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历史学研究发展报告

文摘 2025-01-14 09:26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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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的历史学研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往开来、奋力开拓，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世界史以及史学理论等领域形成多个研究热点，取得诸多丰硕成果。

中国古代史

（一）先秦史

2024年的先秦史研究持续聚焦文明与国家起源、政治制度、思想观念、文献文本研究等问题，取得一系列新认识，体现了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历程、中国古典学重要成就等话题的关注。

第一，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李禹阶认为，史前社会权力起源于原始宗教的祭祀、占卜与天文、农业等公共服务功能。李笑笑、江林昌认为，江汉地区的苗蛮族群是在黄河流域三苗族群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深厚的黄河文化基因。王坤鹏认为，“禹迹”是新石器时代末期多个族群及相应文化相互整合的产物，具有政治、军事、宗教等多层面内涵，是三代之初广域国家得以形成的基础。

第二，政治制度研究。徐义华认为，禹和启在早期国家的基础上，经过强化天下共主观念，建立起中央王朝。曾一苇、杜勇表示，对贾里村遗址的研究可以揭示商代晚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状况，进而推测殷商的衰落过程和殷遗民的命运。晁福林认为，周代服制所显现的是一种开放思想，具有包容天下、统一天下的观念。

第三，思想观念研究。王震中认为，原始思维具有两重性，即逻辑思维与原逻辑思维交叉共存。王祁认为，商周时期天下观念可以用“五域天下观”来概括，“大一统”思想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发展历程。谢乃和、王思齐认为，孔子语言观的关注重心在于以“礼”调和人伦政治关系，力图通过语言文字上的“正名”恢复周代“礼言”下的王道理想社会。

第四，文献文本研究。朱凤瀚认为，新出青铜器使得西周早期诸王年代的考订已突破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年限，武王克商年有必要再重新考虑。张怀通认为，清华简《四告》与《尚书·立政》是共生关系，《尚书·立政》与《尚书·皋陶谟》是同源关系。陈民镇、党圣元认为，战国时代知识阶层在研习《诗》《书》等经典的基础上，创作出模拟《诗》《书》文体的篇章。

（二）秦至宋史

自秦汉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至宋代，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共同的思想文化，在发展儒学、玄学、佛学、理学中，形成了共同的民族心理和文化认同。以上问题，都是本年度学术研究的热点。

第一，国家建构与文化认同研究。杨念群阐释了“大一统”在中国历史上的流变过程及其现代性意义。刘壮壮认为，辽朝以后，处于农牧区交互地带的燕山南北成为推动农牧区整合、实现“大一统”国家建构的关键区域。李华瑞认为，元昊建立西夏有在西部统一的基础上重建华夏文明的举措，客观上起到了推进深度统一的作用。

第二，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周伟洲认为，“大一统”意识与实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根本保证。张鹤泉认为，北魏实施的赐客制对促进北方民族交融产生了重要影响。戴卫红认为，十六国北朝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尚永琪认为，十六国胡族政权对指南车的复原反映了胡族政权对华夏传统政治观念和礼仪制度的继承。胡祥琴认为，天文星占以曲折的方式传递了中原传统文化，促进了拓跋鲜卑的华夏化。

第三，国家治理研究。卜宪群认为，秦汉时期出现的治理理念与实践、公共工程建设与社会政策措施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的“治理型”特征。杨艳秋认为，“大一统”“民本”“德治”“治国先治吏”“革故鼎新”的思想理念构成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体系。侯旭东指出，西汉相府内丞相与属吏的关系镶嵌在仪节中，而非简单的命令—服从。楼劲认为，汉唐丞佐异多于同的状态反映了先秦、秦汉至隋唐相关建制和辅佐方式的深刻变迁。

第四，文明交流互鉴研究。李凭认为，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为世界文明树立了和平与文治的榜样，增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前列的信心。王子今认为，不同民族文化在汉代边疆的碰撞与交融影响了双方的生活和艺术。黄纯艳认为，认识作为文明形态的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演进路径和基本特性，需要结合中国历史自身特点揭示海洋文明内在的基本要素。

第五，新史料研究。张德芳认为，20世纪初以来出土的大量汉代简牍记载集中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晋文认为，悬泉汉简中“译骑”为两汉时期的民族交往和交融作出了重要贡献。荣新江认为，俄藏敦煌文献《唐开元二十九年（741）二月九日沙州大云寺授菩萨戒牒》上佛像捺印是迄今所见具有明确年代的最早雕版印刷品。刘进宝认为，《莫高窟六字真言碣》集梵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西夏文、汉文六种文字于一体，世所罕见。

