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五七干校”
1968 年，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成为中国第一个以此命名的干校。在这之前，1966 年 5 月 7 日，毛主席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做出指示，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指示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出台后，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1966 年 8 月 1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社论。随着后来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受到毛主席的肯定后，各地开始纷纷仿效。当时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大批国家机关在内的单位先后在河南、湖北、江西等 18个省区创办了 105 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 10 多万名下放干部、3 万家属和 5000名知识青年到干校学习。而各省市地县办的五七干校更是数以万计。
而在河南，国家机关创办“五七干校”最多的地方则是在信阳。《信阳地区志》记载：1968年至1969年春，“中央、省直机关和部队的31个单位到本区办‘五七’干校和农场”，至1969年5月共“有11000名干部到干校‘劳动锻炼’”。据调查，中央直属机关在信阳的“五七干校”主要集中分布在罗山、息县、潢川三个县，平桥、浉河、淮滨有零星分布。而在这些区域内，又因为息县的“五七干校”下放了众多的文化名人和经济学家等，最为外人所知。
1969年11月，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的钱钟书、杨绛、俞平伯、顾准、骆耕漠、吴敬琏等100多位文化名人，被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劳动，与河南结下了不解之缘，钱钟书的《管锥编》、杨绛的《干校六记》就是在这孕育而成的。
杨绛与《干校六记》那段岁月，让杨绛刻骨铭心。杨绛曾经说，她和钱钟书在“五七干校”度过了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光。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影响深远。1981 年，杨绛根据“五七”干校的亲身经历，写成纪实散文集《干校六记》。《干校六记》由《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和《误传记妄》6 篇散文组成，反映她在息县东岳“五七干校”种菜、干活以及与丈夫钱钟书在一起的难忘经历。《干校六记》曾获 1989 年全国首届优秀散文（集）奖，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内外反响很大。
俞平伯是一位久负盛名的学者、作家、批评家兼诗人，他以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双重建树，成为“五四”运动以来为数不多的鸿儒。在息县一年多的生活里，俞平伯共创作了近百首诗词，具有代表性的是《息县杂咏》、《纪东岳事》、《至日》等，其中七言长诗《重圆花烛歌》还在香港单独出版。这些诗词描写了息县农村的田园风光和风土人情。
顾准是一位会计学家、经济学家，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家。1956 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后，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被吴敬琏称为“中国提出市场经济的第一人”。在息县期间，他写下了 20 万字的《息县日记》。他在《息县日记》中写到：“此次来息县，对千里淮上有了一番新的认识。‘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要米有米，要面有面。’这是息县的民谚，实际情况也确是如此”。不仅如此，他还具有前瞻性地关注三峡建设、黄淮海开发、西部开发、人口与发展等问题，这些在他的《息县日记》中都留下了大量笔墨。
在干校呆过的就有诗人臧克家。1969年11月30日，臧克家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参加劳动，他在这里度过了三年，于1972年回到北京。他将下放到“五七”干校这一天视为生命史上的一座分界碑。他在的诗集《忆向阳》的序言这样写道：“这以前，我把自己局限于一个小天地里，从家庭到办公室，便是我的全部活动场所。身体萎弱，精神空虚。上二楼，得开电梯，凭打针吃药过日子。”
然而到了干校后，“小的个人生活圈子，打破了，把小我统一在大的集体之中。在都会里，睡软床，夜夜失眠，而今，身子一沾硬板便鼾声大作。胃口也开了，淡饭也觉得特别香甜。”
当然，世事都有两面，有人赞，有人贬。这其中就有被人称为大学者的季羡林，他写了一本书叫《牛棚杂忆》，他所指的牛棚其实就是五七干校，也就是说五七干校在他眼里被视为牛棚。
总之，五七干校是一段特殊的历史，就社会主义而言，五七干校的积极性不言而喻，它反映了毛主席的治政理念，如防止修正主义，要求密切联系群众，干部必须下放劳动等等，它既具有明显的时代性，也有深远的前瞻性。在今天看来，都是积极的！
