间颁发的仅有的两种纪念章之一。该纪念章为铜制，主体为五角星外围加放射光芒，五角上镶嵌珐琅。五星正中为毛主席左侧面头像。外围环绕麦穗，下方环绕绶带。绶带上写有“抗美援朝纪念”。纪念章背面刻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赠 1951”字样。纪念章上方有上挂，使用别针佩戴在衣襟上。此纪念章是采用毛主席头像图案的像章中制作机构级别最高的。这枚纪念章也陪伴我整整三十年，仿佛姥爷就没有离开过我，想到这里，我的眼眶已经有些湿润了。纪念章代表着姥爷曾经拥有的荣誉，这个传家宝会继续传递下去，正如七十多年前的姥爷一样，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朝鲜战场，我教育儿子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和智慧。

姥爷去世以后，家里面偶然找到他曾经整理的报纸剪报。有好几本，翻着这些由姥爷亲自粘贴的报纸剪报，我仿佛看到姥爷仔细阅读报纸，精心确定标题，小心裁剪报纸以及将报纸粘贴到白纸上。

姥爷是离休干部，原来经常去北戴河或大连疗养。我现在依然还保留着他去北戴河疗养时留下的景区资料。2008年的时候，我和太太去北戴河，虽然这是我的第一次北戴河之旅，但是在情感上丝毫没有陌生的感觉，我在重走姥爷多年前走过的路，仿佛在和姥爷进行着隔空对话。

小时候，姥爷唤我的时候，总是要喊 “光啊”，那是他对孙辈爱的集中体现，如今那个对我的称谓已经有三十年没有人叫过了。

就在十几天前，我偶然之间看到了姥爷亲笔写的工作履历表，那是从他参加工作开始一直到退休为止，我又看到了他熟悉的笔迹，那一刻，姥爷的形象仿佛又在我眼前复活了。姥爷最早是丰宁县农村教员，之后在1949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序列，入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四师独立旅二团迫击炮连。1951年9月~12月，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7军110师政治部宣传队，赴朝鲜执行修建机场和后方警戒任务。1954年从华北军区训练五团三营十连的岗位转业到哲里木盟畜产公司，一直到1984年7月离休。这是一份厚重的履历。姥爷入朝作战总时间虽然不长，但那是惊心动魄的一段经历。我在小时候虽然知道姥爷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但直到我长大，才意识到那场战争有多么残酷。这场战争对中国有多么的重要。尤其是2021年以来我看到了以《长津湖》为代表的多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影片，我终于意识到那场战争有多么残酷。当初毛主席考虑到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才做出了艰难的决定，让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事实上这场立国之战赢回了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久违的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姥爷以自己的身躯为伟大祖国的安全贡献了一份力量。

姥爷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以至于他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的确切出生日期。之后，他被过继给了其他亲戚。小时候他用铡刀的时候，还不小心把左手食指切到了，受伤还比较重，导致他长大以后手指都不能伸直。纵观姥爷的早年，他生活在兵荒马乱，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且入朝作战之后，回国转业在通辽市。自己为了这个家不知疲倦地工作了这么多年，结果离休之后也没有享几年清福，就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一点是让我非常遗憾的。

从姥爷去世的1994年到今年，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年了，这三十年我们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里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我也考上了大学，在北航度过了十年半的求学时间，现在在北京工作。或许，从某种意义上，我也是圆了姥爷的梦。因为姥爷出生与成长的地方离北京很近，姥爷也有很多亲属在北京。姥爷对北京也有着深深的感情，同时姥爷也希望我们作为晚辈能够考上大学，能够学有所成。

基辛格经常感叹为中国操劳一生的周恩来却没有看到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盛世。正如基辛格为周恩来感到惋惜一样，我也为姥爷没有看到我考上大学以及我们家以后的发展而感到特别可惜。姥爷对家里有着很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一心想让家人生活得更好，却因为肆虐的病魔而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回顾姥爷的一生，他一直对自己要求严格，做事谨慎，他喜欢安静，喜欢怀旧。从这些方面来看，我很多习惯都追随着姥爷。在饮食习惯和身体特征上，我和姥爷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都喜欢吃花生米而不喜欢吃东北的蘸酱菜；我和姥爷的牙齿都不太好，吃饭的时候总是塞牙；我和姥爷的视力都相对不太好，我们都很怀旧，很享受孤独；姥爷爱吃的枣泥月饼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最爱。从这些维度上来看，或许是我才真正继承了姥爷的衣钵。从做事风格到对待生活的态度。我都和姥爷如出一辙。因此从这一点角度出发，我是欣慰的，我继承了太多姥爷的特点。

2024年8月份李政道先生不幸辞世，他在生命结束前的几天对子女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永远是你的一部分，你永远是我的一部分。”这句话何尝不是姥爷和我之间的真实写照呢？在我的身上，到处都是姥爷的影子。我虽然和姥爷在一起的绝对时间并不长，只有十一年左右。中间还有一年半的上学时间是在科右中旗度过，但是姥爷对于我的学习习惯的养成，我的三观的建立，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如今姥爷辞世三十年，他的离开也带走了我的一部分快乐。

如果说我的求学之路比较顺利是源于我在小学和中学阶段遇到了非常好的老师。实际上，我觉得影响我最深的无疑还是姥爷。他也是我的第一任老师，是我学业的启蒙人，我取得的所有成绩都要归功于姥爷在我幼年时的引领。姥爷在参军之前就是一名老师，他对知识和学习的重视是发自内心的。正是因为姥爷有很强的历史感和责任感，给我创造出一个安静的环境，让我可以在这个环境中安静地观察这世界，安静地思考。

不知不觉之间，我回忆的字数已逾万余字，却仍然无法完整记录下姥爷和我的点滴往事与绵长的感情，我想对姥爷说“你在世的时候，我的时间被过多地分配给了学习，而忽略了和家人的相聚时光。我现在终于意识到了生命的短暂和亲情的无价，我已经更好地平衡了工作和生活的关系，姥爷，你并没有真正离开过我们，你始终生活在我们的心中，并且你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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