（三）元明清史

本年度的元明清史研究中，关于大一统的讨论成为“显学”，国家治理中的边疆治理尤其受到关注，商业、商人及少数群体成为经济史、社会史研究中的新热点。

第一，政治思想研究。李大龙认为，在“大一统”观念的推动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在清代进入了“底定”阶段。朱浒、孙浩然提出，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双重维度下观察清代国家统一，才能充分理解清代在中国认同驱动下对“大一统”观的继承、改造与实践。刘文鹏认为，重塑“大一统”政治文明是清代历史地位的集中体现。邹建达、刘正寅、林枫从不同角度梳理论证了清代历史的继承性与中国的大一统。冯贤亮认为，明末清初的王朝鼎革引起华夷观、正统论与大一统观念的变化与重塑。刘凤云认为，清王朝在“新满洲”编旗的过程中完成了对东北地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吕文利认为，清初以因俗而治的策略把边疆地区纳入版图，真正实现了“大一统”格局。

第二，国家治理研究。方志远认为，“刑用重典”是明太祖朱元璋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特征。田澍提出，张居正认为“法无古今”，指斥不切实际的“法古”意识，明确主张“法后王”。张明富、侯捷认为，“通商亦富国之术”是嘉靖、万历年间形成的明代国家治理新趋向。胡恒提出，为因应“规模之累”，清朝发展出一套将政区科学分等并与官员调动、职务晋升、地方治理关联起来的动态体制。杨国桢、洪钰琳提出，明代邓茂七起义的溢出效应是引发县域治理体系的调整、底层社会结构的整合以及跨省域治理制度的创新。吴佩林认为，明清山东曲阜世职知县从不断受限到最终废除，折射出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加强和国家大一统的意图。赵思渊从“经世之学”“政治算术”“地方政治”三个视角审视了清代江南地方社会中的“政治之事”。胡箫白认为，考察由跨境流动促发的族群关系变动，是立体化理解明代中后期西部边区国家治理形态的关键视角。袁剑提出，必须充分理解和认识清朝边疆区域间存在的历史关联。田宓、宋瑞晨认为，从领催自身“小历史”的变化，可以管窥清代蒙旗社会“大历史”的转变。

第三，经济史研究。李伯重提出，在18世纪的中国，一个整合良好的全国市场促成了“康雍乾盛世”的出现。赖惠敏、王惠敏认为，北商贩售砖茶至蒙古地区的经济活动促进了商贸线路、物资交易网络和商业市镇的形成。魏晓锴提出，山西商人从明中叶起在蒙俄商贸中形成了以解决经商语言障碍为主要目的的外语读本经商教程。刘新龙、刘秋根认为，清代民国西北枸杞市场体系是传统市场内生动力与外向型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韩燕仪认为，清前期的食盐贸易是专卖体制下的竞争市场。蒋宏达认为，明清之际遂安黄册对查方式的传承与演变历程折射出州县与里甲之间的复杂关系。罗晓翔认为，明中后期宁绍地区的赋役改革、地方财政与湖田占垦之关系，展现出制度、行政与水利秩序之间复杂的互构机制。郭永钦认为，伴随官员调动和政区调整，清代县级地丁税数额也随之修订更新。

第四，社会史研究。常建华认为，清中叶僧人与俗家亲族、僧侣之间、僧俗之间建构了三个圈层关系。董乾坤、王大宁认为，明清时期徽州堪舆师通过风水知识的社会性应用扩展自身乃至家族的文化竞争力。郭睿君、李琳琦提出，分家书是清代徽州寡母家庭养老的保障。

中国近代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一）中国近代史

2024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既有传统议题的继续推进，又结合新时代的发展演变特征探寻出诸多与现实相关的议题。关注的问题较为广泛，形成的学术热点众多。学科理论探索不断深入，论证方法注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研究视野关涉跨学科。深度性和创新性成为近代史研究的主导性问题意识。学者们努力将近代史研究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深刻结合，从学术上贡献自己的力量，承担起时代使命。在近代史研究遍地开花的成果中，现择要选取“三大体系”研究、概念话语研究、中共党史及相关研究、“中华民族”观研究等几个领域，展现过去一年近代史研究的繁荣景象，同时也进行学术的回顾与反思。

第一，“三大体系”研究。马敏概括了自主的辛亥革命知识体系的突出特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史料为依据，以学术体系建设为核心，以大型专著出版为标志，以学术机构和学术期刊为依托。王宪明认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界要扩大影响，必须通过多种方式，努力走向世界，才能提升中国近现代史学界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李育民诠释了林曾平的《中国近代史》对构建近代史学科体系的重要性。付海晏认为，梁启超在20世纪提出的历史统计学是近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重要标识性成果。姜萌认为，“古音辨”初步攻克了“古音”这个传统学术“堡垒”，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出现打下了基础，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史研究的发展。

第二，概念、话语研究。李恭忠认为，概念史既可以是一种包容貌似平庸人物、文本的思想史，也可以是一种有思想高度和深度的社会史，还可以是一种通天接地、会通中外的文化史。郭卫东认为，东洋、西洋、南洋、北洋概念反映出中国人视野在不断望远，反映了中国人全球观的历史进路。黄兴涛认为，对月亮的新知传播、文艺书写、流行话语和中秋文化变革等主题进行透视，是理解近代人文之史变迁的独特面向。谢贵安认为，“革命”定义下的“中国近代史”概念及其著作，随着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军事胜利传播到全国各地。李金飞认为，“四万万”被用来形容中华民族等概念，成为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一个突出特征。

第三，中共党史及相关研究。杨凤城认为，融入大历史观是开拓中共党史研究领域视野与方法的重要方向。黄道炫通过对解放战争中小股力量出击的参与者个人资料的梳理，结合大的历史脉络，呈现一段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小事件。瞿骏认为，20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革命有诸多维度可以深化研究，情感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张德明指出，在华欧洲人士向世界宣传报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改变国际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误解起到了积极作用。孙扬以香港为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实践。在中共党史中，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一个重要领域。《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刊发专题文章就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史学成就等方面展开探讨。耿化敏、刘高元认为，吴玉章不仅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和主流化，而且为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作出先行性探索。杨卫华认为，抗战全面爆发后，马克思主义近代史研究为中共建构新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奠定了基础。

第四，“中华民族”观研究。关于近代中国的边疆民族问题，学者主要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展开。郑大华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转折点，这一转折点的基础是各族人民开始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马戎认为，对中华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如何巩固和再构建进行梳理，有助于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理论上形成共识。李政君认为，“古史辨”解构的是有关中华民族的传统或前现代叙事，而“中华民族是一个”则在此基础上构筑了中华民族现代叙事的起点，二者并不存在解不开的矛盾。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总体上在不断深入，学术界更加关注学科理论探索，改革开放史研究成为关注的重点。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外交史等各领域研究取得一定进展，得益于科技的发展，口述资料的数字保存以及档案资料数字化整理也取得了新进展，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史研究应进一步增强议题设置能力，结合新中国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加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阐释，主动引领学术界。同时运用好学术期刊等重要平台，更好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第一，国史学科理论研究。宋月红认为，加快构建“新中国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推进新中国史研究的学科建设要求，也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时代要求。郑清坡认为，“新中国学”立足于新中国史，而新中国史又是发展中的历史。左玉河认为，必须在厘清国史理论与国史学理论区别的基础上，重视国史学理论体系的自觉建构，为国史理论提供必要的认识工具。行龙指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已成为学界的共同话题。李文认为，《当代中国》丛书工程为新中国史史料的收集、保管、整理和利用提供了行之有效的体制和机制，为我们积累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林绪武认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以及大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也标志着改革开放史研究进入新阶段。

第二，政治史研究。张金才指出，近三十年来，中国当代政治史学科在人才培养、成果著作、交流平台、学科理论方面成果显著。李里峰认为，十多年来政治概念史研究的新进展，既体现为相关学术成果的大量涌现，也体现为以概念史研究为主旨的学术机构的设立、学术团队的扩大、学术刊物的创办、学术丛书的出版。周家彬等考察了“新时期”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复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第三，经济史研究。武力指出，以生产力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为标志的工业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现代化的核心。赵学军认为，当代经济史学科推进了20世纪50年代经济史、计划经济体制、“三农”问题、工业化等重大问题的研究。

第四，文化史研究。陈金龙认为，当代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时段逐步延伸、研究视域逐步拓展，体现了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优势。欧阳雪梅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不断拓展着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丰富了文化史研究的内容，推动了文化史研究繁荣发展。张星星指出，期刊是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提高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平台。

第五，社会史研究。朱汉国指出，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研究作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经过广大学术界同仁共同努力，取得了一定成绩。刘文楠、郭子健、赵国壮分别从烟、酒、糖的相关历史研究入手，扩大了社会史的研究范围和领域。

第六，外交史研究。王巧荣指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在一些领域取得的显著进展促进了当代中国外交史“三大体系”建设。张生等讨论了战后美国对外政策与琉球及钓鱼岛问题，通过琉球问题的演变说明了海洋因素对中国历史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孟庆龙梳理了近三十年来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世界史与史学理论

（一）世界史

在过去的一年中，世界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在深化具体选题研究的基础上，广大世界史学者密切关注宏观重大的理论问题，努力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探索编纂新时代世界通史的理论与方法，密切关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分析世界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以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历史借鉴。

第一，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于沛认为，建构中国自己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我们这一代世界史学者的历史责任和崇高使命。钱乘旦指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全面了解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各种信息，与其追求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得到国外认可，不如更关心如何跳出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和范式，应该强调如何建设自主的知识体系。王立新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我们仍然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思想启蒙，“洋为中用”和跨文化理解是中国世界史学科功能的两翼。杨共乐认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学必然走自己的路，“认识自己”永远是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前提与基础。晏绍祥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古希腊史研究的进展表明，学术的进步如同文明需要交流一样，也是在不同学科、不同学派、不同国家不断交流中逐步取得的。哈全安认为，原生形态的部落作为史前时代的族群形态和国家的前身，在人类历史的童年阶段具有毋庸置疑的普遍性。黄洋认为，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人的努力，中国世界古代史业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学科体系，在各主要领域都有较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建立起了世界古代史研究人才培养体系。

第二，探索世界通史编纂理论与方法。6月29—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暨新时代世界通史编纂的理论和方法学术研讨会”。与会人员围绕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历程与亚洲历史编纂、国别区域视角下的世界通史编纂、通史编纂的理论和方法及历史研究中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等议题展开讨论。与会学者一致认为，编纂新时代世界通史既是呼应时代的盛举，也是我们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时代担当。世界通史编纂应以纵通、横通、汇通为目标，对编纂体例、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周全的顶层设计，注重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如何破解欧洲中心论。

第三，关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韩建业认为，早期中华文明、西亚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相似的文明化进程，主要缘于亚欧大陆相似的气候演变规律，也与文化交流存在一定关系，三大原生文明在文明化进程中也呈现诸多不同。张国刚认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丰富发展，从而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张西平认为，研究中国历史一定要将其放在世界史的脉络中，探究在文明互鉴中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演化的特点与规律。刘景华指出，接纳与吸收外来因素，对中古欧洲文明起着巨大的正向促进作用，从文明互动这个维度来看，中古欧洲是大大受惠于外来文明因素的。

（二）史学理论

史学理论研究领域继续关注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在相关方面的研究仍是重中之重。

第一，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张越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呈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新面貌，为掌握史学自主话语权奠定了基础。陈东川认为，史念海将自己数十年的治学理念与学术价值观凝练为“有用于世”四个字，这是他毕生坚守的学术信念和学术规范。

第二，历史学界在重视本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同时，放眼域外，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进展也相当关注，表现出宽广的学术胸襟。张忠祥认为，马克思主义推动着非洲历史研究走向深入，非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复兴是完全可能的。王迪认为，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历史研究相结合，构建真正的拉美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其必须直面和解决的问题，昭示着拉美马克思主义史学正孕育着新的学术生机。王超通过考察战后初期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民族问题的探讨发现，日本近代史领域的学者严守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坚持民族是在近代产生的主张。吕一民提出，长期由年鉴学派占据主导地位的战后法国史坛，20世纪晚期出现过一次“批判转向”。庞冠群认为，根据布罗代尔的认识，应从长时段研究地理、社会和经济现象，揭示其持久性、周期性，从而在历史进程中找到一些规律。

回顾与展望

2024年的历史学研究问题意识清晰，涉及内容丰富，创新价值明显，时代特色突出，较好处理了史料与思想、现实与学术、微观与宏观、继承与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重点在“大一统”“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国家治理”“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等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这些成果折射出新时代中国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繁荣发展、百花齐放的生动图景，不仅深化了对具体历史问题的认识，而且促进了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进步。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历史学者是历史的记载者、研究者、创造者和参与者，深刻的社会变革与宏大的实践创新为历史学家认识历史、反思历史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过去一年的史学研究在打破西方史学话语体系迷思、超越欧洲中心主义陷阱等方面已经迈出了坚实步伐。在此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提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学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还有很多扎实细致的工作有待开展。展望新的一年，我们期待着中国历史学界更好地处理守正与创新、实证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继承发扬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推出更多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在当代学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监制：樊学兵统筹：徐连生

审校：关露露责编：许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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